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7期

靠天吃饭

作者：郭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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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是靠天吃饭的，风调雨顺的时候可以维持温饱，一旦有个洪水大旱冰雹之类的天灾，就只能啃着草根树皮挨饿了。其实古时候还有一个职业也是靠天吃饭的，那就是优伶，不过这个“天”指的不是管刮风下雨的老天爷，而是指“天子”。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优伶、对戏剧本身及相关联的人和事都拥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权。
　　皇帝的个人好恶可以成就伶人，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那些至今还没有从历史的名册上消失的优伶的名字，我们比较熟悉的有李延年、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都沾着皇帝的光留名。皇帝的喜好也成就了戏剧。明代戏剧的繁荣和皇子朱权和皇孙朱有燉有密切的关系。朱权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在皇子们为了抢夺金銮殿里那张椅子而同室操戈的情况下，为了避祸求安，他便选择了沉浸在戏剧创作和演出中。文学史上也承认他创作的杂剧“兼古朴与共丽于一体，语言颇有可观处”。此外，他还主持编写了兼戏曲史论和曲谱为一体的《太和正音谱》，收录、品评了从金代董解元至明初的杂剧、散曲作家共计二百零三人的作品。朱有燉是朱元璋的孙子，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他最大的贡献是突破了元代杂剧一人主唱的僵化格局，安排了灵活有趣的对唱、轮唱和齐唱，为后来的杂剧南曲化奠定了重要基础。至于清代中叶以后，京剧的产生和发展，则和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道光皇帝在宫中设立皇家戏班升平署以及慈禧太后对“乱弹”（乱弹是清代中后期对除昆剧以外的“花部”地方戏的统称，京剧在当时是乱弹的代表）的偏爱是分不开的。
　　同样，皇帝的个人好恶也可以轻松毁掉和戏有关的一切。演员是首当其冲的，清代有个倒霉的伶人，一次给雍正皇帝表演，演的是《绣襦院》中《郑詹打子》一折，演得很好，唱念做打都让雍正皇帝相当满意，因此获得了赐食御膳一道的殊荣。但是，这个家伙有点不识相，因为戏中他演的郑詹是常州刺史，就顺口多嘴向皇帝打听：“如今的常州府台是谁？”雍正是个极其严厉、“刻薄寡恩”的皇帝，一听这话，勃然大怒：“你只不过是个卑贱的优伶，有什么资格擅自询问朝廷官员？”立即命人将其杖毙于戏台下。
　　整个演出行业亦是皇帝好恶的牺牲品。清军初入关的时候，以顺治皇帝和掌握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出于对明朝从皇帝到大小官员彻底地堕落和腐化的恐惧，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不但解散了宫中的教坊，将司职其中的艺人不论男女统统遣送出宫，还发文明令禁止戏班子在内城范围之内演戏。这道命令对京城戏剧界的打击是近乎毁灭性的，许多演员因为没有办法演戏而被迫下岗，可怜那些从紫禁城里被赶出来的女艺人，有很大一部分无法谋生，最后沦落为下等娼妓，而许多原本以唱戏为生的男艺人则在禁止官员狎妓的政策下做了“相公”，也就是钻律法的空子、代替妓女陪客人（多数是达官贵人）宴饮调笑甚至侍候枕席的男妓。至于欧洲，也有类似的例子。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舞台上盛行男扮女装（事实上是法律规定，女人不得登台演戏）。后来，查理二世突然厌倦了观看男扮女装的演出，下令禁止男演员饰演女性角色，否则要被关进大牢，发配远东或北美。电影《舞台丽人》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以反串女性角色出名的男演员爱德华兹受到牵连，被迫离开了自己痴迷的舞台，几近发狂自杀。最后他在女友的鼓励下饰演奥塞罗成功转型。但这只是编剧虚构的特例，其实绝大多数从小被灌输了“男人演女人才是艺术”的男演员黯然和心爱的舞台诀别。
