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学者为人
作者：王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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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海宗之死》在今年《读书》第一期发表后，一位网友对文章提出了尖锐批评，指出“须知大学者之为大学者，其学术进路与为人之道是相通的，他的学术特色就是他做人的性格”，“作者对于中国知识分子，不懂，很难体谅中国知识分子那种既心雄天下又澹泊人生的态度。而雷海宗，不是傅雷那样的硬，也不是老舍那样的刚，他不可能成为一个悲剧式的‘文化英雄’，很大程度上，他的悲剧是时代造成的，而不是他的个性”。不能否认，每个大学者的学术进路与其为人之道或有相通，但一个人学问的深浅未必会与懂得做人道理的多少成正比。而我对所谓的中国知识分子“既心雄天下又澹泊人生”的情怀基本上不认同，既然已具“心雄天下”之志，那又如何能同时兼具“澹泊人生”的心态。在我看来，在中国但凡可以称得上知识分子的人，大都怀有“用世”之心，即便在“心雄天下”不易实现的时候，也会努力让自己的人生多活出些色彩。“心雄天下”和“澹泊人生”本来是两种人生态度，一个人恐怕不能同时兼备，即便出现可能，那么这两种人生态度估计呈现的是一种此消彼长的状态，它们之间的相互转换大概也是在其从庙堂退居江湖以后发生的。而且这两种人生观对于知识分子来讲都偏重于理想化，毕竟大多数学人身上所具有的世俗色彩重于理想色彩。
说到学者的为人处世，尤其是大学者有时会不同于市井中人，那是因为他们为人和处世的方式、态度可能会围绕着自己或他人的学术行为而发生变化。从理想化的高度看，学者的为学与为人应该是统一的，然而所谓的“为学与为人相统一”其实就是老百姓常说的“做人与做事要一致”，道理是一样的，因为学者要做的事情不就是学术么。但在现实世界里，从古至今，知识分子之间因学术问题而生的龃龉，甚至是蝇营狗苟之事并不少见。若以大学者的“学术特色就是他做人的性格”论之，虽是有一定的道理，但也难免存在失之武断之嫌。读到那段关于《雷海宗之死》的批评文字的时候，刚好读完李卉、陈星灿编辑的《传薪有斯人——李济、凌纯声、高去寻、夏鼐与张光直通信集》。对其中李济函张光直的一段文字颇感“共鸣”，李济称“我不太理解你对夏鼐文章的评论！我不懂你这样的话：‘夏是当代的圣人。’我很难找到任何一段话、一句话的内容或这篇科学报告的风格和作者人格的丝毫关联。就写作而言，一位圣人也可能会写得和罪犯一样坏，或者一样好。我希望你能在下一封信里花点时间把上面那句话解释清楚”。尽管在这部集子中未能收录张光直的回信，但有关这一问题的讨论，想必师生间是有过一番书信往来的。个人虽对“文如其人”、“读其文，想见其为人”之类的说法也不是完全认同，但却承认诸如书信和日记一类的文字有“知人”之处，毕竟，透过这些文字还是能读出一些学者真实的性情。读学术通信虽略感有些枯燥，但将文本细细阅过一通后，也会得到有意思的收获。《传薪有斯人》将两代五位学人各自的为人为学不同侧面比较真实的反映了出来，使人由此而感受到这四老一少两代学人间如父子、如兄弟的脉脉亲情，师弟子间不带功利色彩的师生情谊。李、凌等老一辈学者之于如张光直一辈的年轻学者，所给予的不仅仅是学术上的指导与教诲，同时他们也近乎一致地流露出对晚辈们情深意厚的长辈之爱，所谓“传薪有斯人”竟如此真切地表达出前辈学者对后辈学人所寄托的殷切希冀之意。
李济所函张光直信件的内容除了论学之外，笔下流露最多的便是对时在美国求学的张氏的殷盼之语，他强烈地希望其能早日学成归来。1956年5月一函有言，“高晓梅先生告诉我说：你有意到史语所，我听了很感安慰，这一机构是值得维持下去，但能否？却要靠你们这一辈子［人］了？我希望能约几位志同道合的青年学者回来。美国虽好，不是青年人久恋之乡。奉赠此语请牢记”。一年后的5月，眼见史语所人才缺失严重，李济内心焦灼万分，再次致函张光直，“南港的人要走了半空了”，“我很恳切地希望你明年暑假能回台湾来加入史语所；若能跟Movius跑一次法国，就从法国直接回来。现在的南港，是很可爱的一个读书环境”，“我希望你明年暑假能回来。不要再留恋美国，美国自然是可留恋的，但做学问是要自己开辟一个境界的。跟老师只能学方法找门径，此外都要靠自己努力”。