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

作者：葛栋玉

字体： 【大 中 小】

　　人生在世，可能总有敢怒不敢言的情形。在张士敏《我参与修改样板戏〈海港〉始末》（见《书屋》2006年第8期）一文中说，学习创作多年，从没有感觉写“样板戏”是如此的费时和艰难。文革初期的那一阵子，天天“泡在上海京剧团里”，“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改了又改。每个戏都花好几年，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
　　张先生写《海港》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毛头小子，正是学文化、喜娱乐的好年纪。可那时不光三国、水浒、西游记在书店里买不到，就是扑克、象棋这些东西在商场里也见不到了，原先柜台上陈列摆设这些物件的地方，全叫“毛选”、“红宝书”给占据了。十五岁参加工作后，厂里一次又一次地给发电影票，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样板戏”电影，光看了还不行，还得写观后感交给团支部。只有多看、多写、多交思想体会，才算得上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我们不想多看，还不能不看，纵然有情绪也是“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
　　读了张先生的回忆录，方才醒悟到那个年月“样板戏”的作者与观众是一样的遭罪。作为看戏的，艺术欣赏的自由被强制当属不幸；作为编戏的，艺术创作的自由被强制更属不幸！“创作需要的灵感、诗意和激情，在此完全不存在，像木匠打家具，完全根据老板和客户的意见行事，你说长我锯短一些，你说毛糙我刨刨光，就这样磨呀刨呀”的制造着“样板”，“其酸甜苦辣难以言说”。
　　不错，三十多年前的非常岁月，大家都是“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的！可三十多年后的昌明时代，我最想问一问张先生的是：当您的文章，给他人造成人格上的轻侮、伤害、不尊重的时候，您的心里会作何感想呢？
　　且看这一段描述：“于会泳是山东人，和江青同乡。此人虽说是音乐家却缺少音乐家的风度和气质，一张大黑脸上长满疙疙瘩瘩，像个拉板车的，人们背后喊他于大麻子。这个于大麻子眼里不仅没有徐老三，连张老大也未必放在心上，他直通江青。”
　　瞧瞧这些称呼人的用语吧：“张老大”、“徐老三”、“于大麻子”……
　　这究竟是在称呼当时的政府官员呢？还是在称呼黑社会里的成员呢？除此之外，文章中还以“头头”、“军师”、“狗头军师”、“哼哈二将”之类明显带有嘲弄、讥讽、甚至谩骂色彩的言词来称述张春桥、李丽芳、徐景贤、绳树珊等文革中的政府官员——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写文章，合适不合适呢？当年胡适曾告诫文人们“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我们对世事议论风生，其目的只能限于廓清观念上的是非对错，恐怕不应该对当事者构成人格上的诋訾吧？
　　张先生的文章说，“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核心人物、狗头军师，”这“狗头军师”的称呼当然不是您的创造，郭沫若的《水调歌头》里便有：“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的诗句。问题在于郭沫若的大作写于三十年前，您张士敏的文章写于三十年后，文革期间那种气势汹汹、口诛笔伐、随意叫骂的文风，是不是也应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呢？如果只是继承了郭沫若的“狗头军师”倒也罢了，您还称呼张春桥为“张老大”，这又是从何说起？从哪个角度、哪个排行，张春桥能算得上“老大”呢？如果张春桥看到这样的定性，他会不会觉得很冤枉呢？
　　张先生的文章还说，于会泳“是音乐家却缺少音乐家的风度和气质”——这见仁见智的问题，你说的也许对吧，但特意强调人家“一张大黑脸上长满疙疙瘩瘩”——这是啥意思呢？还说人家“像个拉板车的”——这“拉板车的”又怎么啦？您的文章里，高喊“于大麻子”的地方一共有六七处，难道不可以将这六七个“于大麻子”换成六七个“于会泳”的名字来说事情吗？
　　历史，无非就是一些事件的组合体。无论是谁，一生所做的事情，不可能都是尽善的，也不可能都是尽错的。悔不当初的痛苦人人皆有，但岁月不能倒退重新来一次！评论往事，我们应该用一种真诚的态度就事说事，议是论非，绝不应该对当事人进行人格上的侵凌！侮辱性的言词，在伤害了对方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伤害了人文环境。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开口言语都带刺的话，这个地球上还能叫人居住吗？
　　张先生的文章还说，1967年4月，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您骑自行车上班时只不过停下来稍微看了一会儿，就被人写成“内参”密告上去说，“停下剧本创作，上街看大字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思想动摇”。遭此猜忌，您深沉地喟叹：“这多卑鄙、多可怕啊！”——可今天您这种称呼人的模式一旦蔚然成风，是不是更可怕呢？诚如张先生所言“于会泳服毒自杀”了，如果健在，看到您一口一个“于大麻子”的喊他；如果张春桥梦醒，听到您一口一个“张老大”的叫他；真不知道要做何感想？有鉴于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怕他们看了您的文章之后，也同三十年前的张士敏一样，真真是“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啊！曾有报道，一位德国士官挨了外交顾问的酒后谩骂，认为骂得无理，立即上告申诉部门，结果迫使这名施罗德总理的顾问辞了职。此事关乎维权意识、人格尊严和政治文明。可见在一个法制的国度里，保证每一个国民不受窘、不受侮辱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人权。
　　当年，张士敏先生对“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可是深恶痛绝的，难道今天不乐意此等情形早日寿终正寝吗？
　　

