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往事还要再提
作者：伍 国
字体： 【大 中 小】
近十年的英文出版物中，已经陆续出现了越来越多由海外中国人写作的关于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生活的个人记忆并成为西方读者了解中国的一个途径，不少读物还在大学课堂上起着引导学生认识中国的作用。这是一段无法丢弃的岁月，但有时，个体记忆的喷发似乎也需要一定的机缘，不仅要有时间上的适当距离，也得有空间上的阻隔。在一个全然不同的时空中，本以为已经远去的记忆反而会变得更加真切、鲜活，撕扯着回忆者的内心，尤其当记忆与社会历史重叠，而且带有太多创痛的时候。但同时，这些记忆文字本身，也需要经受读者的评判。
在海外出版的英文“文革”回忆文字中，1987年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署名“高原”的《自来红：文化革命记事》是面世较早也很受西方研究者重视的一部。1982年出国的高原，父亲是一位革命干部，陕西省某县领导，“文革”中被打成走资派。高原的回忆详细地记述了家庭经历，自己从中学生到当红卫兵，破“四旧”，到北京参加毛主席接见，卷入派性斗争，直到下乡的全过程。“文革”中中学生暴力化的心灵轨迹及环境的影响是我一直感兴趣的话题，高原的回忆在这方面提供了细致的记述。作者提到，在“文革”前夕的中学里，中学生就被要求一面进行严格的自我批评，一面密切注意“阶级敌人”的动向，在这样的教育下，身边任何有嫌疑的人很容易成为假想敌。作者在这里没有进行分析，但暗示出红卫兵的偏激和暴力绝非一夜之间形成，而是和之前长期的教育和政治文化相关。在高原的老师中，有一位李老师1949年以前有国民党背景，因此在“文革”爆发的时候理所当然地作为特务被抓了出来。高原虽然喜欢李老师，但受的却是和“国民党反动派”不共戴天的教育，心理显然是矛盾的——“一想起这些事，我开始恨李老师，然而（内心的）另一部分还是喜欢他。” 总体上，《自来红》一书的特点是，事实丰富而少分析和评论，也没有明显的感情色彩和倾向，即便在描述完自己亲身参与的破坏和迫害后，也似乎没有“忏悔”之情。这种手法，涉及一切与“文革”相关的回忆录和自传体写作都无法避免的一个问题，即著者究竟应该平实地叙述事实，还原历史，由读者来作出判断，还是应该直接加以评论？如果不加评论，是否会欠缺深度和分析？但如果加以评论的话，读者又如何区分这些感想和评论是著者当时的观点，还是后来才有的“事后诸葛亮”的感想？这个问题之所以存在，和“文革”的特殊性密切相关，因为它是历史上少有的当时人人趋之若鹜，过后个个避之不及的事件。
华人女作家闵安琪（Anchee Min）的“文革”回忆录《红杜鹃》（Red Azalea）出版于1994年，曾是一部全美畅销书，还行销到全球二十多个国家，也是大学有关中国的课程的常用读物。作者闵安琪曾经在上海电影制片厂工作，后在陈冲的帮助下赴美，初时不会讲一句英文，但历经打工、求学的磨炼之后，用了八年时间用英文写成《红杜鹃》一书，记述自己的“文革”经历。书中的安琪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少年时为了自保，身不由己地参与了学校对老师的诬陷和批斗，在自己的父母受迫害后，于1975年下放到东海之滨的一个国营农场当知青。农场领导是一位铁姑娘似的人物“严”（音），安琪试图接近和引起“严”的注意，最终和“严”成为知己，然后发现“严”被压抑在不食人间烟火的外表下的旺盛情欲，同时也开始了自己的性觉醒。安琪充当了“严”和心上人秘密联系的信使，后来又在家中为二人充当红娘，促成天作之合。安琪对“文革”的认识，是一种在严酷的条件下对知青生活逐渐积累的绝望和反叛，其间对个体受压抑的感受甚至超过对物质匮乏的厌倦，她意识到，“我不属于自己”，声称，“我厌倦了生活，我痛恨做一颗枪膛里的子弹”〔1〕。当上海电影制片厂招收女演员出演样板电影《红杜鹃》的时候，安琪得以被选，但好容易快要成为明星的时候，主持样板电影的“旗手”垮台，安琪的明星梦破碎，成为电影厂的一名场记，直到赴美。