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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金石声

作者：陈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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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非不能涉及作家人格，但只有意气用事的正义高调，却殊难令人膺服。吴小东先生《被虱子吞噬的女人》（《书屋》2006年第4期）一文，指斥张爱玲人格分裂，被成名、富贵等贪欲的“虱子”纠缠一生，最终沦落到比自己笔下白流苏、曹七巧更“剧烈和悲惨”的境地，被“虱子”吞噬。吴文的结论是：人格低下导致一生不幸，张爱玲实乃咎由自取。
　　作者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指证张爱玲人格有亏的生花妙“比”——虱子，却不知恰恰是这“虱子”出卖了作者。
　　
　　一、爬满吴文的“虱子”
　　
　　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得很清楚：“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张爱玲的自我剖白，更是她一生为人准则的预告。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女子有如此自知与自省，的确让人惊讶，这正是吴小东不理解的，故而“想想令人恐怖”。在他看来，张爱玲这篇“少作”无意中预言了自己晚年的境遇，所以他称为“一语成谶”。倘若真像吴小东所说，张爱玲能够如此具体预言频遭跳蚤骚扰的晚境，她就不是“天才”而成了女巫。
　　张爱玲笔下的“蚤子”是文学性的，而又有特别所指，即“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是她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晚年的确为躲跳蚤而频频搬家，但更为了逃避各种各样的“人”而四处藏匿。即便如此，狂热追星族戴文采还是找到了张爱玲的住所，并翻捡她丢弃的垃圾以窥探她的私生活。“人”正是令张爱玲烦恼、离不了又躲不开的“蚤子”，她只想万人如海一身藏，不受“蚤子”骚扰，干自己喜爱之事，正如《红楼梦魇》自序所言：“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倘不能明乎此，就难免歪曲张爱玲。
　　为使“一语成谶”成立，进而提炼成醒目的标题，吴文不顾张爱玲“躲跳蚤”的事实，开篇即云“晚年生活的中心……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并在引用张爱玲原文时，把“蚤子”改为“虱子”。
　　一字之改，若属有意，说明作者为支持论点而篡改证据；如属无意，则说明作者撰文过于随意，治学极不严谨。
　　吴文篡改的事实还有不少：张爱玲生于1920年，1939年写《天才梦》参加《西风》征文，吴文误为十七岁；张爱玲“凄凉凋零”后，于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大归日期难以确定，吴文却大胆武断：“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把发现日期误为去世日期，并言之凿凿断言“七天后”才被发现；把本属猜测的“六七天”坐实为“七天”，以强调“才被发现”，是想证明张爱玲死得“毫无哀荣”。如此深文周纳，可谓用心良苦。这番苦心若用在考订证据、严密论证上，也不至于“虱子”满篇。
　　在提到《秧歌》和《赤地之恋》时，作者不假思索拿来柯灵《遥寄张爱玲》的现成观点：“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对“生活经验”、“政治倾向”问题，郜元宝、袁凌《张爱玲的被腰斩与鲁迅传统之失落》（《书屋》1999年第3期）一文，已就柯灵观点提出质疑，此文对两书的评价，也与柯灵迥然。对此不妨见仁见智，但吴小东所言张爱玲“从未到过农村”，却是毫无考证的凭空武断。
