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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尘旧梦燕自知

作者：金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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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序一跋《燕知草》
　　
　　俞平伯与西湖的最早关系，自然是缘起于他的曾祖俞樾以及那幢联结着两个世纪荣悴的俞楼。在“他处处在写杭州，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的《燕知草》中，俞楼固然不可不提，但说及更多更见情愫的还是同游的人。这层机关，写序的朱自清早就说破——“你看这书里所写的，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就这几个人，给他一种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写这本书的感兴，其实也在此。就是那《塔砖歌》与《陀罗尼经歌》，虽像在发挥着‘历史癖与考据癖’，也还是以Ｈ君为中心的。”这话出自挚友之口，自然是不会错的。然而检读全书，有一点还是值得旧话重提的。那就是于“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之外，文字里其实更多怅惘与幻灭的气象。朱先生也说过，“‘杭州城里’，在我们看，除了吴山，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像清河坊、城站，终日是喧闻的市声，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居然也能引出平伯的那样怅惘的文字来，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那么，这种弥漫在文字里的“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的怅惘心情，到底又从何而起呢?芽怕不是仅仅来自同在同游的Ｈ君一家吧。
　　冒昧想来，在这“同在的人”里，应当还有萦绕在作者心里挥之不去的先曾祖在。朱先生当然清楚俞家的文脉，只是以朱先生为人之谨严端方，是不肯妄作推断的。即便是老辣的周作人，在跋文里也是言辞闪烁，点到即止，只是把作者“写平伯多杭州少”的文字，与陶庵公的《琅缳文集》相比，认为“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有此一比，再将它与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联系起来看，说俞平伯写杭州西湖别寄幽怀，而不单单是局限于现世的生活做优游的文字，也算不得无稽之谈。正如周作人在《陶庵梦忆》重刊序言里所云：“对于‘现在’，大家总有点不满足，而且此身在情景之中，总是有点迷惘似的，没有玩味的余暇。所以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张宗子的遗民文字如此，那么作为世家子弟的俞平伯流连于杭州湖山之间，想必也是感同身受的。
　　从《燕知草》序跋和《陶庵梦忆》重刊序言来看，认为俞平伯学张宗子，借杭州西湖委曲述怀抒发身世荣衰之感，便可以说得通了，所谓“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而已。对于俞平伯而言?熏往事“繁华靡丽”是言重了，但“过眼皆空”则足以解怀。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他在当时，相继重刊了《浮生六记》、《陶庵梦忆》，并且作成《红楼梦辨》。这恐怕不是以事出偶然就可以塞责的。顺理成章的倒是，他也由此写下了《燕知草》。但朱先生还是从“H君一家”着眼，解读出一种现世的“温暖浓郁的氛围气”；即便是对《燕知草》里显露出来的名士趣味，也是颇花了一番笔墨做辩解的。揣摩当时风气，朱先生是有意要将身为“新文学家”的老友与“明朝人”划清界线。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倒是显得很通脱，他说“张宗子是大家子弟，《明遗民传》称其‘衣冠揖让，绰有旧人风轨’，不是要讨人家喜欢的山人，他的洒脱的文章大抵出于性情的流露，读去不会令人生厌”，其实也是可以看作为议论俞平伯的。
