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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坛的高度

作者:李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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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我又重新注意起电视里一档叫做“百家讲坛”的节目。最早看到这个节目,是四年前还在龙王堂住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彻底告别了做学生的时代,对自己的学生身份和学生生活似乎还有点恋恋不舍,见了这种如同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的节目,感到格外亲切。后来由于事忙,另外讲坛里的内容也实在没多少太精彩的,就逐渐淡忘了,很少再有心去留意。直到去年底,不知怎么又知道有一位满学专家在这个“百家讲坛”里讲清代十二帝,很有意思,电视台编导都认为是这个节目开播以来讲得最好的一位,于是我又开始趁有空时特地看这个节目。
  几次讲座看下来,觉得正像平时生活见到的人一样,平庸乏味者多,精彩出色者少。除了那位讲清史的阎崇年先生之外,一位讲《红楼梦》人物的复旦老校友周思源先生,也堪称出类拔萃,其余的只能说乏善可陈。胡德平先生讲曹雪芹,很有质量,至少使我这样的曹学和红学的门外汉受益甚多,只可惜此讲座有质而无文,不像讲座,像泛泛的史料报道。至于北大的几位名人,则纯粹属于徒具其名其实难堪的蹩脚货色,真不知道他们就凭这种表现,如何混迹于所谓精英学子汇聚的北大讲堂之上。要么是真正的北大骄子们根本不常上课,不屑于挑剔他们;要么就是北大声名太盛,反把这些名人给压扁了,背着巨大的精神负担和过度理想化的自我期许走到电视上,自己把自己弄得超乎寻常地紧张拘束,因而状态失常,表现走样,跟平素在学校课堂上与高智商学生们交流时的自如洒脱无法比拟。但无论缘由何在,总之,从电视上看到的最后表现的结果来讲,我感觉,北大的这帮老师是最差的,至少在所有我看过的节目里是这样。
  前年暑期在西三环上培训课时,曾听一位据说是荣膺过全市高校教学基本功大赛前茅名次的老师,讲了一通大学课堂教学技能。当时我也很想借机好好地了解了解外校的名师们在把大学的课讲好并且讲出一定的风格和境界方面,究竟有哪些值得借鉴、学习的宝贵经验,但最后只能是大失所望,不但没有看到一种可资参考的好的讲课手段,而且就连这门讲大学教学技能的培训课本身,在内容、形式和操作程序上,也都一概是支离破碎,七零八落,既形不成系统,也没有在任何具体问题上见出些微的亮点和深度,白白耽误了几整天的时间。这几天的课,似乎活脱脱只是为多赚取一份课酬而设的一出掩人耳目的过场戏。
  现在想来,笼而统之开一门所谓大学课堂教学技能的课,其实也并不容易,非生猛胆大、不知天高地厚者不敢为。大学教学专业各异,教学传统和教学目标往往相差甚远,要一网打尽,一以概之,谈何容易?当然这种感受,大概在能够习惯成自然地妥善维护和精心保障不同专业领域教学工作各自的合理特色和基本尊严的老牌大学里,反而是不容易察觉分明的。而如果换作是在那种悍然敢于把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教学按照个别人的意志和需要搅成一锅烂粥的、视办学为儿戏的杂牌院校,这方面就自然会有更突出和更切实的体验。
