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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中的胡适

作者：邵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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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属于直系吴佩孚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倒吴，乘夜班师回京，发动了著名的“首都革命”（其实是政变），扣押了贿选总统曹锟。由于冯是二流军阀，无以取代，国家权力出现真空。等到奉系大举入关，张作霖与冯玉祥商讨善后，决定公推隐居天津的段祺瑞出来主持国政。段氏于1924年11月24日在北京就职，由于非国会选举，不能称“大总统”，他组织的政府便称为“临时执政府”，而他自己则以“临时执政”代行国家元首职权。段氏就任，宣称“革新政治，与民更始”，他首先要做的事便是解决各种时局中的争端，于是宣布筹备召开“善后会议”。但这个会议和已经北上的孙中山意见相反，孙则主张立即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国民会议”。于是，国民会议，还是善后会议，便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政治角逐。
　　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会议，“善后”主要解决刻下时局问题，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军阀割据，因此它提出的口号是“废督裁兵”，而参与这个会议的也都是些中央和地方的实力派，比如各路军阀等。国民会议则不然，它是一个有关国体性质的大会，与会者必须是全国各地民选出来的代表，通过这个会议，使得中华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治国。两种不同的会议，加上两个不同的人物：段祺瑞和孙中山，他们各具符号意义。前者是军阀班头，后者是革命领袖。胡适何去何从，俨然就成了问题。两个会议都在拉胡适。段祺瑞和许世英（善后会议筹备处秘书长）先后电胡，邀其与会。这是一月份。次月，北京国民会议促进会亦致函胡适，敦请胡适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国民会议始终未能召开，而胡适已经先此答应了“善后会议”。他写给许世英的信，是他“踌躇了几天后”做出的决定：“……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同为清宫辩护一样，胡适参加“善后会议”是他二十年代又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个会议不仅是军阀包办，而且是军阀分赃。胡适说他是“尝试”，可别人眼里却是给军阀“帮忙”。“帮忙”这个词并非中性，它是贬义的，后来它更和“帮凶”、“帮闲”联系在一起，构成所谓“三帮”。当时舆论对胡适极为不利，京报的邵飘萍收到两封有关胡适的信，他转给了胡适。其中一封来自名叫董秋芳的年轻人，此人以前不仅在《努力》上和胡适讨论过“好政府主义”，而且到过胡家，和胡适当面谈论问题。他对胡适的态度，就一般青年而言，颇有代表性：“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的分赃的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最后，这位青年说：“我们读过先生近来的言论，知道‘胡适之’三个字上，已沾满了灰色的尘点，我们只好盼望先生努力向这黑暗的处所去‘干！干！干’！”半是警告，也半是希望，尽管后者已是残存。
　　胡适接信后，给邵飘萍回了信。他表示了这样的态度：
　　
　　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之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倒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的人格里，还不算老朽。
　　
　　《努力》之后的胡适已经渐渐失去了青年的拥戴，特别是这连续发生的两件事（辩护清室和参加善后），使胡适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声望指数下降到最低点。非但如此，北大一院的厕所墙壁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骂胡适“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自此以后，胡适和学生相疏不相得，再也没有抓住青年过。如果说青年总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激情与进步，那么，青年离他而去，适足以见出在那个喧嚣突进的时代大潮中，胡适不务激进，本身就显得保守、落伍，乃至反动。
　　反者，道之动。胡适并非不知道舆论的情形和青年的态度，同时也有很多好友劝他慎重对待，不要和军阀坐到一起，不要去对牛弹琴。但胡适发言行事，常有独立特行的一面，他总是依凭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行事，并不轻易为外界左右。那些“爱惜羽毛”的好意，胡适心领了，但会议还是仍旧参加。1925年1月17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披露了自己的心迹：“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三为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