　　1947年4月，张爱玲写了散文《华丽缘》，内容是正月里乡下做戏。张爱玲专家余斌在《张爱玲传》中据此推测：“这一年的春节张爱玲也许曾到浙江的农村小住……《秧歌》或许就是安放在这个文化和地域背景上的另一个时代的故事。”张爱玲《〈惘然记〉序》证实了这一推测：“一篇散文《华丽缘》我倒是一直留着稿子在手边，因为部分写入《秧歌》，迄未发表。”
　　张爱玲专家司马新与张爱玲保持通信多年，在《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一书中提到了张爱玲另一次农村生活经历：1952年7月张爱玲去香港，“动身前，她有机会在上海附近的农村呆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便是后来她写《秧歌》的基础”。
　　吴小东无视基本事实而欲逮张爱玲的“虱子”，字里行间却处处露出自己的“虱子”，正所谓：“除了缠夹歪曲之外，往往反映作者自身的嘴脸与目的多于我。”（张爱玲《关于〈笑声泪痕〉》）
　　
　　二、眼界狭隘的择证
　　
　　为了证明张爱玲在沦陷区发表文章、出版文集是人格污点，吴文举了不少例子。按吴文的逻辑，沦陷区作家必须饿死也不卖文，或者只能写抗战，才算人格高尚。吴文举钱钟书例：“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
　　《围城》1944年动笔，1947年出版。一部长篇两年完成很正常，并不能证明钱钟书早就写完此书，有意等到光复后才出版。吴文明显选择有利于己的《围城》为据，却忽略了其他证据。沦陷时期钱钟书主要以教书为生，他并没有停止教书，教书之余写作，并于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可见钱钟书并没在敏感时期暂缓发表和出版。
　　提到钱钟书，不妨再说说他的夫人杨绛。为了生存，她也一边教书一边写剧本，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好评如潮，杨绛又创作了《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剧，接连公演，为她带来极大声誉，声名远胜当时的钱钟书。
　　杨绛《喜剧二种·重版后记》言：“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被攻击为“文化汉奸”的苏青，也早就对吴式的正义高调作过回答：“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关于我——代序》，载《续结婚十年》）
　　
　　三、一厢情愿的臆测
　　
　　吴文多处提到张爱玲的富贵梦：“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何曾做过“富贵梦”？她只做过“天才梦”，“我发现我除了天才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张爱玲并非没有缺点，却唯独没有“富贵梦”这条，如果这也算缺点。
　　散文《中国的日夜》开篇即云：“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天天买菜劳动四体，还“贵族架子”？还“四体不勤”？何况“四体不勤”乃诋毁知识分子的“文革”老调，这或许正是吴文大唱不合人情的道德高调的病根。
　　张爱玲即使真做富贵梦也无可非议，谁都想过舒适生活，但这只是作者无视事实的猜度和强加。所谓贵族生活，张爱玲早已展示给我们，“上层阶级的女人，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只此一点，张爱玲便受不了，再富且贵又怎样？如果她想过贵族生活，就不必卖文，听父亲后母的话就是了，她却偏偏得罪了他们，逃出了这个贵族之家，因为她向往的是母亲式新女性的独立生活。否则即使拥有再高天分，也只能成为自己笔下嘲讽的“女结婚员”。就此意义倒不妨说，张爱玲是个真正的精神贵族。她以自己的天才谋生，成就自己，就是要干自己想干之事，她避世逃名“封闭自己”， “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都只为来日无多，想干的事来不及干，而绝不是为了什么“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更不会为了无中生有的贵族梦而“迫不得已”地“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吴小东究竟了解多少张爱玲“自己的意愿”？