首页 -> 2006年第5期
走出了“霍布斯时代”？
作者：程亚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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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交通大学年轻的国际政治学学者郭树勇先生，近年在潜心教学、研究和著书之余，立意要把活跃在当今中国战略学界的那些有代表性的专家学者们的思想，汇成一个集子，以便为我们把握激变时代的思潮动向，提供有代表性的文本，也为中国未来发展开发智慧资源，尽些个人之功。如今这本取名《战略演讲录》的集子，已由北大出版社惠印。仔细拜读，感觉此书来得“正是时候”。
大概早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开始，中国人对于国际问题的兴趣陡然增长了起来。我想这与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有关。当时美国与南斯拉夫开战，美军导弹击中了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一时间举国哗然，群情激愤。恰好那时中央电视台也对以往的新闻节目播出方式有所创新，让各种专家学者走上荧屏“现场直播”。国际政治、军事和战略领域的专家学者对战争进行“现场解读”，芸芸大众通过电视就可以对远在万里之外的战争和战场“即时感知”。这刺激大批观众来观看央视和凤凰卫视的政治、军事类的新闻评论节目，也使那些走进荧屏“现场解读”战争的专家学者瞬间成名。
科索沃战争仅是开端，进入新世纪后，接二连三发生的几场事件和战争，如“9·11”事件、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更是持久地吸引了人们对于国际政治和战争问题的关注。有心的人会注意到，诸如《环球时报》、《国际先驱导报》和《世界新闻报》这些专门报道国际时事并进行及时评述的纸质媒体，是在上世纪末时才陆续出现并在短短时间内赢得大量读者的。据说《环球时报》目前的发行量已达一百余万份。而电视媒体亦如是，国际时事及相关评述是现在最受欢迎的节目之一。
表面看来，是在中国之外发生的那些突发事件的火爆场面、所具有的电影效果，才使在身其外的中国获得了“眼球”效应。这样来看中国人的国际关怀，好像有些道理，不过，要面临的一个诘难乃是，在科索沃战争之前，世界并不就是一片和平，也冲突和战争频发，但那时中国人对中国之外发生的那些大小事情，却显然不像今天这样热心。其道理又何在呢？
书中张文木的演讲《经济全球化与中国海权》，似乎对此提供了一点解答的线索。在张文木看来，无论世界也好，中国也好，都已今非昔比，其中最大的变化在于：世界经济分工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已经历大幅度调整，经济全球化已席卷地球每一角落；而中国也已走出以往的计划经济时代，走上了作为第二发展阶段的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历程。在主动加入了经济全球化的合唱后，中国经济成了世界经济的有机组成部分。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相比，今天的中国恍若已成另一个国家，二十余年前对外贸易对中国经济仍无足轻重，只占GDP的一点零几，而到了1999年，中国经济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便已达到百分之四十，近及2005年，更已达到创记录的百分之七十。与此同时，支撑中国经济增长的资源，特别是油气和铁矿石资源，也早已不能自给，而要依赖世界其他地方的供应。
用八个字来概括这种变化，可以说，中国与世界以往是“彼此离散”，而现在则是“相互关联”。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结果，就是中国的经济发展已不再简单只是中国问题，同时也成为世界问题，也就是说，“中国的历史从此才成为世界历史的一部分”。在“彼此离散”年代，中国关起门来搞建设，经济基本自给自足，外部世界的风吹草动，对中国国家发展没有太大影响。如今中国全面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世界与中国“相互关联”，中国之变必定连动世界之变。而世界之变也必定牵引中国之变。处在经济全球化漩流中的中国人，还能不“睁眼看世界”吗？
不仅中国人不能不多留心世界，其实，反过来也一样，世界对中国的关注也越来越多并且与以往显著不同。从战略的角度看，持这种看法的人与时益众，那就是：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影响国际事务和世界战略格局的主要是两件大事：一是能源政治的凸显，另外一个就是所谓中国“崛起”。冷战在欧洲结束以后，世界特别是一些大国把目光聚焦到中国，是与中国在同期内对世界经济的影响力提升相同步的。两极体制刚刚崩溃的1992、1993年间，一些国际组织就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方法，认定中国GDP在世界的排名，早已进入前七之列；更有甚者，干脆一口咬定，中国只比美国、日本落后，而排在第三。中国经济“崛起”也在那时候开始在世界各地辗转流传。及至进入新世纪，这一说法已不再是“传言”，而的确已为事实。因为仅从GDP来看，根据中国自己的统计数字，2004年中国便已排名世界第六，而到2005年，更以二点二万亿美元的GDP而位列世界第四。
