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一个没有失败的“失败者”
作者：黄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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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现代史上，和置身于风云激荡大时代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张君劢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曾被国民党政府绑架和软禁，却又一度是蒋介石的座上宾；六十一岁生日时周恩来曾送给他一块“民主之寿”的寿匾，但时隔不久，他却进入了中共开列的“头等战犯名单”中；他是民盟的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但最后却和他组建的民主社会党一起被勒令退盟；他深受西学洗礼，掌握和精通三门外语，却拒绝用白话文写作，并成为新儒家的一大重镇。
张君劢和近现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是个在政治和学问之间左右摇摆的人。不过，张君劢也自有其独特的一面，这就是，他对政治和学术的兴趣始终是打通的，他热衷学术，但始终想着怎样为现实服务，投身政治，又在想着这种实践能结出怎样的学术果实。他并不像丁文江等人那样，有一段时间特别钟情于政治，一旦失望就又在学问国里沉潜一段时日，过段时间说不定又会将兴趣转移到现实政治。张君劢这一特点或许与他的学术专业有关，法律和政治学本身就是和现实紧密结合的学问。他自己对此也有剖白，“求学问是为改良政治，是为救国，所以求学问不是以学问为终身之业，乃是所以达救国之目的”。
张君劢对法律和政治学的兴趣仿佛出于一种天性。在二十世纪初的西学东渐大潮里，张君劢被家乡江苏宝山县选为官费留日生，于1906年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本来宝山县给他官费，是叫他和当时多数学子一样学习理化，然而他一到日本便改学法律和政治学，并为此付出了失去官费的代价，几乎陷入生活无着的窘境。他对现实政治的热情也似乎是一种天性。因得罪了袁世凯，他1913年跑到德国留学避祸，对正在欧洲大地上爆发的一战，研究得正有兴头，可是由于袁世凯的复辟，梁启超一纸电召，正在撰写博士论文中的张君劢居然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匆匆踏上了回国的路。这可以见出张君劢的特质：到政治场中流击水，始终是他关注的第一位。
说到张君劢和梁启超的关系，其中情事倒可活画出张君劢其人的真性情。当年张君劢在日本留学，正是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在留学生中风行的时候，作为舆论界巨子的梁氏颇让年轻的张君劢折服，这时正好因失去官费生活无着，于是转而给《新民丛报》投稿赚取生活费。读梁氏文章，给《新民丛报》撰稿，张君劢在思想上不能不受梁启超的巨大影响。在立宪派和革命党的大论战中，张君劢也贡献了一些主张立宪反对革命的文字，并因此成为梁启超的坚定追随者。终张君劢一生，他对梁启超都是以师相事的，思想观念、组党等且不必说，仅生活小节上，二人亦十分投契。1922年11月，已从现实政治中息影的梁启超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因酒醉后伤风得病，据医生言，心脏稍有异状，追随梁氏的张君劢谓为脑充血，因迫梁停止课外讲演一周。据梁23日给梁思成的信里说：“张君劢硬说我有病（说非酒病），今日径约第一医院院长来为我检查身体。据言心脏稍有异状，君劢万分关切。吾今夕本在政法专门有两点钟之讲演，君劢适自医生处归，闻我已往，仓皇跑到该校，硬将我从讲坛上拉下，痛哭流涕，要我停止讲演一星期，彼并立刻分函各校，将我本星期内（已许之）讲演，一概停止。且声明非得医生许可后，不准我再讲。我感其诚意，已允除本校（东南大学）常课外，暂不多讲矣。彼又干涉我听佛经，我极舍不得，现姑允彼明晨暂停一次。”〔1〕29日给女儿梁令娴一信中又说：“张君劢跟着我在此，日日和我闹说：‘铁石人也不能如此做’，总想干涉我……那天晚上是法政学校讲期，我又去了，君劢在外面吃饭回来，一见大惊，一直跑到该校，从讲堂上硬把我拉下来，自己和学生讲演，说是为国家干涉我。再明日星期五，我照例上东南大学的讲堂，到讲堂门口时，已见有大张通告，说梁先生有病放假，学生都散了，原来又是君劢捣的鬼……神经过敏的张君劢，听了医生的话，天天和我吵闹，说我的生命是四万万人的，不能由我一个人做主，他既已跟着我，他便有代表四万万人监督我的权利和义务。……君劢气势汹汹，他说我不听他的话，他有本事立刻将我驱逐出南京，问他怎么办法？他说他要开一个梁先生保命会，在各校都演说一次，不怕学生不全体签名送我出境，你说可笑不可笑……”〔2〕一个做事认真、性格倔强、笃于风义的书呆子形象跃然纸上矣！梁启超感动之下赶快写信给女儿，问“可笑不可笑”，想必梁令娴当日也会发出会心一笑，因为大家都知道张君劢这人并不懂玩机巧和幽默，连他自己的女儿后来在回忆中也抱怨他个人生活单调枯燥，家庭之中缺乏乐趣，其行事向来凭本性去做，别人看来哪怕滑稽的事，他也是一丝不苟，喜剧效果就在这种书呆子的较真中凸现了。
