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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心路四十年

作者：王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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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仅仅凭借南开大学档案馆中那卷“刘狄英（即格蕾丝·狄凡·刘，“刘狄英”是其在南开大学工作期间使用的名字）档案”的文字材料，恐怕我们是难以还原出那位血肉丰满、情感丰富、个性鲜明的美国女性的完整形象。不过，因为有了这本《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我们终于能将这位曾经在华生活、工作过四十年之久的美国女性仔细地打量一番。其实，格蕾丝不同于其同时代的来华外国人，不仅因为她是一位嫁给中国人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留在中国的、仅有的几个美国人之一”，她的在华经历曲折而独特。在其逝世后，南开大学对她个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二十多年来，她一直都在非常努力地从事英语教学的研究，并发表了很多介绍国外先进教学理论的文章，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看法与建议。她还主持了基础英语教学课本的整理与编写，并且严格地培训出了一大批英语教师。因此，刘狄英先生为我校外语系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她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关心系里的工作，甚至1974年在海外的时候，她仍然经常给系里写信、寄书和其他教材。”格蕾丝在华期间，社会角色由“旁观”转向“参与”的变化，最终在其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并成为南开大学外文系的教师后完成。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型不仅证明了其个人的情感与思想在社会与时代的大变动背景下呈现的复杂性，而且也反映出新社会中群体对“参与者”个体身份合法性由怀疑而逐渐肯定的变化过程。
　　1934年，格蕾丝来华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华民国“十年黄金时代”的后期，尽管中国内战外患不断，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多元化发展程度剧烈，但格蕾丝说，那时在天津租界内过着“从没有过这么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后，也再没有过这样的生活。我不需要做家务活、不需要下厨、不需要购物、也不需要看孩子。我可以一整天地捧着本书看都没有任何歉疚感”。在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中，格蕾丝能够很惬意、很悠闲地观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这种观察并不全面和详实，但她也明显地感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化。1934年10月在一封家信中，她称：“国民政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得多，中国各地各行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自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以来，中国现在是最强大、最团结的时候。”可惜，好景并不长，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宁静的生活就此结束。尽管天津租界内的生活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了两年，但到1939年6月，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也被彻底打碎了，日军开始向租界当局不断施压，加强了封锁与围困。从那时起，格蕾丝便开始与中国民众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租界也不再是一处避风的港湾了，日军开进租界将非日本侨民集中起来送往山东维县集中营。幸运的是，格蕾丝却因一个侥幸的机会免于此劫。
　　格蕾丝的在华经历之所以会吸引人，乃是因为在由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更替中，其个人在华的社会角色的转变过程具有多重性和特殊性。《格蕾丝》一书的作者亦发现她本人思想的变化状态，“她的观察角度独一无二，这主要是因为她在中国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到‘文化大革命’这样大跨度的不同的时期，更因为她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独特身份。她是嫁给中国人的外国人既不属于政治团体又不属于宗教组织。格蕾丝遵从自己的心、自我教育、挑战不公、敢于表达，但是随着时移世易，她逐渐改变了自己。这一转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既发人深思，又带着我们与她一起走过这段真切的人生之旅”。
　　然而，人们更能够感觉到格蕾丝本人的情感和思想变化又与中国本土知识分子有着显著的差异。民国末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日益感到厌恶，在新旧政权更替之际，纷纷做出“去留”的选择。但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解放前夕，中国知识分子在去留问题上做出的或去或留的选择并不完全归因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对于留下或返回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选择是基于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那种似乎别无选择地与故土、国家、民族共命运同患难的共鸣和抉择，来自一种强大的情感驱动”。（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格蕾丝的丈夫——天津自来水公司的总工程师刘茀祺也是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位。