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大淖风荷
作者：张志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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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读历史，心情常常沉重而无奈。从长盛不衰的娼妓现象去透视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窃以为是一个不错的视角。虽然困涩，并且尴尬，却没有曲意回避的理由。
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娼妓，大多是无资格嫁人生子，而在夹缝中谋生的落难女子。她们既无良家女子婚姻的权利，就无须遵循礼教道德的义务。她们苦苦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按照男人的需要塑造自己，以最佳状态取悦于男人，从而赢得生存的空间和质量。因而她们中的愚笨者，仅靠美色来卖身求食；她们中的佼佼者，则苦练功夫，以音乐舞蹈、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巧饰美妆、柔情蜜意来增添自身的魅力。恩格斯曾经谈到古希腊的艺伎，说她们“由于才智和艺术趣味，而高于古希腊罗马时代妇女的一般水平之上”。中国的歌妓，由于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到的特殊教育，她们的才华智慧和艺术情调所达到的水准，也远远超过了她们同时代的其他女性。近代学者陈东原分析其原因时指出：这是因为她们的思想和精神是自由的。的确，这些歌妓与在“三从四德”的纲常礼教束缚下的良家妇女相比，反倒有那么一点可怜的自由。
娼妓是最卑贱的女人，而她们中的佼佼者却是女人中的精华。如果要写中国艺术史，无论是音乐舞蹈、杂技戏剧，离开了才艺双全的名妓，这种历史是无法完成的。是她们站在艺术的源头，用生命的血泪传承着人类的文明，拓展了精神的世界，升华了艺术的品位。如果要写中国英雄谱和精神史，其中最重要的章节，不是帝王将相，不是富绅显贵，柳如是、董小婉、李香君等等一代代名妓和那些被岁月烟雨迷蒙了的女中英豪，必定有其一席位置。是她们在生活最黑暗之处，闪耀着英雄的光芒；是她们在最污秽的土壤里，坚守着高尚的情操；是她们在最苦难的角落，支撑着一片蓝天。名妓是苦难的诗、流血的歌、罪恶的花，也是浪漫的诗、激情的歌、艳丽的花。马克思说，她们“虽然处在极端屈辱的境遇中”，但“仍保持着人类的崇高心灵、人类的落拓不羁和人性的优美”，而“在非人的境遇中得以合乎人性的成长”。一方面，她们的身心受到摧残凌辱，她们的人格受到扭曲践踏，是社会制度的千年祭品。另一方面，在道德沦丧和人性错位成为礼教社会普遍现象的大背景下，人们却能从风月场上看到一丝半缕未泯的人性；在无边的泥淖之中，看到一枝枝一簇簇高贵纯洁、芳香四溢的荷花。
二
中国娼妓的发展史，是痛史，是情史，也是折射经济社会盛衰的历史。
从人类对神和大自然崇拜的巫娼时代，到奴隶娼妓与家妓并行的隋朝；从官妓盛行的唐宋，到市妓风靡的明清；娼妓的历史，是自祭坛走向社会、从官府走进民间、由垄断阶层进入普通百姓生活的演变史。
它是统治者荒淫腐败的罪恶志。从夏桀蓄养三万女乐、倡优开始，上自天子诸侯，下至大夫豪富，都把拥有家妓的多寡作为权势和富贵的象征。隋炀帝大臣杨素“后庭妓妾摇曳罗绮者以千数”；被唐太宗封为越国公的冯盎家养妓妾达万余人，其规模可以同皇帝相比；南唐画家顾闳中的名画《韩熙载夜宴图》，就是反映中书舍人韩熙载纵情声乐的贵族生活。
它是社会治乱的晴雨表。乱世少欢娱，除豪强借战乱掠夺奴隶为家妓外，其他的妓女在战争年代只能求个温饱。等到承平日久，淫逸之风便会遍地劲吹，娼妓们也就人分九等，顶尖的人物即被上层阶级烘云托月般捧得云里雾里。
它是婚姻制度、道德观念和世风民俗的风向标。春秋时期盛行“媵”制，妻子之外，还有陪嫁的女人，男人出外寻欢较少。战国时，“媵”制被废除，人们又不得不另寻纵欲的途径。明代规定，男子四十而无男性后裔的可以纳妾，实际上也是从法律上对嫖妓的变相认同。对于官僚、贵族所蓄养家妓人数，唐代曾依据官品等级作过规定，如神龙二年九月，中宗下旨：“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以上，女乐不过三人。”天宝二年九月，玄宗又下诏：“五品以上正员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家畜丝竹，以展欢娱。”但事实上，广蓄家妓情况根本无法控制，不少权贵都蓄妓数十人、百余人，超过皇帝诏令最高限额几倍、几十倍甚至上百倍。