　　皇帝的好恶其实只是“天象”的一部分，皇帝及其近亲的生辰死忌通常来说才是日常“气象情况”。皇帝的生日叫万寿节，普天同庆，当然要在宫里宫外连演数天的吉祥戏庆祝，皇太后、皇后、宠妃、爱子等人的生日也不例外地演戏，只是规模不同罢了。在这种晴空万里般的好日子里，当差的戏班子连酬金带赏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日进斗金，全体成员的嘴都该笑歪了。但是，有晴就有雨，这是自然规律，碰上了国丧的当口，不准作宴游乐的日子，那可就不是一个“惨”字可以形容的了。《红楼梦》第五十八回，仅仅是一位太妃，皇帝的庶母薨了，皇帝就“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为了贯彻皇帝的旨意，贾府解散了为元春省亲而备的小戏班，十二个女孩子除了四五个被父母领回，其他的都分给各位主子们做丫环，闹哄哄的在大观园里搞出好些事端来。要是轮到皇帝死了更不得了，1874年冬，同治皇帝殡天，国丧期间，京城各戏园子照例停演二十七个月。据保守估计，当时失业的演员超过了两千人，有些实在饿得不行，都顾不得颜面当街讨饭去了。幸亏名角程长庚挺身而出，仗义疏财，拿出平生的积蓄买米施粥，接济那些衣食无着的穷伶人，帮他们渡过难关。接受帮助的伶人感激涕零，为程长庚立了一块长生牌位，上书“优人大成至圣先师”八字，每天烧香膜拜。国丧期间倒霉的还不单单是伶人，和戏搭边的谁都逃不掉。康熙二十七年（1688），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薨逝，次年八月，丧服未除，洪昇便和赵执信、查慎行等人宴饮，席间观看洪昇的新作《长生殿》。这件“大逆不道”的事很快被人告发，处罚相当严厉，赵执信、查慎行都罢了官，洪昇作为《长生殿》的编剧被捕入狱，革去国子监生的功名，从此永远不能做官，晚年因生活潦倒，醉酒落水而死。所以当时有两句很有名的话：“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仔细算来，那些优伶也真可怜，虽然皇帝家的生日很多，也就是健在的那两三个，但是和丧日忌辰比起来，赚的根本不够弥补损失。尤其是到了帝国的中晚期，死掉的皇帝皇后积累到一定数量，不能演戏的日子也水涨船高地增加。清末有人进行了统计，不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祭日，一年就得因为皇帝皇后的逝世纪念日停业二十七天，就快满一个月了，要是吃素碰上月大，不幸再有皇帝家的重要人物死了，还怎么让他们维持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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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天吃饭

作者：郭　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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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传统意义上的农民是靠天吃饭的，风调雨顺的时候可以维持温饱，一旦有个洪水大旱冰雹之类的天灾，就只能啃着草根树皮挨饿了。其实古时候还有一个职业也是靠天吃饭的，那就是优伶，不过这个“天”指的不是管刮风下雨的老天爷，而是指“天子”。作为封建王朝最高统治者的皇帝，对优伶、对戏剧本身及相关联的人和事都拥有生杀予夺的决定权。
　　皇帝的个人好恶可以成就伶人，最直接的例子就是那些至今还没有从历史的名册上消失的优伶的名字，我们比较熟悉的有李延年、李龟年、黄幡绰、敬新磨……都沾着皇帝的光留名。皇帝的喜好也成就了戏剧。明代戏剧的繁荣和皇子朱权和皇孙朱有燉有密切的关系。朱权是朱元璋第十七子，在皇子们为了抢夺金銮殿里那张椅子而同室操戈的情况下，为了避祸求安，他便选择了沉浸在戏剧创作和演出中。文学史上也承认他创作的杂剧“兼古朴与共丽于一体，语言颇有可观处”。此外，他还主持编写了兼戏曲史论和曲谱为一体的《太和正音谱》，收录、品评了从金代董解元至明初的杂剧、散曲作家共计二百零三人的作品。朱有燉是朱元璋的孙子，同时也是一位多产的剧作家，他最大的贡献是突破了元代杂剧一人主唱的僵化格局，安排了灵活有趣的对唱、轮唱和齐唱，为后来的杂剧南曲化奠定了重要基础。至于清代中叶以后，京剧的产生和发展，则和乾隆皇帝的八十大寿、道光皇帝在宫中设立皇家戏班升平署以及慈禧太后对“乱弹”（乱弹是清代中后期对除昆剧以外的“花部”地方戏的统称，京剧在当时是乱弹的代表）的偏爱是分不开的。