正是基于对民族和国家的深切情感，他在时代变迁的历史关头选择了留下，继续报效国家。多年后，女儿妮妮依然对当时父亲的那份爱国情怀感触颇深，她回忆称：“父亲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深信中国会好起来。……到四十年代后期，父亲对国民党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并开始认同共产党了。……到了某一个阶段，像我父亲这样的人都需要做出最后的抉择。他们都是专业人士或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党派，尽管共产党让他们有过担心、怀疑和误会，然而，很自然地，共产党成了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唯一选择。”但对于母亲格蕾丝来说，尽管她已经来华多年，却因种族与文化的背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差异，她依然与中国民众乃至中国社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1946年，在给美国家人的一封信中，格蕾丝仍然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观察角度讲述了中国的现状和自己的感受，虽然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表示出强烈不满，并称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建设成绩有所耳闻，但还是对共产党充满了疑惧，“不想看到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不过，随着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大转变，格蕾丝“局外人”的身份也开始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1948年10月底，鉴于天津危城难守，美国领事馆致函在平津地区的美国人，告知可以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帮助美国公民尽快撤离。面对家国之变，格蕾丝虽然“十分害怕，满怀焦虑，心中许多头绪交织在一起。她丈夫已果断决定留下来。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她丈夫，其次是孩子们。如果，他觉得自己必须留下，那她和孩子们会一起来同他承担危险”，并最终认定“坚决不要成为靠美国的家人救济而生活的人，她已经克服了很多困难，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格蕾丝决定留在中国的选择与丈夫刘茀祺基于民族情感而做出的选择，虽然结果相同，但二者的出发点却有差异。格蕾丝既不是出于对中国新生政权的认同，也不完全是出于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而更多的是基于对家庭与亲人的爱与责任而做出的选择。格蕾丝夫妇二人的这种情感与思想的差别，恰好证明了“局外人”与“局内人”、“旁观者”与“参与者”个人心境的差异，以及他们对中国与中华民族命运的不同感受。但在时代与社会的大变革背景下，因爱情与亲情使然，格蕾丝在中国“局外人”的身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化。十数年来，因为“目睹的都是中国的苦难。她希望中国能够重建家园，这也是她和丈夫共有的一个梦想。到目前为止，这一梦想的实现屡受挫折，尚未如愿以偿，如果她丈夫必须留下，那她自己也想亲眼看看到底会怎么样”。
　　“自共产党进入天津后，格蕾丝就开始看到一种全面的、有秩序的变化，与过去十年来的苦难和动荡不安的情形相比，这些变化自然更受人们的欢迎。……她也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就好像是坐在前排来观看历史”，而能“坐在前排来观看历史”，无形中也给了观察者更多参与历史的机会。天津解放九个月后，格蕾丝在一封信中写到：“我们一直在学习适应这一种新的生活——我们都喜欢这种新生活！我们感到我们正在创造历史，而且，很多辉煌的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可以发现，这时的格蕾丝已经开始运用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同时她还自认为是新社会中的一员，希望能够与中国人民一起“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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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　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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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仅仅凭借南开大学档案馆中那卷“刘狄英（即格蕾丝·狄凡·刘，“刘狄英”是其在南开大学工作期间使用的名字）档案”的文字材料，恐怕我们是难以还原出那位血肉丰满、情感丰富、个性鲜明的美国女性的完整形象。不过，因为有了这本《格蕾丝：一个美国女人在中国1934-1974》，我们终于能将这位曾经在华生活、工作过四十年之久的美国女性仔细地打量一番。其实，格蕾丝不同于其同时代的来华外国人，不仅因为她是一位嫁给中国人的外国人，而且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仍然留在中国的、仅有的几个美国人之一”，她的在华经历曲折而独特。在其逝世后，南开大学对她个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二十多年来，她一直都在非常努力地从事英语教学的研究，并发表了很多介绍国外先进教学理论的文章，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看法与建议。她还主持了基础英语教学课本的整理与编写，并且严格地培训出了一大批英语教师。因此，刘狄英先生为我校外语系做出了很多积极的贡献。她一刻都没有停止过关心系里的工作，甚至1974年在海外的时候，她仍然经常给系里写信、寄书和其他教材。”格蕾丝在华期间，社会角色由“旁观”转向“参与”的变化，最终在其1957年加入中国国籍并成为南开大学外文系的教师后完成。这种社会角色的转型不仅证明了其个人的情感与思想在社会与时代的大变动背景下呈现的复杂性，而且也反映出新社会中群体对“参与者”个体身份合法性由怀疑而逐渐肯定的变化过程。
