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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宁“二吴”
作者：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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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浙江才俊，古往今来，可谓浩瀚无涯，仅以天下著名的观看“浙江潮”盛地的海宁而言，以其一地之狭，就曾涌出过学术大家王国维、军事天才蒋百里、诗哲徐志摩等众多名流，其中以兄弟论，则有中国学术界不可多得的吴其昌、吴世昌两兄弟。
海宁“二吴”皆读书种子，其弟吴世昌在世时曾说：“如果说吾兄吴其昌肚里有两百本书，那我的肚子里就只有一百本书了。”那么，吴其昌肚子里究竟有多少书？
北大夏晓虹女士在读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时，“见梁氏晚年讲学清华，文稿常由吴氏记录整理，并撰有《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梁任公先生晚年言行记》及绝笔之作《梁启超》。吴氏扶病为其师做传，交稿一月即遽归道山”〔1〕。这里的所谓“吴氏”，就是指吴其昌，他当年曾是梁启超的弟子。
吴其昌（1904-1944），字子馨，“五岁知书，十岁能文，乡里称为神童”，十七岁时入无锡国学专修馆，师从唐文治先生，研究经学及宋明理学，以博闻强记、才思敏捷，与王蘧常、唐兰被称为“国专三杰”。吴其昌毕业后赴广西容县，担任中学国文教员，后转至天津充西席。后来，他得知北京清华学校开办有国学研究院，随即报名应考，竟以第二名考中（第一名是河南人的刘盼遂，后来第二届的第一名是河南人谢国桢，第二名则是浙江人的刘节，当时遂流传有“河南出状元，浙江出榜眼”的佳话）。
1925年9月9日，清华国学研究院举行开学典礼，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任导师，其中梁启超负责诸子、中国佛教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与中国文学诸学科。由于吴其昌此前已撰有《明道程子年谱》、《伊川程子年谱》、《朱子著述考》、《朱子全集辑佚》等初稿，并择定以“宋代学术史”为研究题目，遂由梁启超担任其指导教授。除专题研究之外，吴其昌还选修了王国维开设的“古史新证”、“《尚书》”、“古金文字”等课程，后予以整理成书。其时梁启超主讲的科目是“中国文化史”与“读书法及读书示例”，吴其昌听课之余，并充任梁启超的记录。其间，吴其昌还与几位同学共同发起组织了“实学社”，并创办了《实学》月刊，以“发皇学术、整理国故”为宗旨，该刊共出版有六期，每期均有吴其昌的文章。
吴其昌追随梁启超、王国维多年，对导师一片敦诚。当时面临天下鼎革的局势，他曾和同学谢国桢等力劝王国维剪去辫子，以免成为祸端，但被王国维婉拒。而在王国维自沉的前夜，他和同乡赵万里还在王国维家中叙谈，岂知第二天得知王国维投湖的噩耗，吴其昌是最早赶赴颐和园奔丧的王国维弟子，当时他“不禁大恸”，与相继赶来的清华师生相互“唏嘘不置”。此后，在王国维逝世的周年，他还撰写了《王观堂先生学术》、《王观堂先生〈尚书〉讲授记》等。至于梁启超，他更是与之情如父子，当时他还曾住在梁宅协助梁启超处理文案，后来又在梁启超的举荐下受聘于南开大学，在预科教授文史，从此走上大学讲坛。1929年1月梁启超病逝后，吴其昌曾代表清华研究院全体同学在其墓前致辞，所谓“师家北苑，门植繁李。率尔叩门，必蒙召趋，垂海殷拳，近何所为？有何心得？复有何疑？斅治考证，得征凡几”等〔2〕。翌年，吴其昌转至清华大学历史系任讲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吴氏兄弟忧愤中烧，寝食难安。当时弟弟吴世昌率先在燕大校园里贴出要求抗日的大字报，随即被选为燕大学生抗日会第一任主席，他积极组织请愿、募捐、慰问等活动，并主办《火把》杂志，鼓吹抗日。后来陈翰伯曾这样回忆当年的吴世昌：“他是个爱国青年，平日衣着朴素，不修边幅，自称‘燕京一布衣’。他在燕大前后学习七年，前四年是英文系学生，后三年是国文系研究生。‘九·一八’以后，他和哥哥吴其昌（当时清华大学讲师，后任武汉大学教授）曾登上南京中山陵，在陵前大哭一场。经报纸揭载，吴世昌一时名噪金陵，燕大同学就推选他出来领导抗日会，他在同学中很有威信，也颇有号召力。”〔3〕
