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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重的失态

作者：李兆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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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坛冒出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批评家，人称“黑旋风”，鸳鸯蝴蝶派，胡适、徐志摩，乃至新文学旗手鲁迅，都吃过他的板斧，——此公就是留日海归、“创造社”巨头成仿吾。
　　按当然的想像，成仿吾的利斧定会抡向过忘恩负义的小日本。事情有点出人意料，查阅成仿吾的全部著述译文，日本在他笔下几乎是缺席的。成仿吾十三岁就到日本，二十四岁回国，在东瀛整整住了十一年，然而，漫长的东瀛生涯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从他身上也感觉不到多少日本文化的气息；同样，对日本这个第二故乡，成仿吾也冷淡到了极点。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东京》是成仿吾唯一的一篇写日本的散文，或许可供我们解明悬念。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八点二”级大地震，导致十四万生灵涂炭。这场天灾终于触动了成仿吾的灵感，封存多年的记忆奔涌而出，给他带来不可名状的快感。作者使出了浑身解数，描绘大地震给他的“醉人的荡摇”，还有东京火灾“极壮丽的光景”与“诗意”。文笔并非一流的成仿吾此时超常发挥，写出了真正的美文——“地震时的光景如像在我眼前。我们的不忠实的船儿，忽然作怪起来了。摇荡，倾斜，覆灭，惊愕的叫喊，这是何等醉人心魄的活动影戏！狂奔，脱险，呆立，号哭，这又是何等催人沉醉的情景！我如适逢其盛，我定蹒跚而奔，教男人用白布缠头，提起木鞋飞跑，教女人卷起长袍，露着腿儿乱窜。于是我将自造一种解释，当他们在酣醉而轻歌妙舞；看花时节的猖狂……”读到这里，一股寒气不由从人背脊嗖嗖升起，天性淳朴、不失赤子之心的成仿吾，竟写出了如此幸灾乐祸的文字，不能不使人对人性产生深深的困惑。
　　作者直言不讳地表示：“假如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与火灾”，对日本的厌恶之情，跃然纸上。在这一点上，成仿吾与他的创造社伙伴拉开了距离，如果说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对日本是既恨又爱，爱恨交加的话，那么成仿吾对日本就只有恨了；唯其如此，他才会以如此的生花妙笔，纵情赞美日本人最恐惧的地震与火灾。
　　除了赞美地震火灾，日本女人也是《东京》幸灾乐祸的对象（注意：篇幅不长的《东京》三次写到了日本女人），对中国留学生迷恋“易于到手”、肉体丰满的东瀛女人，作者竭尽嘲讽之能事，其中这样写道：“有人听了东京的天灾，便想起了他在东京时爱过的妇女。我不曾爱过什么女人，然而这回女人死的一定不少，却也不免使人觉得可惜。而且混乱之中，多少美丽的‘弱者’为鸡一般淫的男人所毁坏了，尤足使人愤恨。不过她们至少可以与那些穷无所归的女人去以皮肉维持生活，或者组成娘子军，远去他乡，为侵略主义的先锋队。这倒是对于我们的东邻极可欣贺的事。”思想激进、饱受西方文学熏陶的成仿吾，此时差不多已经降低到《留东外史》的水平，实在令人诧异。
　　成仿吾在日本留学时究竟受了什么鸟气？读了这篇奇文，人们不禁会问。然而，无论是成仿吾本人，还是他的伙伴的回忆，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词，《东京》里透露的，毋宁说是相反的信息：“我少年时代最快活的时期是在高等学校时代过的，那时候我还只有十八九岁，那南方的小都市的气候既好，大学又如在我们的目前，不断在激发我们的知识欲，而一种少年时代所特有的自负与骄矜又无不在使我们自满，那时候我的心中真只有春朝的宴欢与生之陶醉了。”——这是成仿吾在日本冈山上高等学校时的情形，入了东京大学后，“也没有什么可哀的事情来扰我”，倒是那一次集体罢课回国，目睹了中国的黑暗现实后，让成仿吾感到了真正的“悲哀”。这么看来，成仿吾对日本一面倒的仇恨理由并不充分。
