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被冷落的缪斯”
作者：罗银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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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过是一个做梦的人／日夜游荡在缓变的梦里／而不能指示给他人我奇异的梦……可是现在我醒了／我听见窗外卖花女的喉音／而惊觉自己还是在劳苦的世界里……”吴兴华在诗中样写道。
吴兴华（1921-1966），诗人、学者、翻译家，原籍浙江杭州。1937年年仅十六岁的吴兴华，就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同年发表的无韵体长诗《森林的沉默》，轰动诗坛。在燕京大学就学期间，他的语言和文学天才就开始引人注目。现在人们评论吴兴华，经常引用其燕京的英籍导师谢迪克的话：吴兴华“是我在燕京教过的学生中才华最高的一位，足以和我在康奈尔大学教过的学生、文学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相匹敌”。
非凡的语言天赋，使吴兴华不仅精通英、法、德文，还熟悉西班牙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等多种语言。1941年吴兴华毕业留校任教，同年12月“珍珠港事件”后，日军强行接收、解散燕京大学，部分师生离开北京到内地重办燕京大学。吴兴华的父母这时已过世，有一群弟妹需照顾。他只得滞留北京，在中法汉学研究所兼一点差。为了维持生计，他曾与一位德国神职人员合编一部德华字典，参加辅仁大学《思泉》词典的编纂工作，还为中法文化协会翻译了一些法国诗人的作品。日本占领北京期间，他的两个妹妹不幸病殁，他自己也身患肺结核。抗战胜利后，燕京大学在北京复校，吴兴华回校任教，1948年二十七岁时即被聘为副教授。
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教会大学一律并入国立大学，北京大学兼并了燕京大学。于是吴兴华就随着进入北大，开始担任西语系英语教研室主任，两年后任系副主任。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吴兴华才华横溢，年轻有为，加之心怀坦荡，刚直不阿。“反右”时，他因为反对苏联专家教英文的方法，被扣上“右派”的帽子。
吴兴华被划为“右派”后，除了遭受校内外批斗之外，他的级别连降了两级，从三级教授降到五级，也被取消了授课和发表论著的资格。然而仍有学者慕名而来，求教于他。
失去话语权的吴兴华以自学拉丁文、希腊文，阅读古旧版本图书自娱，再就是默默地协助系里编、校《英语常用词用法词典》。他除了校译朱生豪的《莎士比亚全集》外，还为杨宪益先生校订《儒林外史》，也为古希腊专家罗念生先生校对过文稿。此外，他还为李健吾先生翻译大量拉丁及希腊文戏剧理论，但那些译稿都在文革中不知去向。
吴同在《“蜡炬成灰泪始干”——怀念我的父亲吴兴华》一文中写道：
提及翻译，使我联想起父亲在世时，家中四壁图书，然而无一本词典。母亲说父亲翻译时从不借助任何词典；无论是译莎士比亚，还是根据意大利原文译但丁的《神曲》，或是从希腊文翻译荷马史诗。父亲译笔流畅高雅，节奏自然，巧妙地再现了原作的意境与韵味。他写作或翻译时也从不冥思苦想，只要提起笔来，即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而且信手拈来，便成佳句，从不需另花时间对其文章或译稿加以润色。
父亲堪称“敏而好学”的典范，集天才勤奋于一身。他的学识进度可用“一日千里”来概括。正如所有名垂青史的伟大学者一样，父亲以“好学不倦”终其一生。无论是春风得意身为西语系副系主任，还是深陷泥潭头顶“右派”帽子，父亲始终分秒必争，手不释卷，每天至少读十本书；以致我的童年玩伴在三十多年后仍对父亲“孜孜不倦”的风范记忆犹新。父亲有一目十行、过目不忘的天赋，令人叹为观止。他后期的作品与译著，例如以柳宗元为题材包罗万象的长篇历史小说《他死在柳州》以及《神曲》译稿，还有数篇类似《读国朝常州骈体文录》的比较文学论文，比起《吴兴华诗文集》中那些早期作品，又更上一层楼，更趋完臻、精炼及炉火纯青。只可惜这些后期作品多在文革中佚失，未能面世。
