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重思百年“国民性”论述
作者：伍 国
字体： 【大 中 小】
一
二十世纪以降，对“国民性”、“民族劣根性”的反思和批判不绝于耳。鲁迅及其小说杂文总是被自然地与对国民性的激烈批判相联系，赞者奉为圭臬，疑者不以为然。对国民性话语在二十世纪初的起源和多元流变略加检讨，可见“国民性”是一个逐渐演化形成的话语，实包含对国民性中正反两方面的认识，与反对专制密切相关，包含对解决路径的探讨，也受着论述者的个性、心态和当时的客观形势之影响，断不可以“批判国民性”一概视之。
谈中国国民性问题，必须回溯到十九世纪末美国传教士亚瑟·亨·史密斯的著作《中国人的性格》，即鲁迅在逝世前不久发表的《立此存照（三）》中提到的希望有人翻译出来的“斯密斯的《支那人气质》”。《中国人的性格》1890年在上海英文《北华捷报》连载，后由纽约一家公司结集出版，算是第一部系统地分析中国人性格和文化心理特征的著作。书中列举的中国人特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注重面子和善于做戏；过度节约；勤劳刻苦但漠视时间；漠视精确；思绪含混；坚韧，善于忍耐，却缺乏同情心；相互猜疑而缺乏诚信；极端迷信，谣言泛滥。史密斯意识到生存条件是形成中国文化心理的一个重要原因：“成千上万命该贫困而又无知的人，他们的眼界狭窄，自然头脑含混。”同时，作者指出：“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使得有相当比例的人总是生活在死亡线上。”史密斯还认识到，中国人过度依赖自己的历史经验，导致因循守旧而在知识上有“致命的缺陷”——“广大的中国人没有见到过条件更为优越的国家，因为他们对其他国家一无所知”。尽管作者怀有自己的宗教目的，但还是正确地指出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极其虚伪的一面：“真相在中国是最难获得的”；“中国政客的生平和公文，就像卢梭的《忏悔录》，情感高尚，而行为卑鄙。他砍下十万个头颅，却引用孟子的话论述生命的神圣。他把修筑堤坝的钱塞进自己的腰包，导致河水淹没一个省，却为人民的背井离乡而哀叹。”但作者的目的并非专为“批判”。他完全承认中国的机制有很强的自我修补能力，在最关键的时候，总会自动及时地渗出一滴“润滑液”。作者较为客观的一面还在于，他经常提及其他民族，如印度和巴西的“苦力”行为僵化的例子，来证明很多习惯并非中国人独有。例如，印度的苦力习惯用头顶着东西，外国承包商要他们用独轮车，苦力们就把独轮车也顶在头上。
二
最早在物种竞争、民族图存的大背景下检视民族特性的中国人当属严复。在1895年三月间发表于天津《直报》的著名论文《原强》中，严复进行了“白种、黄种、黑种”的人种区分，指出中国“民智已下矣，民德已衰矣，民力已困矣”。在《原强》修订稿中，严复提出以民力、民智、民德作为标准来判断“民种之高下”，对中国的变革而言，则应当“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他在《辟韩》一文中尖锐地提出是专制君主为了窃国而故意使民众“弱而愚”。改善民智，首要的是改良教育，严复认为，旧教育全是为了猎取“富贵功名”，应当在学校中教授现代科学，而民德方面，则必须合私为公，培养爱国精神。严复相信，是教化衰颓退化造成了中国人的“幼稚”和“巧伪”。作为知识分子的严复，更加看重“民智”问题，他坚信中国旧学术和“士大夫心术之坏”是造成民智低下的根源。严复的全部论述中从来没有出现过“国民性”这一词语，也没有专门针对“国民性”进行批评。他使用的词语是“国性”，而“国性国各不同，而皆成于特别之教化，往往经数千年之渐摩浸渍，而后大著”。
