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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贡斯当穿越自由的“海格立斯柱”
作者：鲍永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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贡斯当1767年10月25日生于瑞士洛桑，出身于法国古老的亨利埃特·德·尚迪厄家族，他们由于宗教原因来到沃州地区寻求避难。父亲朱斯特·贡斯当·勒贝克是瑞士军队的一名上校，在荷兰服役，母亲在其出生八天后于产床上去世。也就是说，贡斯当出身于一个富裕、稳定、具有旧式军人传统、朴实无华的外省贵族之家，并且有着来自母亲家族的加尔文主义传统因子而形成的文化认同。
1783年至1785年，他在苏格兰负笈求学。此时，正值苏格兰启蒙运动高峰期，爱丁堡大学更是拥有亚当·斯密和亚当·佛格森等古典自由主义大师，是当时辉格党人政治活动重镇。他的思想由此受到休谟、斯密和杜加尔德·斯图尔特等人的惠泽，对古代社会的洞察力，则主要受益于孟德斯鸠和友人西斯蒙第。他那时如何，请看：
看看他的自传材料，有时，贡斯当会带着他那充满活力的机智、敏锐的洞察力，机灵而又冷酷的自嘲，来到我们身边。有时他又像一位旧制度时代的贵族、一个脱胎于克雷比永和拉克洛——他曾指责他们太过时了——之流的角色，他们在沙龙里读小说时会放声大哭，在情人的别墅里服毒，在账簿里除了施舍的支出和家务开支之外，还会一丝不苟地记下所欠的赌债和临时女佣的工钱。
就像贡斯当名闻遐迩的小说《阿道尔夫》中的主人翁，贡斯当自己亦是在积极入世和悲观厌世、理想主义和怀疑主义之间徘徊。
法国大革命时期，贡斯当正偏安于不伦瑞克遥远而古老的德国小朝廷，倾听着法国一系列错综复杂事变的隆隆回声，他和所有抱有进步思想的旁观者一样，在对革命事业的同情和对它产生之暴力的恐惧这两者之间犹豫不决。
革命引起的动乱和随后的暴政，引起了贡斯当的反思。他发现，法国革命经验具有一种危险而有趣的悖论：雅各宾政府吵吵嚷嚷地自诩为彻底变革法国社会的工具，它试图采用全新的宪法和法律，企图彻底变更法国人民的社会关系、公众的道德信仰，但在这些革命政府的花言巧语之中，却充斥着古典意象和古典模式，实际上就是斯巴达和罗马在十八世纪末叶的法国“荒诞地在借尸还魂”。
他意识到，旧式的古今之辨，在今天其实已不再是思想和学术争论的问题，它表明的是一种深刻的历史创伤和至关重要的政治选择。大革命说明，现代社会的整个大厦可能会由于自身政治制度的失败而被彻底推翻。革命的目的应该就是让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适应新商业时代的理想和需求，从而保证它们的稳定。雅各宾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的双重失败，同波旁王朝和拿破仑帝国所犯下的时代错位的错误一样，革命暴露了现行政治模式的相对贫乏。
贡斯当郑重指出，假如上一代开明政治家没有能够阻止革命，那么，现在这一代政治家至少应该成功地避免一场将被证明更为有害的反革命，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确保社会稳健，正是古典自由主义一以贯之的核心。同时，他对伯克的告诫——只有上帝可以拥有无限权威而不致造成危险——心领神会，坚决抵制政治乌托邦的诱惑。
贡斯当还发现，这种政治乌托邦理论正是源于卢梭的著作。贡斯当写道：这位卓越的天才未能认识到两千年时间所导致人的气质的变化，他把属于另一世纪的社会权力与集体性主权移植到现代，为多种类型的暴政提供了借口。尽管如此，贡斯当仍然小心翼翼地指出：我不希望加入对卢梭的诋毁者行列，因为，他是第一个使我们自己的权利意识深入人心的人，他的声音唤醒了慷慨的心灵和独立的头脑。
1819年，贡斯当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题目是《古代人的自由与现代人的自由之比较》。这次演讲被视为自由主义的政治宣言，奠定了他在自由主义发展史上的地位。柏林以狐狸般的敏锐，为贡斯当戴上了自由主义和哲学大师的帽子，称赞说：“没有人比贡斯当对这两种类型的自由之间的冲突看得更透彻，或表达得更加清楚。”哈耶克后来也以此做了著名的两种自由主义的分类。