　　国民会议的动议来自国民党，积极赞助它的则是年轻的共产党。这两党正处于合作阶段，它们代表的是国内激进的乃至革命的政治力量。可是，它们的某些声音，在胡适看来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时髦，并不乐意闻见。比如他们主张国民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帝，而胡适对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压根就不买账，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时髦话语，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另外，在军阀战争没有止息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召开一个和平会议，这样的会议可以让军阀讨价还价，而不至于在战场上对打。至于以民众代表为组织的国民会议，它的诉求因其高远而无以解决刻下的和平问题。在时局问题上，可以看到，胡适不是理想的，而是务实的。他出于他自己的务实考虑，在一片讥评、反对、咒骂声中，于1925年2月1日出席了这个国民党宣布退出的善后会。
　　染缸里抽不出白丝绦，进去就等于自取其辱。同流合污这个污点直到今天，还高悬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其实，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当时，在高调谴责之外，还是有不同声音存在的。由北大教授为主体创办的《现代评论》，对于善后会就有着和胡适颇为接近的思路。《现代评论》出刊之初，就碰上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善后会。北大教授周甦生在该刊第二期即以“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府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于他的解决时局的诚意和能力也是怀疑的。但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准备召集的、而我们认为有召集的必要和成功的可能之‘善后会议’，也一概的反对或冷视。反过来，我们认为对于这种会议应当予以充分的注意和督责。”在国民党因为不满而宣布退出后，周甦生又题以“善后会议是否应当参加”，表示了不同意见：“现今这样的善后会议的前途，已经令人怀疑，如果民党和名流等不去参加，那个会议之无信用，无结果，是可以断定的，而时局的解决更是无希望的了……所以为使责任明了起见，民党分子和负时望的名流也应参加善后会议，把他们正大的主张正式的提出来。”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国民会议，北大教授王世杰认为尚不具备条件，他在“国民会议的基本地盘”中，认为国民会议目下还没有现成的地盘帮助它实现。这个地盘包括两项内容：“第一便是赋有政治自由的省会；第二便是有代表资格的法团。”王世杰和国民党是有联系的，由他和他的同仁创办的这份《现代评论》也有国民党的暗中资助。但，这拨人（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在政治上持论稳健，不趋极端。他们的言论不以激动人心为务，而务求于事有补。如果胡适是以学界名流的身份与会，《现代评论》这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善后的态度则自取为“督责”。
　　按：据胡适1925年1月17日日记：“通伯说，昨夜他们（现代评论社）请精卫、稚晖等国民党领袖吃饭，席上力劝国民党加入善后会议。精卫说，他自己是如此主张，‘先生’（孙文）也有此意。但到后来精卫倒在椅子上睡着了。”这个“通伯”即陈西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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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后会议”中的胡适

作者：邵　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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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开始，属于直系吴佩孚的“倒戈将军”冯玉祥倒吴，乘夜班师回京，发动了著名的“首都革命”（其实是政变），扣押了贿选总统曹锟。由于冯是二流军阀，无以取代，国家权力出现真空。等到奉系大举入关，张作霖与冯玉祥商讨善后，决定公推隐居天津的段祺瑞出来主持国政。段氏于1924年11月24日在北京就职，由于非国会选举，不能称“大总统”，他组织的政府便称为“临时执政府”，而他自己则以“临时执政”代行国家元首职权。段氏就任，宣称“革新政治，与民更始”，他首先要做的事便是解决各种时局中的争端，于是宣布筹备召开“善后会议”。但这个会议和已经北上的孙中山意见相反，孙则主张立即召开一个全国性的“国民会议”。于是，国民会议，还是善后会议，便在当时形成了一种政治角逐。
　　这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会议，“善后”主要解决刻下时局问题，当时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军阀割据，因此它提出的口号是“废督裁兵”，而参与这个会议的也都是些中央和地方的实力派，比如各路军阀等。国民会议则不然，它是一个有关国体性质的大会，与会者必须是全国各地民选出来的代表，通过这个会议，使得中华民国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民治国。两种不同的会议，加上两个不同的人物：段祺瑞和孙中山，他们各具符号意义。前者是军阀班头，后者是革命领袖。胡适何去何从，俨然就成了问题。两个会议都在拉胡适。段祺瑞和许世英（善后会议筹备处秘书长）先后电胡，邀其与会。这是一月份。次月，北京国民会议促进会亦致函胡适，敦请胡适为国民会议组织法研究委员。国民会议始终未能召开，而胡适已经先此答应了“善后会议”。他写给许世英的信，是他“踌躇了几天后”做出的决定：“……我是两年来主张开和平会议的一个人，至今还相信，会议式的研究时局解决法总比武装对打好一点；所以我这回对于善后会议虽然有许多怀疑之点，却也愿意试他一试。”