　　同样，皇帝的个人好恶也可以轻松毁掉和戏有关的一切。演员是首当其冲的，清代有个倒霉的伶人，一次给雍正皇帝表演，演的是《绣襦院》中《郑詹打子》一折，演得很好，唱念做打都让雍正皇帝相当满意，因此获得了赐食御膳一道的殊荣。但是，这个家伙有点不识相，因为戏中他演的郑詹是常州刺史，就顺口多嘴向皇帝打听：“如今的常州府台是谁？”雍正是个极其严厉、“刻薄寡恩”的皇帝，一听这话，勃然大怒：“你只不过是个卑贱的优伶，有什么资格擅自询问朝廷官员？”立即命人将其杖毙于戏台下。
　　整个演出行业亦是皇帝好恶的牺牲品。清军初入关的时候，以顺治皇帝和掌握实权的摄政王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出于对明朝从皇帝到大小官员彻底地堕落和腐化的恐惧，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不但解散了宫中的教坊，将司职其中的艺人不论男女统统遣送出宫，还发文明令禁止戏班子在内城范围之内演戏。这道命令对京城戏剧界的打击是近乎毁灭性的，许多演员因为没有办法演戏而被迫下岗，可怜那些从紫禁城里被赶出来的女艺人，有很大一部分无法谋生，最后沦落为下等娼妓，而许多原本以唱戏为生的男艺人则在禁止官员狎妓的政策下做了“相公”，也就是钻律法的空子、代替妓女陪客人（多数是达官贵人）宴饮调笑甚至侍候枕席的男妓。至于欧洲，也有类似的例子。十七世纪中期的英国舞台上盛行男扮女装（事实上是法律规定，女人不得登台演戏）。后来，查理二世突然厌倦了观看男扮女装的演出，下令禁止男演员饰演女性角色，否则要被关进大牢，发配远东或北美。电影《舞台丽人》的故事就发生在这个背景下，以反串女性角色出名的男演员爱德华兹受到牵连，被迫离开了自己痴迷的舞台，几近发狂自杀。最后他在女友的鼓励下饰演奥塞罗成功转型。但这只是编剧虚构的特例，其实绝大多数从小被灌输了“男人演女人才是艺术”的男演员黯然和心爱的舞台诀别。
　　皇帝的好恶其实只是“天象”的一部分，皇帝及其近亲的生辰死忌通常来说才是日常“气象情况”。皇帝的生日叫万寿节，普天同庆，当然要在宫里宫外连演数天的吉祥戏庆祝，皇太后、皇后、宠妃、爱子等人的生日也不例外地演戏，只是规模不同罢了。在这种晴空万里般的好日子里，当差的戏班子连酬金带赏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日进斗金，全体成员的嘴都该笑歪了。但是，有晴就有雨，这是自然规律，碰上了国丧的当口，不准作宴游乐的日子，那可就不是一个“惨”字可以形容的了。《红楼梦》第五十八回，仅仅是一位太妃，皇帝的庶母薨了，皇帝就“敕谕天下：凡有爵之家，一年内不得筵宴音乐，庶民皆三月不得婚嫁”。为了贯彻皇帝的旨意，贾府解散了为元春省亲而备的小戏班，十二个女孩子除了四五个被父母领回，其他的都分给各位主子们做丫环，闹哄哄的在大观园里搞出好些事端来。要是轮到皇帝死了更不得了，1874年冬，同治皇帝殡天，国丧期间，京城各戏园子照例停演二十七个月。据保守估计，当时失业的演员超过了两千人，有些实在饿得不行，都顾不得颜面当街讨饭去了。幸亏名角程长庚挺身而出，仗义疏财，拿出平生的积蓄买米施粥，接济那些衣食无着的穷伶人，帮他们渡过难关。接受帮助的伶人感激涕零，为程长庚立了一块长生牌位，上书“优人大成至圣先师”八字，每天烧香膜拜。国丧期间倒霉的还不单单是伶人，和戏搭边的谁都逃不掉。康熙二十七年（1688），康熙的生母孝康章皇后佟佳氏薨逝，次年八月，丧服未除，洪昇便和赵执信、查慎行等人宴饮，席间观看洪昇的新作《长生殿》。这件“大逆不道”的事很快被人告发，处罚相当严厉，赵执信、查慎行都罢了官，洪昇作为《长生殿》的编剧被捕入狱，革去国子监生的功名，从此永远不能做官，晚年因生活潦倒，醉酒落水而死。所以当时有两句很有名的话：“可怜一曲《长生殿》，断送功名到白头。”仔细算来，那些优伶也真可怜，虽然皇帝家的生日很多，也就是健在的那两三个，但是和丧日忌辰比起来，赚的根本不够弥补损失。尤其是到了帝国的中晚期，死掉的皇帝皇后积累到一定数量，不能演戏的日子也水涨船高地增加。清末有人进行了统计，不算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祭日，一年就得因为皇帝皇后的逝世纪念日停业二十七天，就快满一个月了，要是吃素碰上月大，不幸再有皇帝家的重要人物死了，还怎么让他们维持生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