1962年经甄别，吴兴华被摘除右派“帽子”，仍留在西语系工作，论文《〈威尼斯商人〉——冲突和解决》得以在《文学评论》1963年第6期上发表。摘帽以后，吴兴华教公共英语。他教的课是最受学生欢迎的课程之一，吴兴华也被认为是西语系最好的老师之一。
在四年后的文革狂飙中，吴兴华在劫难逃。
1966年7月北京大学正式建立了有数百人的“劳改队”，吴兴华也被“揪出来”入队。
1968年初，北京大学又建立了“黑帮大院”，关押了学校的教师干部等两百多人。在“劳改队”和“牛棚”中的人也被抄家，被封房子，家里的书和画被烧被没收，孩子们也被欺负。吴兴华死以前，他家的门上和窗上都被贴了写有“大右派”、“反革命”的大字报。家里人也知道，吴兴华没少挨过红卫兵的打。
8月3日，吴兴华和西语系其他被“劳改”的教授一起清理校园里的杂草。当时校园里有一条小沟，宽度是小学生也能跳过。学校旁边一家化工厂的污水就从那里流过来。天气十分炎热。当吴兴华口渴要找水喝的时候，有红卫兵按他的头强迫他喝沟里的污水，还有红卫兵把他的头按在刷大字报用的浆糊桶里。吴兴华很快就非常难受，接着又昏倒。在场的红卫兵说他是“装死”，不准送学校医务所。等到晚上，看他还不能起来，才送医院。半夜，吴兴华的妻子谢蔚英被叫来医院，那时，吴兴华已经死了。
吴兴华病殁了，病因是急性痢疾。而北大的红卫兵却说，吴兴华是自杀的，对抗文化大革命，罪大恶极。他们命令医生解剖尸体以证实这一点。吴兴华的妻子再三解释，说吴兴华不是自杀的，请求不要解剖尸体，可是没有用，尸体还是被解剖。
事实正如卞之琳所说的：吴兴华“没有经受住时代发展的风风雨雨，横受摧折，未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华与工力”〔1〕。被卞之琳视为“难得的人才”、曾为周总理担任过翻译的吴兴华，死时四十五岁，正值壮年。
吴兴华最值得称道、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留下重要印迹的，还是他上个世纪的新诗创作。
吴兴华十六岁时即在全国性诗刊上发表技巧成熟的新诗《森林的沉默》，从而一鸣惊人。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前、中期是他新诗创作的喷发期，从《书樊川集杜秋娘诗后》到《听梅花调宝玉探病》，从《西珈》到《画家的手册》以及大量的十四行诗和无题诗，吴兴华对新诗从内容到形式都作了极具启示的新探索。他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之外另辟蹊径，融合中国古典传统的意境、汉语文字的特质和西洋诗歌多种形式力图实现中国诗的现代转化，为新诗开一条新路。正如当时著名评论家周煦良所指出的：吴兴华“可能是一个继往开来的人”，与新诗的路是越走越窄相反，在吴兴华笔下，“诗又恢复为明朗的声音，坦白说出，而所暗示的又都在”，“他的诗是一种新的综合，不论在意境上，在文字上”。吴兴华与穆旦，堪称上世纪四十年代中国诗坛的“双璧”。
诗人卞之琳曾指出，吴兴华以中国悠久的诗传统为自豪，着力在写白话新诗时加以传承，而吴诗在“化古”（继承中国诗传统）方面，成就似较大。检视吴诗，可以发现两个最明显的表征：其一，沉迷于格律形式的苦心经营，借鉴古诗形式而建构一种新格律诗；其二，从历史题材中汲取灵感的奥援，辅之以现代派的表现技法，创制一种新文体或曰诗歌类型。众所周知，五四新文学运动以还，中国新诗作者所面临的一个急务是：如何揖别古典传统而建构“现代性”。自胡适、康白情、周作人、俞平伯等人始，新诗作者逐渐远离古诗的文言、格律、意象与诗歌成规，而以白话文为工具，以自由体为形式，从西方诗寻找美学观念与表达技巧，传达现代人的思想观念。在他们眼里，文言／白话、格律体／自由体，乃是传统诗与现代诗在形式上的本质差异，也是衡量有无“现代性”的一个基本绳墨，二者的势若水火难以通融，已然成为诗人们的共识。不少诗人持守此一艺术思维，达到全盘反传统主义的极致，及至“九叶”出，可说是“穷斯滥矣”。相形之下，吴氏试图从五七言律绝和乐府古诗中寻求创意的泉源。因为采分行书写的现代白话文作为语言载体，又使用新式标点以断句和跨行，表达现代人的思想感情而非消极意义上的复古主义，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吴兴华的诗作仍然是道地的“现代诗”。只不过此种“现代性”与求西洋化的主流新诗迥不相侔，而是有着浓厚的本土转向和传统色彩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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