这部书的女性视角，对被压抑的情欲的大胆描述恐怕是在西方引起广泛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道理和电影《菊豆》的成功类似。与高原的回忆相似的一点是，闵安琪的回忆也触及到了“文革”初期师生关系问题，并描述了自己被迫在批斗会上读“揭露”自己所爱戴的女老师“秋叶”的稿子后的矛盾和复杂心理。但闵安琪的写作在这一点上突破了高原的超然风格——她明确地提到自己内心的忏悔，并写自己二十多年后去请求这位老师的原谅——不幸（或幸运？）的是，“秋叶”老师已经不再记得她这个学生，甚至不再记得这件事情了。这一刻，记忆似乎在和遗忘交锋，然而尴尬的始终是记忆，如同鲁迅笔下的《风筝》。
和《自来红》相比，闵安琪的书已经加入了个人情感和价值判断，对个体的人被异化为无生命的子弹或“螺丝钉”的尖锐揭示和本能反抗也是颇为惊心的。回忆录通过对话揭示出那个年代中的人不可能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的困惑，以及个体和集体之间的对抗和个体意识的逐渐复苏。个体被吞噬，是不少“文革”回忆的共同主题。在美国女电视制片人，于北京长大的卡玛·欣顿（Karma Hinton）2003年出品的关于“文革”的纪录片《八九点钟的太阳》（Morning Sun）中，一位受访者指出，不可思议的红卫兵暴力的一大动因，就是为了获得被群体认同和接受的资格。卡玛·欣顿采访了李南央、刘亭、宋彬彬、骆小海、朱学勤、徐友渔等人。其中，李南央的回忆强调指出在当时的整个政治文化气氛下，“个人是庸俗的”，“自己”只是一个宏大的事业的一小部分。好几位讲述者都谈到人性价值观被否定，真实思想受到批判的问题，不断从不同角度回应闵安琪提出的问题，证明这不仅是个人记忆，还是群体记忆的一部分。更有意味的是，当年被御赐姓名的宋彬彬，在受访时回忆说，她当时并非自己主动接受了新名字，而是被报纸的报道强加的，宋彬彬甚至不无悲哀地说了一句，“名字不再属于我”。先不谈“宋要武”究竟是自己改的名字，还是被迫接受的，这里的问题是，观众知道李南央的话是现在对过去作的评判，但无法分清宋彬彬的这句话是在“回忆”当时的心理，还是在讲现在的感受，如果她在1966年就能够有 “名字不再属于我”的清醒和无奈，“文革”恐怕就没有发生的理由和条件了。不过，整个采访过程中，其他人都在正常光照下，只有宋彬彬的脸部和骆小海一样，始终被处理在阴影中，尤其看不见眼睛。
然而，读《红杜鹃》的感觉，小说的成分多于回忆录的成分，作为作者的知己的“严”和另一作为反面人物的女知青“陆”（音）占据了极大篇幅，整个知青生活似乎被简化为三人之间的纠葛，“农场”几乎成了一个太虚幻境，一些故事真伪难辨。此外，书中还有明显史实“硬伤”：一方面，作者说自己1975年当知青，但在描述自己和“严”互相比赛背毛语录的时候，却提到其中一人说出“林副主席”在某一页说了什么什么；同时，作者说自己1976年初春到上影厂工作，后来的段落中又说厂里开批林批孔批“周公”的大会，其时周公已逝，当“批右倾翻案风”才对。西人为其情节吸引，固然无从分辨，但中国人读来，却有不严谨或信口开河之感。
闵安琪的回忆——姑且当作自传体小说来读——使人体会到一种本能的反抗和一名女性拼命改变自己命运的冲动，而定居于英国的张戎女士的自传《鸿：三个中国女儿的故事》尽管出版时间——1991年——早于《红杜鹃》，却更多理性分析和思辨色彩，视角和思路也广阔得多。张戎在史实的严谨性方面比《红杜鹃》下的工夫显然也更大，不仅每一章都严格标明年代范围，且为了满足西方读者的需要，在叙述家史的时候，每讲到重大历史事件，如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三反”、“五反”，都详细地交代其背景，并加以评论，例如，“‘文化大革命’不但无助于使中国文化中的中世纪成分变得现代，还在事实上使它们获得政治上的尊重。‘现代的’独裁和古代的不宽容彼此促进”〔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