　　俞平伯先生擅长解词，其成就当在现代词学批评大家之列。他解词不作迂阔之言，胜在感同身受，然意境自是别出，一往而情深。酣畅所在，箭箭鹄的，堪称一个射雕好手。由解词而撰文，其实最不难看出俞氏行文家法。“文章之道，射道也。”“若矢之所向唯在于鹄，一发如破，三发以至百发如之，于是射者掷弓，观者叫绝，皆大欢喜。何则？眼目清凉也。知有此清凉世界而后可与言文矣。”（《清真词释》）用移花接木之术，也可以说，知有此射道而后可言《燕知草》矣。《燕知草》何尝又不是俞平伯清凉目下之世界？借杭州西湖障人眼目，委曲述怀，一箭三雕，所谓伤逝、伤世、伤时是也，以致才有此怅惘幻灭之气象。
　　
　　前尘旧梦燕自知
　　
　　所谓伤逝、伤世、伤时，本不可以分开讲。逝者，时也；世者，亦有身世、时世之义，三者当互有申义。只是为了行文方便，聊备此一说而已。
　　作《燕知草》的俞平伯也就二十出头，但感兴所在直比耆宿。“中国文人有‘叹老嗟卑’之癖”，这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写的《中年》里就说过。大凡清凉法眼之下，“人生也不过如此”——“变来变去，看来看去，总不出这几个花头”。倚老卖老，自当别论。然倚未老而卖老，在“叹老嗟卑” 之癖外，又自当作别论了。
　　俞平伯早年与杭州西湖真正结缘的文字，始自《湖楼小撷》。
　　
　　住杭州近五年了，与西湖已不算新交。我也不自知为什么老是这样“惜墨如金”。在往年曾有一首《孤山听雨》，以后便又好像哑子。即在那时，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写的。原来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在南宋曾被号为“销金锅”，又是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岂稀罕渺如尘芥的我之一言呢？
　　
　　在住杭近五年（1920～1924）的时间里，俞平伯出版了他的论著《红楼梦辨》和诗集《冬夜》，唯独于杭州西湖“惜墨如金”。如果说是出于谦抑或者矜持，那么又何来《燕知草》里一味的依恋呢？引发他感兴的，就在于离杭的最后一年（1924年）移居俞楼，并由此而撰得《湖楼小撷》。《湖楼小撷》共计五篇，记录了近半个月湖楼生活的所看所想。而所记无非桃红柳绿，以及“神光离合乍阴乍阳” 中西湖殊异的色相，却已然让时年二十有五的年轻人感物伤怀，叹春光易逝，兀兀生出“怯怯无归，垂垂的待老”之心。可以想见，在独上高楼难遣轻愁之外，别有的幽情其实也正寄予在这眼前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当中的。因为“这种委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清河坊》）。而这无数的前尘旧梦，又自然是蕴涵了他曾祖在西湖诂经的岁月，蕴涵有俞楼的几世沧桑在其中的。
　　《曲园自述诗》有云：“高居西湖第一楼，居然三十一春秋。明年勇撤谈经席，坐看滔滔逝水流。”俞曲园笔下的西湖情缘，除诗词而外，多见于《春在堂随笔》。“同治七年，余主讲西湖诂经精舍。精舍有楼三楹，余每日凭栏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间，甚乐也。”而课士之余，又遍迹湖山，多有兴会。检读之下，始信俞平伯所谓“前尘前梦”非“一朝一夕之功”语。卷一记造船之想，就颇见雅兴，所谓“舣之堤下，兴之所至，纵其所如。暮春晨曦，随时领略，庶几不负湖居”也。尤其是记明人造舟游湖二事令人神往。后俞曲园门生徐花农造“采莲舟”玉成所愿。有联为证：“唤作采莲舟，最难禁露冷风香，夜半红衣清不寐；也如浮梅槛，容几许诗瓢酒盏，此中画稿我先成。”一时纷纷仿制。另有一事，也可参证俞氏与西湖缘深。时有人以一方印章“西湖长”见赠。然“西湖长”本名自苏轼，杨万里有诗“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那得休”。曲园老人倒也会自我宽慰：“余虽不敢当，然年来适为西湖诂经精舍山长，未始不可妄窃以自娱也。”遂居之不疑。再说到俞楼，落成之前，“篙工菱女，争望落成，得鼓舲呼渡于其下”，已是热闹非凡。“及楼成，余有《俞楼经始》一卷，刻入《俞楼杂纂》中，流播艺林。文墨之士，遂无不知有俞楼者。” 时人冯听涛曾作一楹联：“诸子群经平议两，吴门浙水寓庐三。” 便深得楼主之心。“盖余所著书，两《平议》为最大，而苏州有曲园，杭州有俞楼、有右台仙馆，皆余寓庐也。”