　　成仿吾留日后期写下的《一个流浪者的新年》，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这篇小说描写一位中国学子在异国过年的感受，通篇散发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伤，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与寂寞。小说这样描写主人公：“他的脸总带着一种惨黄色；他的眼睛，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开不起的一般，小得不称他长瘦的脸，并且时常注视他的前面，好像在默想什么似的。”这不正是成仿吾的自画像么？小说里，东瀛的背景被彻底淡化，甚至没有点明这是在日本，主人公与身处的环境完全脱节，仿佛置身于一个与周围绝缘的透明玻璃罩里。这种绝对孤独的感觉，没有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同胞，是很难体会的。日本人骨子里的排外，对“弱国子民”的中国人的冷淡，由此得到最好的暗示。
　　具体到成仿吾，另有一层不利。从照片上看，成仿吾其貌不扬，个头矮小，脸相如猴，而据郭沫若介绍，成仿吾是很木讷的人，一口湖南新化腔，总是让人不得要领。这样的人本来就拙于交际，难讨女人的欢心，到了日本这个人情丰沛、两性关系宽松的国度，其不利是可以想像的，貌似刀枪不入的禁欲下，肯定涌动着莫名的焦虑。对此，成仿吾也有自知之明，在1924年3月28日致郁达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关于我结婚的事，我以为你此后倒可以不要再为我忧愁，因为我只要听到了女人二字，就好像看得见一张红得可厌的嘴在徐徐翻动着向着我说：“你虽然年轻，不过相貌太不好，你的袋里也没有几多的钱。”托尔斯泰生得丑陋，每以为苦，但是他颇有钱，所以倒也痛饮过青春的欢乐。像我这样赤条条的人，我以为决不会有什么女人来缠我，对于一个misogamist（婚姻厌恶者），这倒也不是怎样坏的境遇。
　　
　　然而，上帝偏偏赋以成仿吾不俗的天才和意志，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这样描述：“我和成仿吾相识是在1916年夏天，我初进六高的时候，仿吾要比我小三岁（按：实际应为小五岁），但他的学级却早我一年。他学的是工科，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于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他最初是和他的大哥成劭吾一道到日本的。他的大哥进了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和几位朋友译过一部英文字典。仿吾在旁边也帮过誊录和校对的工作。他自从有过这样一番根底之后，他在高等学校三年间是没有用过字典的。”“他到日本时年纪很小，但他对于中国的旧文献也很有些涉历。我们在冈山同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暗诵出不少诗词。这也是使我出乎意料的事。大抵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我们几个人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明晰的一个。”
　　才学丰沛、志向远大的成仿吾来到这样一个岛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上他与郭沫若最为默契，所谓“读西洋书，受东洋罪”，是他们东瀛生活的真实写照，都是将日本当作跳板，而不将它真正放在眼里。如果说他们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那也是西方化的日本文化，而不是日本自有的文化。然而，不像郭沫若一面读西洋书，一面交桃花运，成仿吾由于自身的局限，只能在“西洋书”里消耗他的生命能量，无缘通过爱情释放生命激情，日积月累，造成变态心理，成为一个“女性厌恶者”。成仿吾后来转向文学，放弃学习多年的兵造专业，与这种心理压抑应当说有很大的关系。郭沫若曾这样评论他的文学创作：“仿吾初期的诗和散文是形成着一个奇异的对照的。他的散文是劲峭，有时不免过于生硬。他的诗却是异常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读他的诗，绝对联想不到他在学兵造科，是和大炮、战车打交道的人。”然而，文学写作的画饼充饥并不能满足成仿吾，成仿吾终归还是放弃了文学，回到大炮与战车——当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成为万里长征途中唯一的大学教授。