当时吴世昌在燕大校园里张贴的大字报，即所谓《告全体同学书》，其称：“所谓士大夫阶层对国事如楚人视秦人之肥瘠，这才是最大的耻！”过了几年，即1935年11月17日，胡适在《大公报》发表星期论文《用统一的力量守卫国家》，强调在中日对抗的局面中，中国应该取“守”的姿态，反对不顾国力而一味去抵抗日本。当时吴世昌看了胡适的文章很生气，他给胡适写信说：“我默察近年一般知识分子的心理，大概都是‘现状下苟安，思想上躲懒’，这是使我非常难受的。文化学术上比‘五四’时代进步得多，思想上，贞操上，民气上还不如‘五四’时代。这是国民党所应负很大的责任的。”〔4〕不久，胡适回信答复他说：“凡为国家设计，决不可‘把事情看的太容易’。至于你所说的‘勇气’，我可以回答说：在这几年中，主战的人并不需要什么勇气。只有不肯跟着群众乱喊作战的人，或者还需要一点道德上的勇气。时髦话谁不会说？说逆耳之言，说群众不爱听的话，说负责任的话，那才需要道德上的勇气。”〔5〕对此，吴世昌又回信表示：“我并没有误解你。必须唤起民众，组织民众，训练民众。现在舆论界有一个不自觉的潜在性的矛盾：一面想鼓励民族精神，唤起国家意识，一面却绝对忽略组织和训练民众。”〔6〕
吴世昌和胡适的态度，分别代表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在国难面前的不同看法，表面上是一激越、一稳健，方法虽不相同，而爱国精神却不相上下。
也是在吴世昌喊出对“士大夫阶层”大不满之时，吴氏兄弟有一番惊天动地的举动：1931年11月20日，吴其昌夫妇和吴世昌毅然宣布绝食，并在北平和南京先后向张学良与蒋介石进行请愿，最后又一并在南京中山陵哭灵。当时吴其昌愤然在孙中山灵前宣读《昭告总理文》：“此后如蒋主席、张副司令果能实践前诺，毅然御侮，是不愧为先生肖徒，尚望先生在天，明神佑之。如蒋中正、张学良背言卖国，或食言误国，是甘心为先生之罪人，尚望先生在天，明神殛之！”此次吴氏兄弟等的举动，绝食共八十四个小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当时为了声援其行动，清华学生会还组织请愿团两百余人开赴南京，随继而来的请愿活动又纷至沓来，这就是“合门绝食”、“名倾天下”的吴氏兄弟“哭灵案”〔7〕。然而，事后吴其昌竟被清华大学解聘。
二
吴其昌原本是一上佳的读书种子，他是承继王国维、梁启超学术事业的“接班人”，就在他被清华解聘之后，1932年，被迫转任武汉大学历史系教授（后兼任系主任）。此后，他仍救国不忘治学，在甲骨、金文等方面颇有建树，当时国内学界最有希望传承王国维学术命脉的，就是吴其昌，当时他已在古文字学、上古史、音韵学等方面相继撰成《殷墟书契解诂》、《金文历朔疏证》、《金文年表》、《金文氏族疏证》、《金文世族谱》、《金文名象疏证》等，此外还撰写了有关音韵训诂、目录校勘、土地制度（古代田制史）、宋明哲学史、边政史及东亚史等方面的许多专题论文和论著。当时他在武大开设的课程“古代文字学”、“商周史”、“中国通史”、“中国文化史”、“宋元明清学术史”等，已在在表现出其导师王国维、梁启超的学术流脉，因此，时人所谓“吴其昌研究学术，继承王国维先生的衣钵；发为文章，则一秉梁启超先生的文心”等就并非虚语了。
然而，在国难当头的局面下，他只能暂时抛却书本，面对社会大声疾呼，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呐喊作用。随着国难的持续深入，吴其昌先后发表了大量文章，并不断进行讲演，成为舆论界的重要人物。他比较有影响的文章，如《民族危机的认识和救国治学的态度》、《国家的生命》、《民族复兴的自信力》、《文人对于国家的责任》、《不屈服，即胜利》、《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斗争》、《光明的进程》等，是整个救亡和抗战时期的重要文献，他也成为当时全国所瞩目的一位知识界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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