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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胡适红学论争

作者：陈　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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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兴趣，受到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中所述其师徐时栋观点的启发。蔡元培开始作《红楼梦》疏证，是于1898年之前。他在是年日记中曾有如下记述：“前曾刺康熙朝士轶事，疏证《石头记》，十得四、五，近又有所闻，杂志左方，以资引证。”如“林黛玉（朱竹垞）、薛宝钗（高澹人）……宝玉（纳兰容若）、刘姥姥（安三）……”〔1〕此时蔡元培正在清朝翰林院任职。此后，他又陆续查阅清人《乘光舍笔记》等多种书籍，其中关于《红楼梦》小说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的说法，使他感到“尤与鄙见相合”。循此思路，蔡元培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又陆续考证出十余则。1915年蔡元培在法国将积累多年的《红楼梦疏证》（《石头记索隐》初名）基本定稿之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便驰函建议他加一结束语，尽快发表。
　　蔡元培所撰《石头记索隐》首次面世是1916年1月至6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出版者特辟“名著”一栏，以示重视。按照蔡氏原来的想法，刊载后并不急于将此稿结集出书，而愿进一步润修增补，以成全璧，至少在内容上要更加充实。
　　蔡元培于1916年10月2日离欧归国，12月22日抵北京，于次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当时报界有如此报道：“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2〕此时，上海出版界已刊出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一书之发行广告。故此，张元济函劝蔡元培：“若大著此时不即出版，恐将来销路必为所占。且驾既回国，料亦未必再有余闲加以润饰，似不如即时出版为便。”〔3〕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遂于191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印行单行本。蔡元培作为民国名人，在学界有很高地位，他加入到红学研究的行列，自然颇受世人关注。《石头记索隐》自1917年初至1930年已出至第十版，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蔡元培从事《红楼梦》疏证的十余年间，正是“排满”之声四起，民族主义激情高涨之时，这种时代氛围，对于曾投身反清革命的蔡氏显然有深刻影响。《石头记索隐》开篇即写道：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之状况。……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假语存，尽人皆知，然作者深信正统之说，而斥清室为伪统，所谓贾府即伪朝也。〔4〕
　　
　　从这段文字可推知：蔡元培视《红楼梦》为政治小说，寄寓有相当社会现实深义，其考证疏解之目的出于民族主义思想。
　　蔡元培在主观上是力图追求比较严谨的治学方法，与那种游文戏笔的《红楼梦》研究文章有所不同。蔡元培广泛征引了大量史籍记载的相关史料，采用对比的方法，与小说情节相互比附，以支持自身的观点：《红楼梦》中主要人物及若干小说情节皆影射康熙朝的知名人士及时事。贾宝玉，即传国玉玺之义也，乃影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祁；林黛玉，影朱竹垞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竹垞生于秀水，故绛珠草生于灵河岸上；薛宝钗，影高江村。薛者，雪也。林和靖《吟梅》有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用薛字以影高江村之姓名也，即高士奇。王熙凤，余国柱也。探春，影冒辟疆。刘姥姥，影汤潜庵。蔡元培认为：“所证明，虽不及百之一二，然《石头记》之为政治小说，绝非牵强附会，已可概见。触类旁通，以意逆志，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5〕。
　　蔡氏《石头记索隐》将发端于清徐时栋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齐集完备，汇于一说，比较细密而又全面系统地对《红楼梦》进行了索隐，可谓索隐派理论的典范之作〔6〕。因而，蔡元培被视为索隐派红学的集大成者。
　　五四时期，当蔡元培、胡适共同任职于北京大学，关系融谐之际，两人在《红楼梦》的研究上却发生意见对立，进而公开辩论。这场震动全国学术界的大论争，在红学史上确定了新旧红学的界限。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在整理国故的背景下进行的。胡适于1919年11月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反对盲从，积极的主张为“整理国故”，“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7〕。从1920年起，胡适陆续对十二部传统小说进行了考证性的研究，写了三十万字的文章，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对《红楼梦》的考证。与蔡元培孤立考索《红楼梦》的这种治学方式不同，胡适对古典小说的整理工作，有其一套较为明确的方法与文化启蒙之用意。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曾自白：
　　
　　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少年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8〕
