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6期
因误读而虚构的派别之争
作者：单正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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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书屋》第三期王学斌先生《醒睡之间与古今之别》一文，把何启、胡礼垣对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的批评，解读为维新派与洋务派论争的“典型个案”，窃以为值得商讨。
首先，作者把洋务派与维新派作为两个不同的思想派别，本身就是一个疑问。维新和洋务固然有别，但并未形成两种政治思想上的派别，论战之说更显勉强。早期洋务派理论家冯桂芬的思想中就已经有后来康、梁变法思想的最早萌芽，李鸿章、张之洞、袁世凯们既搞洋务又要维新，张之洞等洋务主将支持强学会活动就是明证，他后来的退缩不过是出于政治上的自保，并非他反对维新主张。只不过洋务更多指涉的是经济建设和对外交涉，维新主要着眼的是对内的政治变革而已。
如果稍微把眼光放长远一点看，维新和洋务的细微差别实在是可以忽略不计的。因为洋务派发展的必然趋势就是维新派，而维新派的变法主张就是以洋务实践为基础的思想升华。按之以历史，康、梁等维新派所面对的论战对手一是保守派，一是革命派，维新派和洋务运动的主导者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有影响的论战。当然，如果硬要做仔细的区分，确实也可以说洋务和维新是不同时期的两个思想派别，或者说甚至也可以如王学斌先生此文，找出维新与改良两派的细微差别，但这样的区分并不具有实质性的意义。袁世凯是李鸿章洋务事业的继承人，但他也是维新运动最有实效的推动者，众所周知，废除科举、办新学校的发起人就是张之洞和袁世凯，袁更是清末新政的主持者。张之洞在杨崇伊上奏指控康、梁维新活动后转变态度，不再支持强学会，与其说是他和康、梁在思想观念上的冲突，不如说是政治策略和出于自保的考虑。袁世凯之所以投靠保守势力而没有和康、梁站在一起，并非思想观念有多大差异，实在是出于现实利益的权衡考量做出的选择。王学斌先生自己也承认“康有为、何启、胡礼垣同属维新派阵营，他们观点上的分歧，反映出其在变法策略上的差别”。选择不同策略的原因很多，与当事人个性、所处环境、政治地位、所拥有资源等等，都有关系；而这样的策略之争，已经与真正有价值的思想论争有相当距离了。正如王先生自己所说的：“有时，出于某种考虑，个中滋味，当局者宁愿深埋心中，也不向外人表露一丝一毫，故旁观者也因限于表象，难以领会实质。”所以即便有争论，这样的争论也难免隔靴搔痒的尴尬。
其次，就算维新、洋务可分为两派，但曾纪泽既不是洋务派的首领，更不是维新派的干将，他只是个颇有作为的外交官，为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作出过巨大贡献。当然，这不等于曾纪泽没有自己的思想，他先是随侍曾国藩多年，后又出使欧洲，出身、地位、学识、阅历都决定了他对东西方文化和中国政治肯定有自己的见解。但他的性格不似郭嵩焘，没有像郭那样比较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曾实际上也没写过这方面的文章，这只要看看曾的奏疏、书信和日记就能了解个大概。所以以曾纪泽作为洋务派的代表似乎也不大妥当。同样的道理，何启、胡礼垣的思想也不能说是维新派中最激进或最有理论深度的，他们和康、梁比要逊色许多，根本不能代表维新派最激进的思想主张。说他们对曾纪泽的批评是维新派与洋务派论争的典型个案，显然言过其实。
第三，最重要的是，王先生在文章中非常仔细的讨论，可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即曾纪泽这篇文章的真实命意。
曾纪泽的文章本来是他1886年结束外交生涯回国时，用英文撰写，题目是：China——The Sleep and the Awakening，发表在伦敦的《亚洲季刊》（The Asiatic Quarterly Review）。这篇文章的基本意图是向欧洲人宣示中国的基本外交政策，表明中国的发展意图，显示作为大国的自信，当然毫无疑问，也要在强大的英国人面前说一些不失国家尊严的大话。曾氏对欧洲人说：“愚以为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也。缘中国之意，以为功业成就，无待图维，故垂拱无为，默想炽昌之盛轨，因而沉酣入梦耳。然其存心如此，亦不足怪，何则?盖预有使之然者在也。即如职贡诸远邦，常遣使臣，进其方物；诸边藩属，文教均不如中国之懿美，时生倾慕；遂使中国日有侈心，自以为金瓯永固，固无待舍旧而谋新。兼之其他强大之国，远隔重洋，相去辽阔，彼中兴亡得失、和战攻守，漠然不知，以致中国绝无留意于海外诸国之事者。”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中国始知他国皆清醒，而有所营为，己独沉迷酣睡，无异于旋风四围大作，仅中央咫尺平静。窃以此际，中国忽然醒悟。”曾纪泽强调说，醒后之中国，既无军事扩张企图，也无移民海外必要，更不会报复侵略中国者，他还以大量历史事实来证明中国不具侵略性。中国之富强运动，目的只在自卫。中国目前所最应整顿者：“一、善处寄居外国之华民，一、申明中国统属藩国之权，一、重修和约以合堂堂中国之国体。”〔1〕这是典型的外交政策宣示文字。
论者通常认为近代欧洲的“黄祸”论始于1895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2〕，但从曾纪泽反复申说的情形看，早在洋务运动时期，欧洲人已经开始担心中国的觉醒和扩张了。当时欧洲人对洋务运动导致的“同治中兴”，尤其是对中国开始建设海防设施和现代海军，已经不无担心。这情形和今日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几乎如出一辙。曾纪泽说中国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的醒悟，也是显示民族自信的外交大话，现在通常都认为中国真正的觉醒是在甲午战败后。
曾纪泽熟悉英文，此文是以英文发表，但是否完全为曾本人所写，尚难断定。怀疑的理由是，曾死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四年后江南制造总局就印行了十七卷的《曾惠敏公遗集》，包括奏疏六卷、文集五卷、诗集四卷、日记二卷，其中并没有收《中国先睡后醒论》一文。我猜测，这种属于外交政策宣示性质的文章，在那个时代可能不太为人重视。曾纪泽本人日记中也没有关于他撰写、发表此文的记录，更没有关于何、胡批评文章的记录，当然也就谈不上对何、胡的任何回应了。作者死后留下的档案中可能都没有此文，或者有而被整理编辑者排除在作者文稿之外，岳麓书社1983年据此书重新整理出版的《曾纪泽遗集》也未收此文。
这样一个谨慎外交官的平和文章，当时虽译成中文，因在香港发表，似未引起内地士人太多的注意。何、胡的批驳直观看当然有道理，但稍微细想，就发现，他们的批评似乎未能体察作为外交官的曾的用心。曾是在对外国人说话，而不是在表达他自己对中国政局和变革事业的看法，这一点是理解曾纪泽此文的关键。当然，何、胡借批评曾，表达自己对政治改革的系统看法，未尝没有意义。但如前所说，他们的主张，其实是当时士人的普通的主流意见，没有特别深刻、独到的见解在其中。
因此，我认为把曾文和何、胡二人对曾的批评当作洋务与维新两派论争的“典型个案”，恐怕是作者主观的假设，与实际情形有一定距离。
注释：
〔1〕曾纪泽：《中国先睡后醒论》，此文收入朱维铮、龙应台编著的《维新旧梦录》，三联书店2000年版，但未注明曾文的版本来源。
〔2〕周宁：《“义和团”与“傅满洲博士”：二十世纪初西方的“黄祸”恐惧》，《书屋》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