　　回到《东京》。成仿吾写这篇散文时，正苦闷到极点，也亢奋到极点，正如他在信中向郁达夫倾诉的那样：“从小深处僻地的家中，全然没有与闻世事，十三岁时飘然远去，又在异样的空气与特别的孤独中长大了的我，早已知道自己不适于今日的中国，也曾痛苦过命运的悲惨，然而近来更觉我与社会之间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我要做人生活，社会强使我苟且自欺；我要凭良心的指挥，社会便呼我为疯狗。这样的状态是不可须臾容忍的，而我所有的知识没有方法可以使我们自拔出来；在这样的穷境中，我终于认识了反抗而得到新的生命，不错，我们要反抗这种社会，我们要以反抗社会为每天的课程，我们要反抗而战胜！”在这种迷狂的状态下，成仿吾斧法紊乱，伤及无辜，是不足为奇的。梁实秋曾这样批评他：“你未免太气盛了！嫉恶如仇，心直口快，原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对于正义的热情有时太急烈了，时常反而自陷于理论的错误而不自觉。”说得非常中肯，《东京》所表现的非人道主义，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成仿吾的失态，令人感到历史的沉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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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文坛冒出一个极具杀伤力的批评家，人称“黑旋风”，鸳鸯蝴蝶派，胡适、徐志摩，乃至新文学旗手鲁迅，都吃过他的板斧，——此公就是留日海归、“创造社”巨头成仿吾。
　　按当然的想像，成仿吾的利斧定会抡向过忘恩负义的小日本。事情有点出人意料，查阅成仿吾的全部著述译文，日本在他笔下几乎是缺席的。成仿吾十三岁就到日本，二十四岁回国，在东瀛整整住了十一年，然而，漫长的东瀛生涯似乎没有在他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从他身上也感觉不到多少日本文化的气息；同样，对日本这个第二故乡，成仿吾也冷淡到了极点。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东京》是成仿吾唯一的一篇写日本的散文，或许可供我们解明悬念。1923年9月1日，日本关东地区发生了举世震惊的“八点二”级大地震，导致十四万生灵涂炭。这场天灾终于触动了成仿吾的灵感，封存多年的记忆奔涌而出，给他带来不可名状的快感。作者使出了浑身解数，描绘大地震给他的“醉人的荡摇”，还有东京火灾“极壮丽的光景”与“诗意”。文笔并非一流的成仿吾此时超常发挥，写出了真正的美文——“地震时的光景如像在我眼前。我们的不忠实的船儿，忽然作怪起来了。摇荡，倾斜，覆灭，惊愕的叫喊，这是何等醉人心魄的活动影戏！狂奔，脱险，呆立，号哭，这又是何等催人沉醉的情景！我如适逢其盛，我定蹒跚而奔，教男人用白布缠头，提起木鞋飞跑，教女人卷起长袍，露着腿儿乱窜。于是我将自造一种解释，当他们在酣醉而轻歌妙舞；看花时节的猖狂……”读到这里，一股寒气不由从人背脊嗖嗖升起，天性淳朴、不失赤子之心的成仿吾，竟写出了如此幸灾乐祸的文字，不能不使人对人性产生深深的困惑。
　　作者直言不讳地表示：“假如我喜欢日本，那是因为我喜欢她的地震与火灾”，对日本的厌恶之情，跃然纸上。在这一点上，成仿吾与他的创造社伙伴拉开了距离，如果说郁达夫、张资平等人对日本是既恨又爱，爱恨交加的话，那么成仿吾对日本就只有恨了；唯其如此，他才会以如此的生花妙笔，纵情赞美日本人最恐惧的地震与火灾。
　　除了赞美地震火灾，日本女人也是《东京》幸灾乐祸的对象（注意：篇幅不长的《东京》三次写到了日本女人），对中国留学生迷恋“易于到手”、肉体丰满的东瀛女人，作者竭尽嘲讽之能事，其中这样写道：“有人听了东京的天灾，便想起了他在东京时爱过的妇女。我不曾爱过什么女人，然而这回女人死的一定不少，却也不免使人觉得可惜。而且混乱之中，多少美丽的‘弱者’为鸡一般淫的男人所毁坏了，尤足使人愤恨。不过她们至少可以与那些穷无所归的女人去以皮肉维持生活，或者组成娘子军，远去他乡，为侵略主义的先锋队。这倒是对于我们的东邻极可欣贺的事。”思想激进、饱受西方文学熏陶的成仿吾，此时差不多已经降低到《留东外史》的水平，实在令人诧异。
　　成仿吾在日本留学时究竟受了什么鸟气？读了这篇奇文，人们不禁会问。然而，无论是成仿吾本人，还是他的伙伴的回忆，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词，《东京》里透露的，毋宁说是相反的信息：“我少年时代最快活的时期是在高等学校时代过的，那时候我还只有十八九岁，那南方的小都市的气候既好，大学又如在我们的目前，不断在激发我们的知识欲，而一种少年时代所特有的自负与骄矜又无不在使我们自满，那时候我的心中真只有春朝的宴欢与生之陶醉了。”——这是成仿吾在日本冈山上高等学校时的情形，入了东京大学后，“也没有什么可哀的事情来扰我”，倒是那一次集体罢课回国，目睹了中国的黑暗现实后，让成仿吾感到了真正的“悲哀”。这么看来，成仿吾对日本一面倒的仇恨理由并不充分。