　　
　　显然，胡适研究《红楼梦》之目的是教人独立思考，敢于怀疑，重视实证，打破蒙蔽与教条，追求真理，从而在思想习惯与方法上达到思想启蒙之目的。
　　红学家潘重规说：“我认为自从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学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材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9〕此一论断基本得到学界认可。
　　胡适对“索隐红学”的抨击，是切中要害的。1921年9月下旬，胡适将《红楼梦考证》一文送给蔡元培一份，蔡元培阅后复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隐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杀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10〕可知，蔡元培一方面赞许胡适考证《红楼梦》作者的方法，另一方面不接受胡适对索隐派的评判，并表示了自辩和讨论的意愿。胡适对此在日记中写道：“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有所蔽，虽蔡元生亦不能免。”〔11〕这是蔡元培、胡适就《红楼梦》研究展开争议之前的各自态度。
　　翌年1月30日，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副题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对胡适的批评提出“商榷”。他首先阐明了自己进行《红楼梦》疏证的起因和取用的方法：“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近读胡适之先生之《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迷’，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殊不敢承认。”〔12〕接着，他从几个方面与胡适展开商榷，他写道：胡适先生考证出作者的生平和家世，固有功于红学研究，但“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绝非无考证之价值”〔13〕。蔡元培详细列举中外文学研究中的许多实例，证明考证情节不能一概视为附会而加以排斥。而后，蔡元培指出：“胡先生谓拙著中刘姥姥所得之八两及二十两有了下落，而第四十二回王夫人所送之一百两，没有下落；谓之‘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案《石头记》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隐，不过数十则；有下落者记之，未有者故阙之，此正余之审慎也。”〔14〕最后，蔡元培仍坚持认为：“《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么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15〕对于蔡元培的这篇驳论性“自序”，胡适颇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蔡先生对于此事，做得不很漂亮。我想再作一个跋，和他讨论一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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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元培、胡适红学论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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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元培对于《红楼梦》的研究兴趣，受到陈康祺《郎潜纪闻二笔》中所述其师徐时栋观点的启发。蔡元培开始作《红楼梦》疏证，是于1898年之前。他在是年日记中曾有如下记述：“前曾刺康熙朝士轶事，疏证《石头记》，十得四、五，近又有所闻，杂志左方，以资引证。”如“林黛玉（朱竹垞）、薛宝钗（高澹人）……宝玉（纳兰容若）、刘姥姥（安三）……”〔1〕此时蔡元培正在清朝翰林院任职。此后，他又陆续查阅清人《乘光舍笔记》等多种书籍，其中关于《红楼梦》小说中女人皆指汉人、男人皆指满人的说法，使他感到“尤与鄙见相合”。循此思路，蔡元培在十余年的时间里又陆续考证出十余则。1915年蔡元培在法国将积累多年的《红楼梦疏证》（《石头记索隐》初名）基本定稿之后，上海商务印书馆便驰函建议他加一结束语，尽快发表。
　　蔡元培所撰《石头记索隐》首次面世是1916年1月至6月在《小说月报》上连载，出版者特辟“名著”一栏，以示重视。按照蔡氏原来的想法，刊载后并不急于将此稿结集出书，而愿进一步润修增补，以成全璧，至少在内容上要更加充实。
　　蔡元培于1916年10月2日离欧归国，12月22日抵北京，于次年1月4日到北大就职。当时报界有如此报道：“大风雪中，来此学界泰斗，如晦雾之时，忽睹一颗明星也。”〔2〕此时，上海出版界已刊出王梦阮、沈瓶庵《红楼梦索隐》一书之发行广告。故此，张元济函劝蔡元培：“若大著此时不即出版，恐将来销路必为所占。且驾既回国，料亦未必再有余闲加以润饰，似不如即时出版为便。”〔3〕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遂于1917年9月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印行单行本。蔡元培作为民国名人，在学界有很高地位，他加入到红学研究的行列，自然颇受世人关注。《石头记索隐》自1917年初至1930年已出至第十版，可见其影响非同一般。
　　蔡元培从事《红楼梦》疏证的十余年间，正是“排满”之声四起，民族主义激情高涨之时，这种时代氛围，对于曾投身反清革命的蔡氏显然有深刻影响。《石头记索隐》开篇即写道：
　　