竟得知她“违背自己意愿”到了“可怜”的地步？——也许作品迫不得已必须面对各种歪曲，才是张爱玲一生最迫不得已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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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陈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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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学批评非不能涉及作家人格，但只有意气用事的正义高调，却殊难令人膺服。吴小东先生《被虱子吞噬的女人》（《书屋》2006年第4期）一文，指斥张爱玲人格分裂，被成名、富贵等贪欲的“虱子”纠缠一生，最终沦落到比自己笔下白流苏、曹七巧更“剧烈和悲惨”的境地，被“虱子”吞噬。吴文的结论是：人格低下导致一生不幸，张爱玲实乃咎由自取。
　　作者自以为找到了一个可以指证张爱玲人格有亏的生花妙“比”——虱子，却不知恰恰是这“虱子”出卖了作者。
　　
　　一、爬满吴文的“虱子”
　　
　　张爱玲在《天才梦》里说得很清楚：“在没有人与人交接的场合，我充满了生命的欢悦。可是我一天不能克服这种咬啮性的小烦恼，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这是张爱玲的自我剖白，更是她一生为人准则的预告。一个二十岁不到的女子有如此自知与自省，的确让人惊讶，这正是吴小东不理解的，故而“想想令人恐怖”。在他看来，张爱玲这篇“少作”无意中预言了自己晚年的境遇，所以他称为“一语成谶”。倘若真像吴小东所说，张爱玲能够如此具体预言频遭跳蚤骚扰的晚境，她就不是“天才”而成了女巫。
　　张爱玲笔下的“蚤子”是文学性的，而又有特别所指，即“待人接物”、“与人相处”是她不能克服的“咬啮性的小烦恼”。她晚年的确为躲跳蚤而频频搬家，但更为了逃避各种各样的“人”而四处藏匿。即便如此，狂热追星族戴文采还是找到了张爱玲的住所，并翻捡她丢弃的垃圾以窥探她的私生活。“人”正是令张爱玲烦恼、离不了又躲不开的“蚤子”，她只想万人如海一身藏，不受“蚤子”骚扰，干自己喜爱之事，正如《红楼梦魇》自序所言：“只要是真喜欢什么，确实什么都不管。”——举世誉之不加劝，举世非之不加沮。倘不能明乎此，就难免歪曲张爱玲。
　　为使“一语成谶”成立，进而提炼成醒目的标题，吴文不顾张爱玲“躲跳蚤”的事实，开篇即云“晚年生活的中心……是艰苦卓绝地与虱子战斗”，并在引用张爱玲原文时，把“蚤子”改为“虱子”。
　　一字之改，若属有意，说明作者为支持论点而篡改证据；如属无意，则说明作者撰文过于随意，治学极不严谨。
　　吴文篡改的事实还有不少：张爱玲生于1920年，1939年写《天才梦》参加《西风》征文，吴文误为十七岁；张爱玲“凄凉凋零”后，于1995年9月8日被人发现，大归日期难以确定，吴文却大胆武断：“1995年9月8日，张爱玲谢世于美国洛杉矶寓所，七天后才被人发现。”把发现日期误为去世日期，并言之凿凿断言“七天后”才被发现；把本属猜测的“六七天”坐实为“七天”，以强调“才被发现”，是想证明张爱玲死得“毫无哀荣”。如此深文周纳，可谓用心良苦。这番苦心若用在考订证据、严密论证上，也不至于“虱子”满篇。
　　在提到《秧歌》和《赤地之恋》时，作者不假思索拿来柯灵《遥寄张爱玲》的现成观点：“从未到过农村、从未接触过中国革命的她，却写出了两部政治倾向极其鲜明的长篇小说。”对“生活经验”、“政治倾向”问题，郜元宝、袁凌《张爱玲的被腰斩与鲁迅传统之失落》（《书屋》1999年第3期）一文，已就柯灵观点提出质疑，此文对两书的评价，也与柯灵迥然。对此不妨见仁见智，但吴小东所言张爱玲“从未到过农村”，却是毫无考证的凭空武断。
　　1947年4月，张爱玲写了散文《华丽缘》，内容是正月里乡下做戏。张爱玲专家余斌在《张爱玲传》中据此推测：“这一年的春节张爱玲也许曾到浙江的农村小住……《秧歌》或许就是安放在这个文化和地域背景上的另一个时代的故事。”张爱玲《〈惘然记〉序》证实了这一推测：“一篇散文《华丽缘》我倒是一直留着稿子在手边，因为部分写入《秧歌》，迄未发表。”