　　“衰年岂复事登临，一别西湖戊到壬。难得吾孙归自蜀，不妨旧梦再重寻。”（《曲园自述诗》）所记为楼主离开经席之后的1902年俞陛云视学蜀中事。但旧梦虽好，往事难寻。俞楼早不复当年盛况，西湖又岂是昨日色相？楼主临终曾以诗见别俞楼：“占得孤山一角宽，年年于此凭栏杆。楼中人去楼仍在，任作张王李赵看。”有了如许前尘做铺垫，便不难设想，1924年移居湖楼的新主人，凭栏远眺，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在心头。确实，对于久享盛名的杭州与西湖而言，也许并不稀罕渺如尘芥的新楼主多发一言，而能够打消这种谦抑或矜持的就在于他笔下的西湖，不单是当年“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也是承载自家历史的西湖。“无怪乍醒的人凭到阑干，便痴然小立了。”因为“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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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金文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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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序一跋《燕知草》
　　
　　俞平伯与西湖的最早关系，自然是缘起于他的曾祖俞樾以及那幢联结着两个世纪荣悴的俞楼。在“他处处在写杭州，而所着眼的处处不是杭州”的《燕知草》中，俞楼固然不可不提，但说及更多更见情愫的还是同游的人。这层机关，写序的朱自清早就说破——“你看这书里所写的，几乎只是和平伯有着几重亲的H君的一家人——平伯夫人也在内；就这几个人，给他一种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他依恋杭州的根源在此，他写这本书的感兴，其实也在此。就是那《塔砖歌》与《陀罗尼经歌》，虽像在发挥着‘历史癖与考据癖’，也还是以Ｈ君为中心的。”这话出自挚友之口，自然是不会错的。然而检读全书，有一点还是值得旧话重提的。那就是于“温暖浓郁的氛围气”之外，文字里其实更多怅惘与幻灭的气象。朱先生也说过，“‘杭州城里’，在我们看，除了吴山，竟没有一毫可留恋的地方。像清河坊、城站，终日是喧闻的市声，想起来只会头晕罢了；居然也能引出平伯的那样怅惘的文字来，乍看真有些不可思议似的”。那么，这种弥漫在文字里的“独立小桥风满袖，平林新月人归后”的怅惘心情，到底又从何而起呢?芽怕不是仅仅来自同在同游的Ｈ君一家吧。
　　冒昧想来，在这“同在的人”里，应当还有萦绕在作者心里挥之不去的先曾祖在。朱先生当然清楚俞家的文脉，只是以朱先生为人之谨严端方，是不肯妄作推断的。即便是老辣的周作人，在跋文里也是言辞闪烁，点到即止，只是把作者“写平伯多杭州少”的文字，与陶庵公的《琅缳文集》相比，认为“各占一个时代的地位”。有此一比，再将它与俞平伯重刊《陶庵梦忆》联系起来看，说俞平伯写杭州西湖别寄幽怀，而不单单是局限于现世的生活做优游的文字，也算不得无稽之谈。正如周作人在《陶庵梦忆》重刊序言里所云：“对于‘现在’，大家总有点不满足，而且此身在情景之中，总是有点迷惘似的，没有玩味的余暇。所以人多有逃现世之倾向，觉得只有梦想或是回忆是最甜美的世界。”张宗子的遗民文字如此，那么作为世家子弟的俞平伯流连于杭州湖山之间，想必也是感同身受的。
　　从《燕知草》序跋和《陶庵梦忆》重刊序言来看，认为俞平伯学张宗子，借杭州西湖委曲述怀抒发身世荣衰之感，便可以说得通了，所谓“鸡鸣枕上，夜气方回，因想余生平，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而已。对于俞平伯而言?熏往事“繁华靡丽”是言重了，但“过眼皆空”则足以解怀。一个很重要的事实就是他在当时，相继重刊了《浮生六记》、《陶庵梦忆》，并且作成《红楼梦辨》。这恐怕不是以事出偶然就可以塞责的。顺理成章的倒是，他也由此写下了《燕知草》。但朱先生还是从“H君一家”着眼，解读出一种现世的“温暖浓郁的氛围气”；即便是对《燕知草》里显露出来的名士趣味，也是颇花了一番笔墨做辩解的。揣摩当时风气，朱先生是有意要将身为“新文学家”的老友与“明朝人”划清界线。在这一点上，周作人倒是显得很通脱，他说“张宗子是大家子弟，《明遗民传》称其‘衣冠揖让，绰有旧人风轨’，不是要讨人家喜欢的山人，他的洒脱的文章大抵出于性情的流露，读去不会令人生厌”，其实也是可以看作为议论俞平伯的。
　　俞平伯先生擅长解词，其成就当在现代词学批评大家之列。他解词不作迂阔之言，胜在感同身受，然意境自是别出，一往而情深。酣畅所在，箭箭鹄的，堪称一个射雕好手。由解词而撰文，其实最不难看出俞氏行文家法。“文章之道，射道也。”“若矢之所向唯在于鹄，一发如破，三发以至百发如之，于是射者掷弓，观者叫绝，皆大欢喜。何则？眼目清凉也。知有此清凉世界而后可与言文矣。”（《清真词释》）用移花接木之术，也可以说，知有此射道而后可言《燕知草》矣。《燕知草》何尝又不是俞平伯清凉目下之世界？借杭州西湖障人眼目，委曲述怀，一箭三雕，所谓伤逝、伤世、伤时是也，以致才有此怅惘幻灭之气象。