求贤若渴的李济为将“傅孟真先生卅年前所燃起的这一把新史学的圣火负责传递下去”，一再恳请张光直留心联络在美修习文史语言、考古及人类学而且是“愿意真心做点学问”的有志学成归来者，以便日后延聘。李济信中文字不时也会流露出暮年心态，令人略微感到一丝悲凉。他自称“替各处服务的机会将更有限了”，所以最亲切的希望则是，要帮助“年轻力壮又有做学问志趣”的青年接续起前辈学人传下来的薪火。作为李济寄望最深的青年学者，张光直也受到凌纯声等老辈学人的格外青睐，并被凌引为“第一个知己”。凌本人亦多次向张光直剖陈心迹，“我们做的是创导的工作（Pioneer work），你能发扬光大，幸如何之！我希望青出于蓝，学生的成就大于先生，中国的学术，才能有进步”。不惟对张，对于其他青年学人，凌纯声也同样寄予厚爱，给予热切的关照。每有青年学人获放洋进修机会，他便倾力援助，“我从远处着想，为青年的前途，当然要助其出国”；“（任）先民同学本年度未曾申请奖学金，他四年来由于实地工作，近来学问进步甚快……民族所开时仅（李）亦园、李卉、先民三人，同心协力，打下基础，三位开所元勋，二李均已出国，希望先民亦能来美深造，此乃纯之一大心愿，请你们多多帮忙”。凌先生不遗余力地鼎助青年学者赴美深造，其实本意是要为中国学术培养来者而添一份微薄之力。他对当时中国学术的前景亦有所深忧，“纯年已六十，虽常在病中，只得勉力维持，希将这一担子，早日交与你们下一辈的青年人”。李、凌等人片函内的文字虽短，却寄托了他们对中国未来学术的深长忧思。
然而，一部通信集并不只反映出新老学者间的纯正情谊和老辈学人的风范，一些信函还透露了发生在老辈学者间些许不睦的实情。老辈学者因了某些学术行为而产生的矛盾以致冷面相向，在为人与处世上表现得少了些雅量与公正，而多了些对个人得失的计较和争执。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高去寻写给张光直的一些信函，对此类事情多有所反映。他述说了凌纯声、芮逸夫、李济间发生的一些摩擦和不快，这些史实为后人了解“大学者”的为人之道提供了一个小小的观察“窗口”。而至七十年代初期，学界气象虽渐趋繁荣，学风却似不比往昔。1970年，时任台湾中研院民族学研究所所长的凌纯声面对繁琐的行政事务颇感疲惫，而令其更为不快的是，还不时受到学术同人的无端指摘，“升等问题，某君太太几闹出人命；丘其谦在美进修，依例不能升等，来信大骂，并侮辱我的人格”。只短短十数年，台湾学界中种种不良现象日趋暴露于阳光之下，一些学人赤裸裸的世俗之争也日渐表明学者的斯文不再。
回到通信集的话题，似如编者所言，读几位学者间的通信，就像是“站在客厅的一角，默默地听他们对话”，对于后人来说，那情景乃是“非常有趣的”。之所以有趣，亦是因为在这样一个情境中，很容易让人横生出许多滋味，一来，人们可以感觉到“大学者”为人“可爱”的一面，即从中能读出李济对于学问的严明和对中国学术前景的焦灼；也能“聆听”到凌纯声与弟子间的坦诚心声；还能感受到高去寻做人的憨直和谨慎……二来，透过这些文字可使人窥见大学者们对世俗的荣辱及利益之争，此一点最有深意。学者为人难免会有微瑕，本是无可否认的。高氏信函中所述的凌、芮交恶；凌、李摩擦；再至凌、芮复交等一幕幕学界悲喜剧，其实乃是学者为人不同侧面的真实反映。老辈学者因学术歧见和学术资源分配有异而起的矛盾虽可弥合，但因其间还羼杂有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与民族所两派学人的意气之争、门户之见、人事纠葛等不一而足的原因，即便是复交后的学人关系也会时常令人有所担心。“究竟将来如何殊难预料。假如芮公在耶鲁搞的那每年四万美金津贴的计划成功了（幸亏没成功），恐怕现在南港已经是打得天翻地覆了”，这些颇含隐意的文字，其中的深味也只有待读者自己细细体会了。对于这种龃龉，老辈学人似乎也羞于谈及，高去寻很为无奈地称，“我对于李、凌、芮闹别扭的事都是无干的，超然的，但是我有一种看法，是凌、芮既已交恶，不能再让凌、李交恶，为天下人所笑。我愿意为民族学着想，使中研院有一个像样的民族所存在，不愿意史语所还有一个不死不活的民族组。中研院有骈枝机构存在是充分表示出中研院有人事纠纷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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