唐代是一个开放的朝代，人们的性观念也趋于宽松而少约束。许多人把狎妓作为显耀身份的标志。京城长安因为有公卿举子相往还，朝廷官僚相互宴聚，长安妓身价日高。
宋代是一个假道学面纱遮掩下的淫乱朝代。理学大师程颐、程颢兄弟有一次同赴宴会，程颐看到座上有两个妓女便拂袖而去，而程颢则尽欢而散。第二天，程颐向程颢谈到此事，很不满意。程颢却辩解说：某当时在彼与饮，座中有妓，心中原无妓；吾弟今日处斋头，斋中本无妓，心中却还有妓。这种厚颜无耻的狡辩，成了后世一些人为自己淫行所作的辩护词。朱熹鼓吹“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但他却引诱两个尼姑做妾；他的大儿媳在丈夫死后竟怀了孕。宋徽宗暗通名妓李师师，并且不忌世俗，将宫墙扩大到娼妓街。宋理宗宠爱歌妓唐安安，常常把唐招进内宫。清人史梦兰有《宋艳》一诗：“宋史高标道学名，风流天子却多情。安安唐与师师李，尽得承恩入禁城。”
明代虽然禁止了官妓，但市妓却空前繁荣。谢肇淛《五杂俎》云：“当时娼妓满布天下，其大都会之地，动以千万计。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大同的“婆娘”、扬州的“瘦马”，竟成了地方特色。
它还是商品经济的显示器。正像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所说，市场是一只看不见的手。这只手就是娼妓业的供需市场关系的综合反映。《史记·货殖列传》上说：“越女郑姬，设形容，楔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这“越女”就是被看不见的手牵引着，千里迢迢找出路的。
宋代是中国娼妓史的重大转折时期，它是娼妓业成规模地走向市场的开始。宋代宫廷艺人的消失标志着统治者经济实力的衰落；而市妓的空前繁茂，则折射出都市的繁荣和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意大利人马可·波罗在中国生活了十六年。回国后，他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描述了杭州娼妓的繁多：“青楼盛多，皆靓妆艳饰，兰麝薰人，贮以华屋，侍女如云，尤善诸艺，娴习应对，见者倾倒，甚至醉生梦死，沉溺其中。故凡游京师者，谓之登天堂，归后尤梦京师。”
从古代妓业发展走向不难看出：越是城市经济发达的地区，娼妓业越是兴旺。早期北方经济超过南方，妓业便以北方为盛；其后经济中心南移，南方即取代北方地位成为烟花繁华之地。南宋时期，苏杭扬州一带，市场繁荣，高级娼妓便聚集于此。杜牧诗云：“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徐凝诗云：“天下三分月明夜，二分无赖是扬州。”都形象地描绘了当时扬州“高楼红袖客纷纷”的娼楼盛况。明清两代，商品经济远较前代繁荣，但繁荣背后的贫富悬殊也加速了妓女队伍的扩大。清代中后期，南京、苏州、杭州一带娼妓业繁盛异常，远远超过京都北京。珠泉居士《续板桥杂记》云：“秦淮河房，向为妓者所居，屈指不过几家。开宴延宾，亦不恒有。自十余年来，户户皆花，家家是玉，冶游遂无虚日。”
研究历史学、社会学、伦理学的人们总在叩问：中国古代为什么不禁娼？管仲设“女闾”，有其政治经济目的。曹操、李世民等人设营妓，有其军事作用。宋明理学灭天命、禁人欲，但倡导者自己却带头涉身禁地，留下千年笑料。士大夫阶层把狎妓纵酒作为上层阶级的风流资本。底层市民精神无所寄托，只能在三从四德的妻妾之外，寻求一点精神慰藉。清代帝王看到了娼妓业的危害，倒真想革除这颗毒瘤，但招数用尽，却屡禁不止，反倒变本加厉。
其实，作为专制统治的封建帝王们，在骨子里并不真心想铲除这颗毒瘤。清人龚自珍曾在《京师乐籍说》中指出：娼妓“可以钳塞天下之游士。乌在其可以钳塞也？曰：使之耗其资财，则谋一身且不暇，无谋人国之心矣；使之耗其日力，则无暇日以谈二帝三王之术，又不读史，而不知古今矣；使之缠绵歌泣于床笫之间，耗其壮年之雄才伟略，则思乱之志息，而议论图度、上指天下画地之态益息矣；使之春晨秋夜，为奁体辞赋游戏不急之言，以耗其才华，则论议军国、臧否政事之文章，可以毋作矣。如此则民听一，国事便，而士类之保全者亦众。”统治者以愚民政策对付国人，被思想家一语道破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