　　
　　前尘旧梦燕自知
　　
　　所谓伤逝、伤世、伤时，本不可以分开讲。逝者，时也；世者，亦有身世、时世之义，三者当互有申义。只是为了行文方便，聊备此一说而已。
　　作《燕知草》的俞平伯也就二十出头，但感兴所在直比耆宿。“中国文人有‘叹老嗟卑’之癖”，这在他三十一岁那年写的《中年》里就说过。大凡清凉法眼之下，“人生也不过如此”——“变来变去，看来看去，总不出这几个花头”。倚老卖老，自当别论。然倚未老而卖老，在“叹老嗟卑” 之癖外，又自当作别论了。
　　俞平伯早年与杭州西湖真正结缘的文字，始自《湖楼小撷》。
　　
　　住杭州近五年了，与西湖已不算新交。我也不自知为什么老是这样“惜墨如金”。在往年曾有一首《孤山听雨》，以后便又好像哑子。即在那时，也一半看着雨的面子方才写的。原来西湖是久享盛名的湖山，在南宋曾被号为“销金锅”，又是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岂稀罕渺如尘芥的我之一言呢？
　　
　　在住杭近五年（1920～1924）的时间里，俞平伯出版了他的论著《红楼梦辨》和诗集《冬夜》，唯独于杭州西湖“惜墨如金”。如果说是出于谦抑或者矜持，那么又何来《燕知草》里一味的依恋呢？引发他感兴的，就在于离杭的最后一年（1924年）移居俞楼，并由此而撰得《湖楼小撷》。《湖楼小撷》共计五篇，记录了近半个月湖楼生活的所看所想。而所记无非桃红柳绿，以及“神光离合乍阴乍阳” 中西湖殊异的色相，却已然让时年二十有五的年轻人感物伤怀，叹春光易逝，兀兀生出“怯怯无归，垂垂的待老”之心。可以想见，在独上高楼难遣轻愁之外，别有的幽情其实也正寄予在这眼前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当中的。因为“这种委婉而入骨三分的感触，实是无数的前尘前梦酝酿成的，没有一桩特殊事情可指点，也不是一朝一夕之功”（《清河坊》）。而这无数的前尘旧梦，又自然是蕴涵了他曾祖在西湖诂经的岁月，蕴涵有俞楼的几世沧桑在其中的。
　　《曲园自述诗》有云：“高居西湖第一楼，居然三十一春秋。明年勇撤谈经席，坐看滔滔逝水流。”俞曲园笔下的西湖情缘，除诗词而外，多见于《春在堂随笔》。“同治七年，余主讲西湖诂经精舍。精舍有楼三楹，余每日凭栏俯瞰，湖光山色，皆在几席间，甚乐也。”而课士之余，又遍迹湖山，多有兴会。检读之下，始信俞平伯所谓“前尘前梦”非“一朝一夕之功”语。卷一记造船之想，就颇见雅兴，所谓“舣之堤下，兴之所至，纵其所如。暮春晨曦，随时领略，庶几不负湖居”也。尤其是记明人造舟游湖二事令人神往。后俞曲园门生徐花农造“采莲舟”玉成所愿。有联为证：“唤作采莲舟，最难禁露冷风香，夜半红衣清不寐；也如浮梅槛，容几许诗瓢酒盏，此中画稿我先成。”一时纷纷仿制。另有一事，也可参证俞氏与西湖缘深。时有人以一方印章“西湖长”见赠。然“西湖长”本名自苏轼，杨万里有诗“东坡元是西湖长，不到罗浮那得休”。曲园老人倒也会自我宽慰：“余虽不敢当，然年来适为西湖诂经精舍山长，未始不可妄窃以自娱也。”遂居之不疑。再说到俞楼，落成之前，“篙工菱女，争望落成，得鼓舲呼渡于其下”，已是热闹非凡。“及楼成，余有《俞楼经始》一卷，刻入《俞楼杂纂》中，流播艺林。文墨之士，遂无不知有俞楼者。” 时人冯听涛曾作一楹联：“诸子群经平议两，吴门浙水寓庐三。” 便深得楼主之心。“盖余所著书，两《平议》为最大，而苏州有曲园，杭州有俞楼、有右台仙馆，皆余寓庐也。”
　　“衰年岂复事登临，一别西湖戊到壬。难得吾孙归自蜀，不妨旧梦再重寻。”（《曲园自述诗》）所记为楼主离开经席之后的1902年俞陛云视学蜀中事。但旧梦虽好，往事难寻。俞楼早不复当年盛况，西湖又岂是昨日色相？楼主临终曾以诗见别俞楼：“占得孤山一角宽，年年于此凭栏杆。楼中人去楼仍在，任作张王李赵看。”有了如许前尘做铺垫，便不难设想，1924年移居湖楼的新主人，凭栏远眺，又该是怎样的一种滋味在心头。确实，对于久享盛名的杭州与西湖而言，也许并不稀罕渺如尘芥的新楼主多发一言，而能够打消这种谦抑或矜持的就在于他笔下的西湖，不单是当年“白居易、苏东坡、林和靖他们的钓游旧地”，也是承载自家历史的西湖。“无怪乍醒的人凭到阑干，便痴然小立了。”因为“人对于万有的趣味，都从人间趣味的本身投射出来的。这基本趣味假如消失了，则大地河山及它所有的兰因絮果毕落于渺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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