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越界的身体

作者：任亚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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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性之爱虽然如此写来流畅自然，相欢相洽，但其结局却无一例外都是悲剧性的。“弟兄们”注定要为人妻为人母：“有些东西，非常美好，可是非常脆弱，一旦破坏了，就再不能复原了。”随着世俗生活的逼近和渗透，她们发现：“无论怎么自己叫自己‘兄弟’，叫别人‘家的’，弄到底，女还是女，男还是男，这是根本无法改变的。”美好的东西也是极度脆弱的，女性青春年少时短暂的性别角色“越位”在岁月磨砺的钝痛中无疾而终；七叶与朱凉的暧昧关系被深深地包裹遮蔽在朱凉与她的丈夫章孟达的合乎规范的异性肉体关系之下：“但这是不可知的，这是一个必须严守的秘密，这个秘密随着另一个人的消失而愈显珍贵。它像一种沉重的气体，分布在这间暗红色宅楼的房间里……”丧生于一次意外事故的禾，用她的短命完全摧毁了倪拗拗与相爱的人厮守的美妙幻想；男性只要略施手段，就可轻易离间沉醉在同性爱中的女性，结盟努力因其虚妄性而迅速瓦解（虹影：《康乃馨俱乐部》）……总之小说里的女性纷纷撤回到封闭的个人领域——房间、浴室。
　　这就使九十年代女性小说中的同性之爱更多的染上了自恋的色彩，往往以身体的绝对自闭和性自慰收场。多米以自慰结束了“一个人的战争”：“她的手在波浪形的身体上起伏，她体内深处的泉水源源不断地奔流，透明的液体渗透了她，她拼命挣扎，嘴唇半开着，发出致命的呻吟声。她的手寻找着，犹豫着固执地推进，终于到达那湿漉漉蓬乱的地方，她的中指触着了这杂乱中心的潮湿柔软的进口，她触电般地惊叫了一声，她自己把自己吞没了，她觉得自己变成了水，她的手变成了鱼。”（林白：《一个人的战争》）同样，倪拗拗也在对禾的怀念中躲进了浴室：
　　
　　我凝视着浴室中的镜子里的我，像打量另外一个女性一样。身后的白瓷砖拼接起来的缝隙，如同一张大网张开在我身体的后边，一种清寂冷漠的背景笼罩了我的内心。
　　我调转过头，微微闭上了眼睛。
　　接着，我对自己干了一件事。
　　一件可以通过想像就完成的事。
　　我在做这一件美妙事情的时候，脑子里闪电般地掠过了我生命中所亲爱过的两个人：妩媚而致命的禾，还有灵秀而纯净的尹楠。
　　这一种奇妙的组合以及性别模式的混乱，是分前后与上下两部分完成的。
　　当我的手指在那圆润的胸乳上摩挲的时候，我的手指在意识中已经变成了禾的手指。是她那修长而细腻的手指抚在我的肌肤上，在那两只天鹅绒圆球上触摸……洁白的羽毛在飘舞旋转……玫瑰花瓣芬芳宜人……艳红的樱桃饱满地胀裂……秋天浓郁温馨的枫叶缠绕在嘴唇和脖颈上……我的呼吸快起来，血管里的血液被点燃了。
　　
　　我们再次看到，象征审美的女性身体和象征欲望的男性身体奇特地被倪拗拗杂糅在自慰想像的世界里。透过浴室这个真实而又虚幻的领地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无处安放的女性的身体，她们返回自己的“屋子”，在小小的浴室里与世界建立一种想像性的联系。
　　著名的女性主义先驱伍尔夫曾热切地呼唤女性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屋子，这个屋子是用来独立清理自己的经验，积蓄能量，整装待发，以应对外界随时可能出现的强暴和挤压。而在九十年代的女性小说这里，却往往成了弱者最后的退守，在封闭、狭小的空间里寻求角色的确认以及非常态下的自我挣扎。同性爱的出路演化为一种绝对的自我封闭，从中不难看出，女性作家们对待同性之爱，其实是悲观的、压抑的，她们虽然摆脱了精神与身体的对立关系，甚至自觉地站在边缘立场，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思考的品性，然而由于在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情绪上的悲愤、幽怨，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小说直面同性爱的勇气，也使她们的叙述在本应深入下去的地方停止了脚步——她们能够把精神安置在身体里面，却无法把自己安置在同性之爱中——这种不彻底的同性爱往往导致了进一步的自恋和自我情感世界的封闭。
　　同性之爱小说可谓当代文坛的异类，它们隐藏在无数的文本与写作的探索中。九十年代小说题材的急促转型，无疑为她们提供了试手的机会。换种角度，我们更要看到题材拓展时女性小说家们的措手不及，面对同性之爱两难境地自陷难拔，或在虚构时假想像，往往使小说滑入猎奇的一路，而失却文本的真实意义。自恋与封闭，自赎与自救，也替这路小说划了一个不太漂亮的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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