　　张爱玲专家司马新与张爱玲保持通信多年，在《张爱玲在美国——婚姻与晚年》一书中提到了张爱玲另一次农村生活经历：1952年7月张爱玲去香港，“动身前，她有机会在上海附近的农村呆了一段时间，这段经历便是后来她写《秧歌》的基础”。
　　吴小东无视基本事实而欲逮张爱玲的“虱子”，字里行间却处处露出自己的“虱子”，正所谓：“除了缠夹歪曲之外，往往反映作者自身的嘴脸与目的多于我。”（张爱玲《关于〈笑声泪痕〉》）
　　
　　二、眼界狭隘的择证
　　
　　为了证明张爱玲在沦陷区发表文章、出版文集是人格污点，吴文举了不少例子。按吴文的逻辑，沦陷区作家必须饿死也不卖文，或者只能写抗战，才算人格高尚。吴文举钱钟书例：“与张爱玲同样身陷‘孤岛’的钱钟书，开始写《围城》，但‘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直到1947年《围城》才出版”。
　　《围城》1944年动笔，1947年出版。一部长篇两年完成很正常，并不能证明钱钟书早就写完此书，有意等到光复后才出版。吴文明显选择有利于己的《围城》为据，却忽略了其他证据。沦陷时期钱钟书主要以教书为生，他并没有停止教书，教书之余写作，并于1941年出版了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可见钱钟书并没在敏感时期暂缓发表和出版。
　　提到钱钟书，不妨再说说他的夫人杨绛。为了生存，她也一边教书一边写剧本，第一部话剧《称心如意》于1943年春天正式公演，好评如潮，杨绛又创作了《弄真成假》、《游戏人间》等剧，接连公演，为她带来极大声誉，声名远胜当时的钱钟书。
　　杨绛《喜剧二种·重版后记》言：“如果说，沦陷在日寇铁蹄下的老百姓，不妥协、不屈服就算反抗，不愁苦、不丧气就算顽强，那么，这两个喜剧里的几声笑，也算表示我们在漫漫长夜的黑暗里始终没丧失信心，在艰苦的时候里始终保持着乐观的精神。”
　　被攻击为“文化汉奸”的苏青，也早就对吴式的正义高调作过回答：“我以为我的问题不在卖文不卖文，而在于所卖的文是否危害民国。否则正如米商也卖过米，黄包车夫也拉过任何客人一般。假使国家不否认我们在沦陷区的人民也尚有苟延残喘的权利的话，我就是如此苟延残喘下来了，心中并不觉得愧怍。”（《关于我——代序》，载《续结婚十年》）
　　
　　三、一厢情愿的臆测
　　
　　吴文多处提到张爱玲的富贵梦：“她拿起笔来，是想以自己的天才，延续她已经习惯、再也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她始终做着她的富贵梦，端着贵族架子，四体不勤，谋生无着，于是只好糟蹋她的写作。”
　　张爱玲何曾做过“富贵梦”？她只做过“天才梦”，“我发现我除了天才梦之外一无所有——所有的只是天才的乖僻缺点”。张爱玲并非没有缺点，却唯独没有“富贵梦”这条，如果这也算缺点。
　　散文《中国的日夜》开篇即云：“去年秋冬之交我天天去买菜。”天天买菜劳动四体，还“贵族架子”？还“四体不勤”？何况“四体不勤”乃诋毁知识分子的“文革”老调，这或许正是吴文大唱不合人情的道德高调的病根。
　　张爱玲即使真做富贵梦也无可非议，谁都想过舒适生活，但这只是作者无视事实的猜度和强加。所谓贵族生活，张爱玲早已展示给我们，“上层阶级的女人，若是旧式的，住虽住在深闺里，早上一起身便没有关房门的权利”（《洋人看京戏及其他》）。只此一点，张爱玲便受不了，再富且贵又怎样？如果她想过贵族生活，就不必卖文，听父亲后母的话就是了，她却偏偏得罪了他们，逃出了这个贵族之家，因为她向往的是母亲式新女性的独立生活。否则即使拥有再高天分，也只能成为自己笔下嘲讽的“女结婚员”。就此意义倒不妨说，张爱玲是个真正的精神贵族。她以自己的天才谋生，成就自己，就是要干自己想干之事，她避世逃名“封闭自己”， “连友人书信也懒得看了”，都只为来日无多，想干的事来不及干，而绝不是为了什么“割舍不了的贵族生活”，更不会为了无中生有的贵族梦而“迫不得已”地“做些违背自己意愿的事”。吴小东究竟了解多少张爱玲“自己的意愿”？竟得知她“违背自己意愿”到了“可怜”的地步？——也许作品迫不得已必须面对各种歪曲，才是张爱玲一生最迫不得已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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