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书屋絮语

作者：邵水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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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说”确有“大义”存焉。近代“诗界革命”、“小说革命”，无不指向思想启蒙、惠及大众一途，及至五四，一脉相承，人文蔚起。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时期文学”，无疑是激扬近代文艺革命之余波，手段与目的相互辉映。先是现代诗歌萌芽，再延及小说等各种文学样式齐齐破土，一时全民踊跃，洛阳纸贵，说其是文学的黄金时代决不为过。当年，任何一首诗、一部小说或一本著作，一出笼必引来万人争观，莫不耸动，煞是热闹。那时，西学东潮同时迸发，颇为壮观，至今想来那些似懂非懂的理论著作，读书人差不多人手一册，可以说十年的光景，国外几百年来的文学创作和理论成果，国人都迫不及待地拿来啃过遍。九十年代以降，消化不良的后果才出现，多元化掩盖了种种孱弱，荆棘满目，歧途纷纭。
　　对八十年代的反思，绝非新世纪才开始。当时，韩少功先生一篇《文学的根》是一引子，它既是小说转向的一种标榜，又是文学自身反省内力的爆发，人们因过多地关注其标志作用，反而错过了整体反思的机会。及后，韩少功先生更多地以思想者的角色出现，不停息地在进行批判，至真至诚。其实，这股反思的力量一直在延续，横跨世纪，或隐或露，不绝声响。今年，查建英女士与八十年代文学界热点人物对话录的出版，残雪女士对八十年代文学的“厌恶”的发言，格非先生以一部小说《也不过是垃圾》为标识，三桩事件最为醒目。
　　文学走到今天，似乎已完成了一个轮回，正在寻找突破的力量。这种力量不可能来自形式的革命，因为这些年的实验，已将各种花样玩尽，也绝不可能来自下半身革命，因为网络裸体流传，已再无私秘的空间，真正的力量应源于生活里深刻的真实、人性的高度和引导想像的实力。我们可以一遍遍地重温革命或世俗的“传奇”，但总有一股活鲜之力会从其中产生，因为人们总会拒绝平庸，总会接受人性与写作高度的挑战，来应和思想的律动，文学总会在潜移默化之中找到真正的价值，并包孕“大义”。
　　本刊自去年以来，一直对当代小说、散文、杂文等进行检讨，包括这期邓晓芒、景凯旋等先生的文章，实在是想看到文学走出困境的方向和愿景，也使我们对未来充满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