　　《石头记》者，清康熙朝政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既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事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看成峰之状况。……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甄士隐即真事隐，贾雨村即假语存，尽人皆知，然作者深信正统之说，而斥清室为伪统，所谓贾府即伪朝也。〔4〕
　　
　　从这段文字可推知：蔡元培视《红楼梦》为政治小说，寄寓有相当社会现实深义，其考证疏解之目的出于民族主义思想。
　　蔡元培在主观上是力图追求比较严谨的治学方法，与那种游文戏笔的《红楼梦》研究文章有所不同。蔡元培广泛征引了大量史籍记载的相关史料，采用对比的方法，与小说情节相互比附，以支持自身的观点：《红楼梦》中主要人物及若干小说情节皆影射康熙朝的知名人士及时事。贾宝玉，即传国玉玺之义也，乃影康熙时的废太子胤祁；林黛玉，影朱竹垞也，绛珠影其氏也，居潇湘馆，影其竹垞之号也。竹垞生于秀水，故绛珠草生于灵河岸上；薛宝钗，影高江村。薛者，雪也。林和靖《吟梅》有曰：“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用薛字以影高江村之姓名也，即高士奇。王熙凤，余国柱也。探春，影冒辟疆。刘姥姥，影汤潜庵。蔡元培认为：“所证明，虽不及百之一二，然《石头记》之为政治小说，绝非牵强附会，已可概见。触类旁通，以意逆志，一切怡红快绿之文，春恨秋悲之迹，皆作二百年前之因话录、旧闻记读可也”〔5〕。
　　蔡氏《石头记索隐》将发端于清徐时栋的“康熙朝政治状态说”齐集完备，汇于一说，比较细密而又全面系统地对《红楼梦》进行了索隐，可谓索隐派理论的典范之作〔6〕。因而，蔡元培被视为索隐派红学的集大成者。
　　五四时期，当蔡元培、胡适共同任职于北京大学，关系融谐之际，两人在《红楼梦》的研究上却发生意见对立，进而公开辩论。这场震动全国学术界的大论争，在红学史上确定了新旧红学的界限。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是在整理国故的背景下进行的。胡适于1919年11月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中指出，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反对盲从，积极的主张为“整理国故”，“要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7〕。从1920年起，胡适陆续对十二部传统小说进行了考证性的研究，写了三十万字的文章，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是对《红楼梦》的考证。与蔡元培孤立考索《红楼梦》的这种治学方式不同，胡适对古典小说的整理工作，有其一套较为明确的方法与文化启蒙之用意。
　　胡适在《介绍我自己的思想》里曾自白：
　　
　　我为什么要考证《红楼梦》？消极方面，我要教人怀疑王梦阮、徐柳泉一班人的谬说。在积极方面，我要教人一个思想学问的方法。我要教人疑而后信，考而后信，有充分证据而后信……少年朋友们，莫把这些小说考证看作我教你们读小说的文字。这些都只是思想学问的方法的一些例子。在这些文字里，我要读者学得一点科学精神，一点科学态度，一点科学方法。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科学态度在于撇开成见，搁起感情，只认得事实，只跟着证据走。科学方法只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个字。没有证据，只可悬而不断；证据不够，只可假设，不可武断；必须等到证实之后，方才奉为定论……我这里千言万语，也只是要教人一个不受人惑的方法。〔8〕
　　
　　显然，胡适研究《红楼梦》之目的是教人独立思考，敢于怀疑，重视实证，打破蒙蔽与教条，追求真理，从而在思想习惯与方法上达到思想启蒙之目的。
　　红学家潘重规说：“我认为自从民国六年，蔡元培先生刊行了《石头记索隐》一书，引起和胡适之先生的论战。胡先生写的《红楼梦考证》，的确和清儒治学方法非常相似。而且经论战以后，引起全世界学人的重视。因此不断地搜求新材料，发掘新问题，造成了红学辉煌的时代。所以我认为真正的红学，应该从蔡、胡两先生开始。”〔9〕此一论断基本得到学界认可。
　　胡适对“索隐红学”的抨击，是切中要害的。1921年9月下旬，胡适将《红楼梦考证》一文送给蔡元培一份，蔡元培阅后复信说：“《考证》已读过。所考曹雪芹家世及高兰墅轶事等，甚佩。然于索隐一派，概以‘附会’二字抹杀之，弟尚未能赞同。弟以为此派之谨严者，必与先生所用之考证法并行不悖。稍缓当详写奉告。”〔10〕可知，蔡元培一方面赞许胡适考证《红楼梦》作者的方法，另一方面不接受胡适对索隐派的评判，并表示了自辩和讨论的意愿。胡适对此在日记中写道：“此老也不能忘情于此，可见人各有所蔽，虽蔡元生亦不能免。”〔11〕这是蔡元培、胡适就《红楼梦》研究展开争议之前的各自态度。
　　翌年1月30日，蔡元培发表《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副题为“对于胡适之先生红楼梦考证之商榷”，对胡适的批评提出“商榷”。他首先阐明了自己进行《红楼梦》疏证的起因和取用的方法：“自以为审慎之至，与随意附会者不同。近读胡适之先生之《红楼梦考证》，列拙著于‘附会的红学’之中，谓之‘走错了道路’，谓之‘大笨伯’、‘笨迷’，谓之‘很牵强的附会’，我殊不敢承认。”〔12〕接着，他从几个方面与胡适展开商榷，他写道：胡适先生考证出作者的生平和家世，固有功于红学研究，但“吾人与文学书最密切之接触，本不在作者之生平，而在其著作。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绝非无考证之价值”〔13〕。蔡元培详细列举中外文学研究中的许多实例，证明考证情节不能一概视为附会而加以排斥。而后，蔡元培指出：“胡先生谓拙著中刘姥姥所得之八两及二十两有了下落，而第四十二回王夫人所送之一百两，没有下落；谓之‘这种完全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案《石头记》凡百二十回，而余之索隐，不过数十则；有下落者记之，未有者故阙之，此正余之审慎也。”〔14〕最后，蔡元培仍坚持认为：“《石头记》原本，必为康熙朝政治小说，为亲见高、徐、余、姜诸人者所草。后经曹雪芹增删，或亦许插入曹家故事。要么可以全书属之曹氏也。”〔15〕对于蔡元培的这篇驳论性“自序”，胡适颇不以为然，他在日记中写道：“蔡先生对于此事，做得不很漂亮。我想再作一个跋，和他讨论一次。”〔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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