总体来看，严复对于中国国民的“程度”持一种较悲观的看法，这导致他在1905年与孙中山的辩论中声称“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他认为只有从教育着手，逐渐变革或许有望，而孙中山则立即答曰“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如果说，从事教育还是从事革命还只是渐进或急进的路径之争，对专制的依赖却是一个思想的死结。一方面，严复对欧洲自由主义有着精深研究，完全明了自由、民主和法制的真意。中国人为什么看起来比西方人“自私”？严复在《〈法意〉按语》中明确指出中国人自私的根源正在于专制体制下“小人”没有机会参与国家和社会之事，管理混乱在于缺少地方自治之规，而法律优待外族，“自抑其民”，伤害了民众的爱国情感；另一方面，理论上认识到制度根源却没有改变严复对已然如此的现实的悲观，对“国民程度如此”的深刻怀疑使得他在实践中反过来相信“天下仍须定于专制”，相信“圣主”和“天子”的力量，认为时人反对袁世凯是一大错误。严复甚至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在书信中写道，“所绝不敢信者，以中国之地形民质，可以共和存立”。这样，严复的思维率先陷入了现代中国思想中的一个极大的悖论——要改变旧的专制所带来的弊病，只能依靠新的专制，然专制既是病根，又何以为药方？
三
中国人当中比较集中地探讨自身国民特性问题始自梁启超，而其间强烈的感情和理性之交织也由梁氏肇始。
在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流亡日本后所著的《戊戌政变记》一书中，梁启超开始把国家的衰弱归因于人民。他说：“中国之弱，由于民愚也，民之愚，由于不读万国之书，不知万国之事也……”值得注意的是，他并不认为愚是中国民族内在固有的，因为“欧西四五百年前”也曾“守旧愚弱甚矣”，但由于政府发展教育，鼓励创新，情况得以改观。梁启超此刻的着眼点在于教育和启蒙，主张以开学校、译书、开报馆救中国之弊。梁氏强调，“中国人之聪明本不让欧西”，只可惜聪明被数千年来的愚民政策所抑遏。梁启超这一时期对中国人基本持积极乐观态度。他于1898年在东京创办《清议报》，其宗旨中有“激发国民正气，增长国人学识”之句，同年在致他人的一封书信中断言：“中国人种特长，必不致灭亡。”
中国人的“奴性”，在《戊戌政变记》中已有论及，但梁启超清醒地指出其根源仍在封建国家——“吾国之大患，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积之既久，民之自视亦如奴隶焉”。在1899年的《独立论》中，梁氏声言“不禁太息痛恨我中国奴隶根性之人何其多也”。1900年，梁启超开始强调“民权”，认为“不与民权，民智乌可得开”。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发表《中国积弱溯源论》，提出中国积弱的根源在于全体国民的内在根性，他把中国人的缺点如愚昧、为我、好伪、怯懦、无动等归因于数千年的“政术”对民众“驯之，之，役之”，因而，“纵成今日之官吏者，则今日之国民是也；造成今日之国民者，则昔日之政术是也”。1901年冬，梁启超将《清议报》改为《新民丛报》的时候，特地强调“倡民权”为“独一无二之宗旨”，并要以报纸和后来创办于上海的广智书局来“广民智，振民气”。
1902年，梁启超发表著名的《新民说》，指出国民公德缺乏，智慧不开，因此，首先应当“维新我民”。由于中国人“无权利思想，无政治思想，无国家思想”，因此应“自除心中之奴隶”。但是，《新民说》中关于“新民”的观点在当时就引起了争议。有一名署名为“飞生”的留学生当年即在《浙江潮》撰文，认为梁启超把新民作为首要条件，忽视了政治改造，是“倒因为果”。飞生认为，从理论上说，有了新民，自然会有新政府，事实上，必须先有新政府，而后才有新民，因为政府是国民的代表。梁启超对这一驳诘予以了正面回应。这场针对《新民说》的辩论表明，在孙中山和章太炎的大力宣传下，日趋激进的留日学生与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保皇和渐进改良思潮，在1902年已经产生了尖锐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