  然而要讲好一堂课,细想起来,也确有不少简单易行且具行之有效的操作性的诀窍和原则可循。记得以前读《燕山夜话》时,就见着有一个篇章是专谈大学课程的教学方法的,其中提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尚未大功告成时,曾授予属下政治干部如下几条教学法则,以求得通过会场讲堂式的宣传思想工作,来更好更富有成效地引导、发动群众和团结、组织革命队伍:一要由浅入深,二要由近及远,三要启发而不注入,四要对新名词释俗,五要说话明白,六要说话有趣味,七要以姿势助说话,八要后次复习前次,九要有提纲,十要在干部班搞讨论。这十条教学法据说是早在1929年的中央苏区就提出的。但就其内容的精当实用性而言,显然,它不仅能够拿来作为对于阎崇年、周思源等各位先生在“百家讲坛”上取得极大成功的那些精彩讲座的全面确切的经验总结和详实到位的分析评价,而且,它看起来也非常适用于优化和提高当今各级各类教学实践的效能。
  假使今天我们各层次教学岗位上的老师们都能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汲取这十条法则,我看类似北大老师在“百家讲坛”的电视节目里所表现出的那种索然无味的授课状态,就多半可以根绝;无数将去往教室听课的路视作畏途,而一旦坐到讲台底下就止不住准备打瞌睡、走神儿或恨不得逃课没来的、原本其实也并不打算有意厌学的可怜学生,也就有救了。对此,我相信任何一个只要略微有过三五年的实际教学工作经历,并且多少总还存着几分为人师者的职业良心和事业心气的普通老师,都可以轻易地想见和认同。此外,面对着差不多在八十年前就概括出来的这十条形式上质朴无华而内容上却鞭辟入里的教学法则,也让人不能不感叹。古往今来治世驭民方面的韬略、手段纵然累积有千万般,说到最根本处,到底还是离不了看着简单做起来难的教化群众这一条。能在这一条上早早地得悉妙谛,自然是一种不寻常的优势。
  可是,单看这套教学法则中的十项要求,说起来明明白白,毫不复杂,做起来估计也并不见得会有多难,但似乎这知之也易、行之也易的几件小事,却偏巧又都为今天动辄奢谈高深繁复的所谓现代教育技术的时贤时俊们所不知或不见。究竟是什么蒙住了他们的心思与双眼,使他们避开了早已有之的方便法门,而一味在工具、技术的意义上求新、求异、求繁,以致在硬件和理念的繁杂堆砌之中把他们自己都绕得有点晕头转向,结果连教学实践最基本的效应是吸引人、使人懂这点常识,都快要彻底忘掉或者根本顾不过来了呢?
  一个也许不能算作全部答案的解释是,现在,我们的教育事业和我们的教育家群体,已经开始丧失主动地培养、造就受教育者,并积极地对受教育者进行引领、提升和真正有所给予的那种内在追求及内在激情。教育正在从一项原本多少还能够凭借自己生产性的文化能动力和自主性的精神价值,来推动社会不断寻求和实现进步的深沉、庄重的事业,急速蜕变为一种宁愿全面、彻底地接受本质上空洞肤浅的社会心理表象和大众消费欲望的共同诱导和共同支配的文化游戏性质的市场行当。相应地,教育家群体也正在经历着向文化工匠、文化商人和文化掮客不断分流、退化的变异。这些,都促使我们的教育正日甚一日地变得愈加像是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一个实用技术型的服务性行业,譬如整形美容行业。
  和整形美容业一样,当前的教育既已移形换位,充作了一项在精神思想上取悦于人的服务业,那它必然就得尊所有的受教育者为顾客、消费者,并且还总盼这些顾客、消费者能源源不断、数量无边,因而也就绝不敢在前来消费的顾客们面前预设任何甄别条件或选拔标准。不仅如此,消费者和顾客就是上帝,所以作为教育行业的顾客、消费者的受教育者的意见、要求和愿望,换言之,也即教育业的市场反应,反过来还理所当然地要成为衡量和认定整个教育行业的成败兴衰及未来发展走向的权威尺度。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正如当前的医疗整形行业正承蒙“机械复制主义”的人体表面美学趣味的高涨和相关市场需求的大力刺激而蓬勃兴隆起来一样,作为兄弟行业,教育业的市场繁荣局面相形之下也毫不逊色,且颇有超乎其上之势。顺此大势,那些在教育还被当作一项高尚事业来推重的过往年代里,好像一直是天然必需似的高高在上的教席和讲坛,眼下,自然也就不能不纷纷坠落,并应着某种声气相求的动静,悄然寄附到勾栏瓦肆的门窗之侧。真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当今这个环球同享的喜剧时代里,势必要有的那种专为陪衬时代宠儿们的快乐而尴尬存在的悲剧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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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坛的高度