当时，古典主义的自由大师们已经预料到新的商业关系会腐蚀那些与共同体生活和公民道德正常联系在一起的人类价值，他们也预料到奢靡之风的蔓延和社会分配不公会进一步扩大。他们认为，向新时代过渡的标志，是自由市场关系的成长、劳动的国际分工的发展以及由此产生的中产阶级和舆论自由，其结果就是传统的信仰和社会关系遭到了颠覆。贡斯当在演讲中引用了西哀耶士的话，说：“穷人照料自己的事；富人雇佣管家。这就是古代和现代民族的历史。”
贡斯当认为，随着国家规模的扩大，奴隶制的废除，异于战争模式的商业交往活动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战争是彻头彻尾的冲动，而商业则是计算，商业已经使各民族之间更为亲密，实际上给它们带来了共同的习俗和惯例。
在古代，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是一架庞大的战争机器，古代没有个人自由的概念（孔多塞语）。人仅仅是机器，法律是齿轮和传动装置，战争和狭小的领土将每个国家磨砺成锋利的匕首。而在现代，国家似乎更像一个沙盘，商业将个人打磨成光溜溜的沙子，并以微妙的引力胶结在一起。
贡斯当认为，战争（政治）和商业（经济），将古代人和现代人分别造就成专职的公民和兼职的公民，将政治制度铸造成直接民主和代议制。
也就是说，古代人更重视社会权力的分享，而现代人则注重个人权利。古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值。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
这两种自由的划分，可不仅仅是一种思考的快乐。贡斯当指出，人们难免要怀念那个古老的时代。那时，人的能力虽然沿着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发展，但他们自身的力量如此强大，他们有如此强烈的活力和尊严。这是一个产生英雄的时代——就如肯尼斯·格雷厄姆在《柳林风声》中描写的那吹出黎明前笛声的牧神潘，让人沉醉。卢梭就认为：当代社会受着自私和贪欲的支配，被人为的需求所奴役，终将毁灭一切自发的和慷慨的情感。由此，包含着平均主义和英雄主义的古代自由的例子，总是极具感召力。
然而，时代毕竟已经不同了。在1806年的手稿中，贡斯当写道：“信用贷款在古代人中间没有同一种影响。六千万的赤字便使法国引起了革命，而在韦斯巴芗的统治下，六亿的赤字也没有使帝国产生丝毫崩溃的迹象。”
由于商业强有力的渗透和影响，个人独立已是现代人的第一需要。因此，任何人绝不能要求现代人做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现代自由，即保护个人私生活的自主权，并不是形而上学的价值观，而是对个人生命和财产的保护、宗教自由和言论自由，在不会对他人或整个社会造成危害的一切生活领域中拥有自主权。我们必须自己负起寻求快乐的责任。但贡斯当也指出，政治自由也是上帝赋予我们的最有力、最有效的自我发展的手段。放弃政治自由就如一个人仅仅因为居住在一层楼上，便不管整座房子是否建立在沙滩上。
他说，在先进的商业社会中，公民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用于生产财富，因为留给个人参与公共生活的空间很小。再者，这些共同体的规模之大，使公民个人与中央权力之间的联系变得微不足道，并且非常疏远，统治的技术则变得错综复杂，难以掌握。在这种情况下，公民注定要把政治决策权授予共同体中极少数杰出成员和职业政治家。
现代开放的社会和国家，毕竟已不再可能是斯巴达那样的城邦国家。卢梭当时的日内瓦，人口不足二万四千人，散居在三十个左右的村落，但它却拥有自己的主权，是欧洲最富庶的城邦。日内瓦不承认世袭地位，选举官员时一律平等，没有家族和财富的等级限制，官员也不领取报酬。在这一袖珍国家，人民和睦相处共享幸福。尽管卢梭十六岁就离开了家园，日内瓦的政治模式却在卢梭心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日后卢梭心目中的共和国的生活原型。正如列奥·斯特劳斯和瑟夫·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所指出的那样：“卢梭政治思想所瞄准的不是现在，而是人类过去的幸福的自由状态。”饶有兴味的是，贡斯当和卢梭分别成长于日内瓦和洛桑这样的袖珍国家，对这种政治模式同样身怀好感，但作出的理论分析和得出的结论却截然相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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