　　成仿吾留日后期写下的《一个流浪者的新年》，或许可以提供一些线索。这篇小说描写一位中国学子在异国过年的感受，通篇散发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悲伤，一种刻骨铭心的孤独与寂寞。小说这样描写主人公：“他的脸总带着一种惨黄色；他的眼睛，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住，开不起的一般，小得不称他长瘦的脸，并且时常注视他的前面，好像在默想什么似的。”这不正是成仿吾的自画像么？小说里，东瀛的背景被彻底淡化，甚至没有点明这是在日本，主人公与身处的环境完全脱节，仿佛置身于一个与周围绝缘的透明玻璃罩里。这种绝对孤独的感觉，没有在日本生活过的中国同胞，是很难体会的。日本人骨子里的排外，对“弱国子民”的中国人的冷淡，由此得到最好的暗示。
　　具体到成仿吾，另有一层不利。从照片上看，成仿吾其貌不扬，个头矮小，脸相如猴，而据郭沫若介绍，成仿吾是很木讷的人，一口湖南新化腔，总是让人不得要领。这样的人本来就拙于交际，难讨女人的欢心，到了日本这个人情丰沛、两性关系宽松的国度，其不利是可以想像的，貌似刀枪不入的禁欲下，肯定涌动着莫名的焦虑。对此，成仿吾也有自知之明，在1924年3月28日致郁达夫的信中，他这样写道——
　　
　　关于我结婚的事，我以为你此后倒可以不要再为我忧愁，因为我只要听到了女人二字，就好像看得见一张红得可厌的嘴在徐徐翻动着向着我说：“你虽然年轻，不过相貌太不好，你的袋里也没有几多的钱。”托尔斯泰生得丑陋，每以为苦，但是他颇有钱，所以倒也痛饮过青春的欢乐。像我这样赤条条的人，我以为决不会有什么女人来缠我，对于一个misogamist（婚姻厌恶者），这倒也不是怎样坏的境遇。
　　
　　然而，上帝偏偏赋以成仿吾不俗的天才和意志，郭沫若在《创造十年》中这样描述：“我和成仿吾相识是在1916年夏天，我初进六高的时候，仿吾要比我小三岁（按：实际应为小五岁），但他的学级却早我一年。他学的是工科，很有语学上的天才，他对于外国语的记忆力实在有点惊人。他最初是和他的大哥成劭吾一道到日本的。他的大哥进了名古屋第八高等学校时，和几位朋友译过一部英文字典。仿吾在旁边也帮过誊录和校对的工作。他自从有过这样一番根底之后，他在高等学校三年间是没有用过字典的。”“他到日本时年纪很小，但他对于中国的旧文献也很有些涉历。我们在冈山同住的时候，时常听见他暗诵出不少诗词。这也是使我出乎意料的事。大抵仿吾的过人处是在他的记忆力强，在我们几个人中他要算是头脑最明晰的一个。”
　　才学丰沛、志向远大的成仿吾来到这样一个岛国，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是不言而喻的。这一点上他与郭沫若最为默契，所谓“读西洋书，受东洋罪”，是他们东瀛生活的真实写照，都是将日本当作跳板，而不将它真正放在眼里。如果说他们也受到了日本文化的影响，那也是西方化的日本文化，而不是日本自有的文化。然而，不像郭沫若一面读西洋书，一面交桃花运，成仿吾由于自身的局限，只能在“西洋书”里消耗他的生命能量，无缘通过爱情释放生命激情，日积月累，造成变态心理，成为一个“女性厌恶者”。成仿吾后来转向文学，放弃学习多年的兵造专业，与这种心理压抑应当说有很大的关系。郭沫若曾这样评论他的文学创作：“仿吾初期的诗和散文是形成着一个奇异的对照的。他的散文是劲峭，有时不免过于生硬。他的诗却是异常幽婉，包含着一种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读他的诗，绝对联想不到他在学兵造科，是和大炮、战车打交道的人。”然而，文学写作的画饼充饥并不能满足成仿吾，成仿吾终归还是放弃了文学，回到大炮与战车——当然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指挥下，成为万里长征途中唯一的大学教授。
　　回到《东京》。成仿吾写这篇散文时，正苦闷到极点，也亢奋到极点，正如他在信中向郁达夫倾诉的那样：“从小深处僻地的家中，全然没有与闻世事，十三岁时飘然远去，又在异样的空气与特别的孤独中长大了的我，早已知道自己不适于今日的中国，也曾痛苦过命运的悲惨，然而近来更觉我与社会之间已经没有调和的余地了。我要做人生活，社会强使我苟且自欺；我要凭良心的指挥，社会便呼我为疯狗。这样的状态是不可须臾容忍的，而我所有的知识没有方法可以使我们自拔出来；在这样的穷境中，我终于认识了反抗而得到新的生命，不错，我们要反抗这种社会，我们要以反抗社会为每天的课程，我们要反抗而战胜！”在这种迷狂的状态下，成仿吾斧法紊乱，伤及无辜，是不足为奇的。梁实秋曾这样批评他：“你未免太气盛了！嫉恶如仇，心直口快，原是我最佩服你的地方，对于正义的热情有时太急烈了，时常反而自陷于理论的错误而不自觉。”说得非常中肯，《东京》所表现的非人道主义，完全证明了这一点。成仿吾的失态，令人感到历史的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