从中国自身来看，这一成就殊可自豪，又来之不易。稍有历史感的人都会知道，1840年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乃亚洲朝贡体系中的“天朝上国”，之后因为战争的接连失利，国家竟然一步步陷入衰落乃至最后王朝崩溃甚至政权分裂和政治动荡，及至1949年才得以重新统一。其间多少奔波多少屈辱！置于1840年以来的历史进程中，短短百余年间，中国经历了由“天朝上国”到“普通弱国”再由“普通弱国”到“普通国家”的几度变迁。
相对于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的“求存”（保国保种与重新推进国家统一），二十世纪下半叶的“求强”（国家初步实现统一后防止再受侵略），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以来的中国，大致可以认为进入了“求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阶段。这一阶段并不是对以往“求存”、“求强”目标的简单扬弃，而是将前两者一并纳入了“求富”目标的统一性追求中，使“求存”、“求强”与“求富”之间互相关照相互补充。由于把社会各领域的全面发展提上了议事日程并且已得以有计划有步骤地具体落实，处于建设小康社会的中国，事实上正在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经历着新一轮的文明复兴。
中国的文明复兴具有和平底蕴，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内与外所发生的那些战争，无一不在战略上具有被动防御性质，是为国家安全而不得已采取的应战性举措。然而，不是所有人都对中国“崛起”作如此理解。世界政治归根到底是一种权力关系。对于大国来说，敏感的还是相对实力的升降。中国在经济上的“崛起”，在一些国家看来，肯定会连动产生政治、军事效应，将修改国际关系，挑战霸权国家，打破世界力量平衡，颠覆现有国际秩序和世界战略格局。这种判断也并非纯粹意识形态因素使然，而有西方国际政治学的知识依据。世界政治的变迁一般都是从经济与技术发展的不平衡始，即一国经济总量的相对增长、技术能力的相对提高，是大国战争和国际政治生态变迁的基本动力，因为“就国际体系而言，财富和权力或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始终是相互联系的”。保罗·肯尼迪、罗伯特·吉尔平和米尔斯海默等美国国际政治学名家和现实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者均持此说。最近米尔斯海默的著述《大国政治的悲剧》，地道地坚持进攻性现实主义主张，认为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美国宜未雨绸缪。
从现实表现来看，中国经济“崛起”和文明复兴，也正在世界一些地方引起戒备。有心的人会记得早在十余年前的1992年前后，那时一边是一些国际组织高声惊呼错估了中国的GDP，另一边“中国威胁论”之声便已不绝于耳。日本、美国是对此聒躁最多的国家。之后美日加强同盟关系，美国军事部署由以往重在欧洲而往亚太区域调整，其针对中国的意图日益明显，动作也接二连三。今年新版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干脆已将中国列为“新兴强权国家”。
如上种种，浴火重生的中国业已大大发展了，但在正在展开的新的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国际性压力能说为小吗？如何应对在经济增长稍有所成后，世界其他大国对中国的猜疑，以及可能发生的或大或小冲撞，以保障中国文明复兴的顺利进行，这已成为当代中国人不能避开的一大问题。在这种也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情势下，对内对外的总体上的长远筹划，显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了。而这种总体性的长远筹划，就是战略。没有战略或者战略视野短缺的国家注定其行不远，因为“战略的贫困是民族的大敌”。对于任何国家和民族来说，文明复兴都要有两个轮子，一个是哲学，另一个就是战略，两者相得益彰才能保国家长治久安。“国之大事”从来不是儿戏，不虚心谨慎精细斟酌，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几亿十几亿人的荣乐毁损，就会在“纤绳上荡悠悠”，随时都有失足堕落之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