作者:李林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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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来,我又重新注意起电视里一档叫做“百家讲坛”的节目。最早看到这个节目,是四年前还在龙王堂住的时候。那时候刚刚彻底告别了做学生的时代,对自己的学生身份和学生生活似乎还有点恋恋不舍,见了这种如同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的节目,感到格外亲切。后来由于事忙,另外讲坛里的内容也实在没多少太精彩的,就逐渐淡忘了,很少再有心去留意。直到去年底,不知怎么又知道有一位满学专家在这个“百家讲坛”里讲清代十二帝,很有意思,电视台编导都认为是这个节目开播以来讲得最好的一位,于是我又开始趁有空时特地看这个节目。
  几次讲座看下来,觉得正像平时生活见到的人一样,平庸乏味者多,精彩出色者少。除了那位讲清史的阎崇年先生之外,一位讲《红楼梦》人物的复旦老校友周思源先生,也堪称出类拔萃,其余的只能说乏善可陈。胡德平先生讲曹雪芹,很有质量,至少使我这样的曹学和红学的门外汉受益甚多,只可惜此讲座有质而无文,不像讲座,像泛泛的史料报道。至于北大的几位名人,则纯粹属于徒具其名其实难堪的蹩脚货色,真不知道他们就凭这种表现,如何混迹于所谓精英学子汇聚的北大讲堂之上。要么是真正的北大骄子们根本不常上课,不屑于挑剔他们;要么就是北大声名太盛,反把这些名人给压扁了,背着巨大的精神负担和过度理想化的自我期许走到电视上,自己把自己弄得超乎寻常地紧张拘束,因而状态失常,表现走样,跟平素在学校课堂上与高智商学生们交流时的自如洒脱无法比拟。但无论缘由何在,总之,从电视上看到的最后表现的结果来讲,我感觉,北大的这帮老师是最差的,至少在所有我看过的节目里是这样。
  前年暑期在西三环上培训课时,曾听一位据说是荣膺过全市高校教学基本功大赛前茅名次的老师,讲了一通大学课堂教学技能。当时我也很想借机好好地了解了解外校的名师们在把大学的课讲好并且讲出一定的风格和境界方面,究竟有哪些值得借鉴、学习的宝贵经验,但最后只能是大失所望,不但没有看到一种可资参考的好的讲课手段,而且就连这门讲大学教学技能的培训课本身,在内容、形式和操作程序上,也都一概是支离破碎,七零八落,既形不成系统,也没有在任何具体问题上见出些微的亮点和深度,白白耽误了几整天的时间。这几天的课,似乎活脱脱只是为多赚取一份课酬而设的一出掩人耳目的过场戏。
  现在想来,笼而统之开一门所谓大学课堂教学技能的课,其实也并不容易,非生猛胆大、不知天高地厚者不敢为。大学教学专业各异,教学传统和教学目标往往相差甚远,要一网打尽,一以概之,谈何容易?当然这种感受,大概在能够习惯成自然地妥善维护和精心保障不同专业领域教学工作各自的合理特色和基本尊严的老牌大学里,反而是不容易察觉分明的。而如果换作是在那种悍然敢于把不同学科、不同专业的教学按照个别人的意志和需要搅成一锅烂粥的、视办学为儿戏的杂牌院校,这方面就自然会有更突出和更切实的体验。