　　同为清宫辩护一样，胡适参加“善后会议”是他二十年代又一个洗刷不掉的污点。当时舆论普遍认为，这个会议不仅是军阀包办，而且是军阀分赃。胡适说他是“尝试”，可别人眼里却是给军阀“帮忙”。“帮忙”这个词并非中性，它是贬义的，后来它更和“帮凶”、“帮闲”联系在一起，构成所谓“三帮”。当时舆论对胡适极为不利，京报的邵飘萍收到两封有关胡适的信，他转给了胡适。其中一封来自名叫董秋芳的年轻人，此人以前不仅在《努力》上和胡适讨论过“好政府主义”，而且到过胡家，和胡适当面谈论问题。他对胡适的态度，就一般青年而言，颇有代表性：“我们认为丧心病狂的军阀政客们的分赃的行径，先生竟也兴高采烈地预备大踏步前往参加了！……万不料如梭的时光，竟会使先生落伍到如此地步！蔽护不伦不类的清室的语调，不出之于乡村遗老之口，而倡之于‘自古成功在尝试’的先生！已经从‘百尺竿头掉下来’的胡先生呵，如果你再愿意牺牲‘新文化运动的权威’的荣衔，去参加这少数人宰割全体民众的善后会议，恐怕一试之后，便不容你再试了。”最后，这位青年说：“我们读过先生近来的言论，知道‘胡适之’三个字上，已沾满了灰色的尘点，我们只好盼望先生努力向这黑暗的处所去‘干！干！干’！”半是警告，也半是希望，尽管后者已是残存。
　　胡适接信后，给邵飘萍回了信。他表示了这样的态度：
　　
　　青年界对我的议论，乃是意中之事。生平不学时髦，不能跟人乱谈乱跑，尤不能谄事青年人，所以常遭人骂。但八年的挨骂已使我成了一个不怕骂的人；有时见人骂我，反倒使我感觉我还保留了一点招骂的骨气在自己的人格里，还不算老朽。
　　
　　《努力》之后的胡适已经渐渐失去了青年的拥戴，特别是这连续发生的两件事（辩护清室和参加善后），使胡适自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声望指数下降到最低点。非但如此，北大一院的厕所墙壁上甚至有学生的咒骂，骂胡适“卖身于段贼”，“拥戴段祺瑞为父”。自此以后，胡适和学生相疏不相得，再也没有抓住青年过。如果说青年总是代表着一个时代的激情与进步，那么，青年离他而去，适足以见出在那个喧嚣突进的时代大潮中，胡适不务激进，本身就显得保守、落伍，乃至反动。
　　反者，道之动。胡适并非不知道舆论的情形和青年的态度，同时也有很多好友劝他慎重对待，不要和军阀坐到一起，不要去对牛弹琴。但胡适发言行事，常有独立特行的一面，他总是依凭自己的良心和理性行事，并不轻易为外界左右。那些“爱惜羽毛”的好意，胡适心领了，但会议还是仍旧参加。1925年1月17日，胡适在当天的日记中披露了自己的心迹：“我是不怕人骂的。我此次愿加入善后会议，一为自己素来主张与此稍接近；二为不愿学时髦人谈国民会议；三为看不过一般人的轻薄论调。”
　　国民会议的动议来自国民党，积极赞助它的则是年轻的共产党。这两党正处于合作阶段，它们代表的是国内激进的乃至革命的政治力量。可是，它们的某些声音，在胡适看来与其说是进步，不如说是时髦，并不乐意闻见。比如他们主张国民会议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反帝，而胡适对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压根就不买账，认为这不过是一种时髦话语，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另外，在军阀战争没有止息的情况下，当务之急是召开一个和平会议，这样的会议可以让军阀讨价还价，而不至于在战场上对打。至于以民众代表为组织的国民会议，它的诉求因其高远而无以解决刻下的和平问题。在时局问题上，可以看到，胡适不是理想的，而是务实的。他出于他自己的务实考虑，在一片讥评、反对、咒骂声中，于1925年2月1日出席了这个国民党宣布退出的善后会。
　　染缸里抽不出白丝绦，进去就等于自取其辱。同流合污这个污点直到今天，还高悬在各种版本的历史教科书中。其实，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当时，在高调谴责之外，还是有不同声音存在的。由北大教授为主体创办的《现代评论》，对于善后会就有着和胡适颇为接近的思路。《现代评论》出刊之初，就碰上这个闹得沸沸扬扬的善后会。北大教授周甦生在该刊第二期即以“我们所要的一个善后会议”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老实不客气地说，我们对于现在的执政府是很不满意的；我们对于他的解决时局的诚意和能力也是怀疑的。但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连他所准备召集的、而我们认为有召集的必要和成功的可能之‘善后会议’，也一概的反对或冷视。反过来，我们认为对于这种会议应当予以充分的注意和督责。”在国民党因为不满而宣布退出后，周甦生又题以“善后会议是否应当参加”，表示了不同意见：“现今这样的善后会议的前途，已经令人怀疑，如果民党和名流等不去参加，那个会议之无信用，无结果，是可以断定的，而时局的解决更是无希望的了……所以为使责任明了起见，民党分子和负时望的名流也应参加善后会议，把他们正大的主张正式的提出来。”对于国民党提出的国民会议，北大教授王世杰认为尚不具备条件，他在“国民会议的基本地盘”中，认为国民会议目下还没有现成的地盘帮助它实现。这个地盘包括两项内容：“第一便是赋有政治自由的省会；第二便是有代表资格的法团。”王世杰和国民党是有联系的，由他和他的同仁创办的这份《现代评论》也有国民党的暗中资助。但，这拨人（当时被称为“现代评论派”）在政治上持论稳健，不趋极端。他们的言论不以激动人心为务，而务求于事有补。如果胡适是以学界名流的身份与会，《现代评论》这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善后的态度则自取为“督责”。
　　按：据胡适1925年1月17日日记：“通伯说，昨夜他们（现代评论社）请精卫、稚晖等国民党领袖吃饭，席上力劝国民党加入善后会议。精卫说，他自己是如此主张，‘先生’（孙文）也有此意。但到后来精卫倒在椅子上睡着了。”这个“通伯”即陈西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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