1923年，国内知识界爆发了一场历时一年有余、几乎使当时所有学术界名流都卷入其中的论战，这就是所谓“科学与玄学”的论战。论战的挑起者正是张君劢，也正是这场论战使张君劢在士林暴得大名，乃至许多年后，大陆人士还能知道张氏的名字也多半因为这场论战。这一切也许非当年张君劢始料所及，那本来是一场极平常的演讲，他并未做精心准备。当年的论战，给“科学派”帮拳的人盛且有大名者多，相形之下，张君劢一派气势差得甚远，在唯科学主义思潮君临中国知识界，读书人都梦想靠科学救国的时候，论战的结局可想而知：虽说文字较量是无形的，但一般公论张君劢一派是论战中的输家，张氏本人还因此得了个“玄学鬼”的“恶谥”。时过境迁，现在来看这场论战，实在有些无谓，很简单，双方都各有道理，这原本就是一场没有是非曲直也注定分不出输赢的论战。笔者疑心，当年为“科学派”帮拳大出狠招的人对此未必不心知肚明，但形格势禁却又不能不拼命剥夺张君劢一派的话语权，以防人们沉迷于玄想思辨而忘却了科学救国的重任。胡适当年本意为丁文江助拳的一席话就露出了天机，他表示只有科学发达的欧美才有资格讲讲玄学，言下之意岂不等于说张君劢那些为玄学张目的话的失误仅仅在于早讲了些年头吗？
宪政是张君劢终其一生的追求。他立志要做中国的汉密尔顿、伊藤博文（日本宪法的起草者），为此他倾入了极大的心血。他对各国宪法进行了认真研究，结合中国的国情和国民性，对1919年德国通过的《魏玛宪法》花功夫尤深，当年他在国外刚接触到这部宪法，便以最快速度将其译成中文介绍给国人。德国革命之后很快建立了一个稳定的政府，制定了民主宪法，这给张君劢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此外，《魏玛宪法》中所含社会主义成分也深刻影响了他的制宪思想，促成了他“国家社会主义”思想的问世。
张君劢有过几次制宪实践。但在各路诸侯纵横捭阖的时代，他草拟的《国是会议宪法草案》等文本终究只是文本而已。制宪实践让张君劢更深刻地理解了中国的现实，他一度把主要精力放到了优先解决“宪法之前提”的问题上。在张氏看来，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它能否真正得到实行，取决于全体国民之素质的高下。职是之故，张君劢决定在“宪法之前提”尚不具备的情况下，暂时“不谈宪法，而注意国民身上”。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后期至三十年代早中期，张君劢积极致力于讲学、办学，和李璜、张东荪等人合办《再生》、《新路》等刊物，抨击国民党一党专政，呼吁“废止训政”、“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结社集会自由”、“速议国宪，实行政党政治”，这些可视作张氏为解决“宪政之前提”问题而付出的努力。直到抗战胜利，国共两党举行重庆谈判，速定《中华民国宪法》、和平建国的要求再次把张君劢推到了制定宪法文本的前台。当时，张君劢参加了政协会议的宪法草案讨论组，组内既有国民党员，也有共产党、其他党派人士和社会贤达。参会人员围绕今后中国应采取什么样的宪法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国民党主张采取孙中山的五权宪法，即以《五五宪草》为蓝本，其他人士则大多倾向采取英美式宪法。正在争执不下的时候，张君劢提出了折中方案，通过了针对《五五宪草》的十二条修改原则，据亲临其会的梁漱溟回忆，当时张氏方案提出后，“在野各方面莫不欣然色喜，一致赞成”，周恩来表示“佩服”，国民党代表孙科也表示支持，梁漱溟用罕见的赞扬口气指出，这“十二条原则”是张氏“用偷梁换柱的巧妙手段，保全五权宪法之名，运入英美宪政之实”〔3〕。修改原则通过后，张君劢又草拟了一部“宪草”，后来国民党政府决定单方面召开制宪国大，为了诱使中间党派与抵制国大的中共拉开距离，决定采用这部“宪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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