  然而要讲好一堂课,细想起来,也确有不少简单易行且具行之有效的操作性的诀窍和原则可循。记得以前读《燕山夜话》时,就见着有一个篇章是专谈大学课程的教学方法的,其中提到我们的伟大领袖毛泽东同志在革命尚未大功告成时,曾授予属下政治干部如下几条教学法则,以求得通过会场讲堂式的宣传思想工作,来更好更富有成效地引导、发动群众和团结、组织革命队伍:一要由浅入深,二要由近及远,三要启发而不注入,四要对新名词释俗,五要说话明白,六要说话有趣味,七要以姿势助说话,八要后次复习前次,九要有提纲,十要在干部班搞讨论。这十条教学法据说是早在1929年的中央苏区就提出的。但就其内容的精当实用性而言,显然,它不仅能够拿来作为对于阎崇年、周思源等各位先生在“百家讲坛”上取得极大成功的那些精彩讲座的全面确切的经验总结和详实到位的分析评价,而且,它看起来也非常适用于优化和提高当今各级各类教学实践的效能。
  假使今天我们各层次教学岗位上的老师们都能用严肃认真的态度来汲取这十条法则,我看类似北大老师在“百家讲坛”的电视节目里所表现出的那种索然无味的授课状态,就多半可以根绝;无数将去往教室听课的路视作畏途,而一旦坐到讲台底下就止不住准备打瞌睡、走神儿或恨不得逃课没来的、原本其实也并不打算有意厌学的可怜学生,也就有救了。对此,我相信任何一个只要略微有过三五年的实际教学工作经历,并且多少总还存着几分为人师者的职业良心和事业心气的普通老师,都可以轻易地想见和认同。此外,面对着差不多在八十年前就概括出来的这十条形式上质朴无华而内容上却鞭辟入里的教学法则,也让人不能不感叹。古往今来治世驭民方面的韬略、手段纵然累积有千万般,说到最根本处,到底还是离不了看着简单做起来难的教化群众这一条。能在这一条上早早地得悉妙谛,自然是一种不寻常的优势。
  可是,单看这套教学法则中的十项要求,说起来明明白白,毫不复杂,做起来估计也并不见得会有多难,但似乎这知之也易、行之也易的几件小事,却偏巧又都为今天动辄奢谈高深繁复的所谓现代教育技术的时贤时俊们所不知或不见。究竟是什么蒙住了他们的心思与双眼,使他们避开了早已有之的方便法门,而一味在工具、技术的意义上求新、求异、求繁,以致在硬件和理念的繁杂堆砌之中把他们自己都绕得有点晕头转向,结果连教学实践最基本的效应是吸引人、使人懂这点常识,都快要彻底忘掉或者根本顾不过来了呢?
  一个也许不能算作全部答案的解释是,现在,我们的教育事业和我们的教育家群体,已经开始丧失主动地培养、造就受教育者,并积极地对受教育者进行引领、提升和真正有所给予的那种内在追求及内在激情。教育正在从一项原本多少还能够凭借自己生产性的文化能动力和自主性的精神价值,来推动社会不断寻求和实现进步的深沉、庄重的事业,急速蜕变为一种宁愿全面、彻底地接受本质上空洞肤浅的社会心理表象和大众消费欲望的共同诱导和共同支配的文化游戏性质的市场行当。相应地,教育家群体也正在经历着向文化工匠、文化商人和文化掮客不断分流、退化的变异。这些,都促使我们的教育正日甚一日地变得愈加像是精神思想层面上的一个实用技术型的服务性行业,譬如整形美容行业。
  和整形美容业一样,当前的教育既已移形换位,充作了一项在精神思想上取悦于人的服务业,那它必然就得尊所有的受教育者为顾客、消费者,并且还总盼这些顾客、消费者能源源不断、数量无边,因而也就绝不敢在前来消费的顾客们面前预设任何甄别条件或选拔标准。不仅如此,消费者和顾客就是上帝,所以作为教育行业的顾客、消费者的受教育者的意见、要求和愿望,换言之,也即教育业的市场反应,反过来还理所当然地要成为衡量和认定整个教育行业的成败兴衰及未来发展走向的权威尺度。
  在这种情况下,当然也正如当前的医疗整形行业正承蒙“机械复制主义”的人体表面美学趣味的高涨和相关市场需求的大力刺激而蓬勃兴隆起来一样,作为兄弟行业,教育业的市场繁荣局面相形之下也毫不逊色,且颇有超乎其上之势。顺此大势,那些在教育还被当作一项高尚事业来推重的过往年代里,好像一直是天然必需似的高高在上的教席和讲坛,眼下,自然也就不能不纷纷坠落,并应着某种声气相求的动静,悄然寄附到勾栏瓦肆的门窗之侧。真不知道这是否就是当今这个环球同享的喜剧时代里,势必要有的那种专为陪衬时代宠儿们的快乐而尴尬存在的悲剧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