　　1934年，格蕾丝来华的时候，实际上是中华民国“十年黄金时代”的后期，尽管中国内战外患不断，社会贫富两极分化加剧，社会多元化发展程度剧烈，但格蕾丝说，那时在天津租界内过着“从没有过这么无忧无虑的生活，以后，也再没有过这样的生活。我不需要做家务活、不需要下厨、不需要购物、也不需要看孩子。我可以一整天地捧着本书看都没有任何歉疚感”。在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中，格蕾丝能够很惬意、很悠闲地观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尽管这种观察并不全面和详实，但她也明显地感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显著变化。1934年10月在一封家信中，她称：“国民政府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得多，中国各地各行业都有了长足的进步。……自1911年推翻帝制的革命以来，中国现在是最强大、最团结的时候。”可惜，好景并不长，1937年7月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宁静的生活就此结束。尽管天津租界内的生活依然按部就班地进行了两年，但到1939年6月，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生活也被彻底打碎了，日军开始向租界当局不断施压，加强了封锁与围困。从那时起，格蕾丝便开始与中国民众一起“同呼吸共命运”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天津租界也不再是一处避风的港湾了，日军开进租界将非日本侨民集中起来送往山东维县集中营。幸运的是，格蕾丝却因一个侥幸的机会免于此劫。
　　格蕾丝的在华经历之所以会吸引人，乃是因为在由中华民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权更替中，其个人在华的社会角色的转变过程具有多重性和特殊性。《格蕾丝》一书的作者亦发现她本人思想的变化状态，“她的观察角度独一无二，这主要是因为她在中国经历了从半殖民地到‘文化大革命’这样大跨度的不同的时期，更因为她既是局内人，又是局外人的独特身份。她是嫁给中国人的外国人既不属于政治团体又不属于宗教组织。格蕾丝遵从自己的心、自我教育、挑战不公、敢于表达，但是随着时移世易，她逐渐改变了自己。这一转变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既发人深思，又带着我们与她一起走过这段真切的人生之旅”。
　　然而，人们更能够感觉到格蕾丝本人的情感和思想变化又与中国本土知识分子有着显著的差异。民国末期，中国知识分子对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日益感到厌恶，在新旧政权更替之际，纷纷做出“去留”的选择。但如一些研究者所指出的，解放前夕，中国知识分子在去留问题上做出的或去或留的选择并不完全归因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不同，对于留下或返回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选择是基于一种强烈的民族情感。“那种似乎别无选择地与故土、国家、民族共命运同患难的共鸣和抉择，来自一种强大的情感驱动”。（贺桂梅：《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47页）格蕾丝的丈夫——天津自来水公司的总工程师刘茀祺也是众多爱国知识分子中的一位。正是基于对民族和国家的深切情感，他在时代变迁的历史关头选择了留下，继续报效国家。多年后，女儿妮妮依然对当时父亲的那份爱国情怀感触颇深，她回忆称：“父亲是一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深信中国会好起来。……到四十年代后期，父亲对国民党已经完全失去了希望，并开始认同共产党了。……到了某一个阶段，像我父亲这样的人都需要做出最后的抉择。他们都是专业人士或知识分子，不属于任何党派，尽管共产党让他们有过担心、怀疑和误会，然而，很自然地，共产党成了有爱国心的中国人的唯一选择。”但对于母亲格蕾丝来说，尽管她已经来华多年，却因种族与文化的背景、生活方式、思想观念的差异，她依然与中国民众乃至中国社会保持了一定的距离。1946年，在给美国家人的一封信中，格蕾丝仍然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观察角度讲述了中国的现状和自己的感受，虽然对国民党政权的腐朽表示出强烈不满，并称对中国共产党解放区的建设成绩有所耳闻，但还是对共产党充满了疑惧，“不想看到中国成为共产主义国家”。
　　不过，随着中国社会翻天覆地的大转变，格蕾丝“局外人”的身份也开始发生一些细微的变化。1948年10月底，鉴于天津危城难守，美国领事馆致函在平津地区的美国人，告知可以提供必要的交通工具帮助美国公民尽快撤离。面对家国之变，格蕾丝虽然“十分害怕，满怀焦虑，心中许多头绪交织在一起。她丈夫已果断决定留下来。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她丈夫，其次是孩子们。如果，他觉得自己必须留下，那她和孩子们会一起来同他承担危险”，并最终认定“坚决不要成为靠美国的家人救济而生活的人，她已经克服了很多困难，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格蕾丝决定留在中国的选择与丈夫刘茀祺基于民族情感而做出的选择，虽然结果相同，但二者的出发点却有差异。格蕾丝既不是出于对中国新生政权的认同，也不完全是出于对中华民族的情感认同，而更多的是基于对家庭与亲人的爱与责任而做出的选择。格蕾丝夫妇二人的这种情感与思想的差别，恰好证明了“局外人”与“局内人”、“旁观者”与“参与者”个人心境的差异，以及他们对中国与中华民族命运的不同感受。但在时代与社会的大变革背景下，因爱情与亲情使然，格蕾丝在中国“局外人”的身份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化。十数年来，因为“目睹的都是中国的苦难。她希望中国能够重建家园，这也是她和丈夫共有的一个梦想。到目前为止，这一梦想的实现屡受挫折，尚未如愿以偿，如果她丈夫必须留下，那她自己也想亲眼看看到底会怎么样”。
　　“自共产党进入天津后，格蕾丝就开始看到一种全面的、有秩序的变化，与过去十年来的苦难和动荡不安的情形相比，这些变化自然更受人们的欢迎。……她也能用自己的眼睛观察，就好像是坐在前排来观看历史”，而能“坐在前排来观看历史”，无形中也给了观察者更多参与历史的机会。天津解放九个月后，格蕾丝在一封信中写到：“我们一直在学习适应这一种新的生活——我们都喜欢这种新生活！我们感到我们正在创造历史，而且，很多辉煌的事就发生在我们眼前。”可以发现，这时的格蕾丝已经开始运用新的思维方式来思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了，同时她还自认为是新社会中的一员，希望能够与中国人民一起“创造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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