首页 -> 2006年第11期

“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

作者：葛栋玉

字体： 【大 中 小】

　　人生在世，可能总有敢怒不敢言的情形。在张士敏《我参与修改样板戏〈海港〉始末》（见《书屋》2006年第8期）一文中说，学习创作多年，从没有感觉写“样板戏”是如此的费时和艰难。文革初期的那一阵子，天天“泡在上海京剧团里”，“反反复复，没完没了改了又改。每个戏都花好几年，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
　　张先生写《海港》的上世纪六十年代，我还是一个十几岁的毛头小子，正是学文化、喜娱乐的好年纪。可那时不光三国、水浒、西游记在书店里买不到，就是扑克、象棋这些东西在商场里也见不到了，原先柜台上陈列摆设这些物件的地方，全叫“毛选”、“红宝书”给占据了。十五岁参加工作后，厂里一次又一次地给发电影票，叫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去看“样板戏”电影，光看了还不行，还得写观后感交给团支部。只有多看、多写、多交思想体会，才算得上积极要求进步的青年。我们不想多看，还不能不看，纵然有情绪也是“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
　　读了张先生的回忆录，方才醒悟到那个年月“样板戏”的作者与观众是一样的遭罪。作为看戏的，艺术欣赏的自由被强制当属不幸；作为编戏的，艺术创作的自由被强制更属不幸！“创作需要的灵感、诗意和激情，在此完全不存在，像木匠打家具，完全根据老板和客户的意见行事，你说长我锯短一些，你说毛糙我刨刨光，就这样磨呀刨呀”的制造着“样板”，“其酸甜苦辣难以言说”。
　　不错，三十多年前的非常岁月，大家都是“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的！可三十多年后的昌明时代，我最想问一问张先生的是：当您的文章，给他人造成人格上的轻侮、伤害、不尊重的时候，您的心里会作何感想呢？
　　且看这一段描述：“于会泳是山东人，和江青同乡。此人虽说是音乐家却缺少音乐家的风度和气质，一张大黑脸上长满疙疙瘩瘩，像个拉板车的，人们背后喊他于大麻子。这个于大麻子眼里不仅没有徐老三，连张老大也未必放在心上，他直通江青。”
　　瞧瞧这些称呼人的用语吧：“张老大”、“徐老三”、“于大麻子”……
　　这究竟是在称呼当时的政府官员呢？还是在称呼黑社会里的成员呢？除此之外，文章中还以“头头”、“军师”、“狗头军师”、“哼哈二将”之类明显带有嘲弄、讥讽、甚至谩骂色彩的言词来称述张春桥、李丽芳、徐景贤、绳树珊等文革中的政府官员——用这样的口气说话写文章，合适不合适呢？当年胡适曾告诫文人们“吾辈不当乱骂人，乱骂人实在无益于事”。我们对世事议论风生，其目的只能限于廓清观念上的是非对错，恐怕不应该对当事者构成人格上的诋訾吧？
　　张先生的文章说，“张春桥是‘四人帮’的核心人物、狗头军师，”这“狗头军师”的称呼当然不是您的创造，郭沫若的《水调歌头》里便有：“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的诗句。问题在于郭沫若的大作写于三十年前，您张士敏的文章写于三十年后，文革期间那种气势汹汹、口诛笔伐、随意叫骂的文风，是不是也应随着文革的结束而结束呢？如果只是继承了郭沫若的“狗头军师”倒也罢了，您还称呼张春桥为“张老大”，这又是从何说起？从哪个角度、哪个排行，张春桥能算得上“老大”呢？如果张春桥看到这样的定性，他会不会觉得很冤枉呢？
　　张先生的文章还说，于会泳“是音乐家却缺少音乐家的风度和气质”——这见仁见智的问题，你说的也许对吧，但特意强调人家“一张大黑脸上长满疙疙瘩瘩”——这是啥意思呢？还说人家“像个拉板车的”——这“拉板车的”又怎么啦？您的文章里，高喊“于大麻子”的地方一共有六七处，难道不可以将这六七个“于大麻子”换成六七个“于会泳”的名字来说事情吗？
　　历史，无非就是一些事件的组合体。无论是谁，一生所做的事情，不可能都是尽善的，也不可能都是尽错的。悔不当初的痛苦人人皆有，但岁月不能倒退重新来一次！评论往事，我们应该用一种真诚的态度就事说事，议是论非，绝不应该对当事人进行人格上的侵凌！侮辱性的言词，在伤害了对方的同时，也伤害了自己，伤害了人文环境。如果这个世界上的人开口言语都带刺的话，这个地球上还能叫人居住吗？
　　张先生的文章还说，1967年4月，上海的大街小巷贴满了炮打张春桥的大标语和大字报，您骑自行车上班时只不过停下来稍微看了一会儿，就被人写成“内参”密告上去说，“停下剧本创作，上街看大字报”，“对无产阶级司令部思想动摇”。遭此猜忌，您深沉地喟叹：“这多卑鄙、多可怕啊！”——可今天您这种称呼人的模式一旦蔚然成风，是不是更可怕呢？诚如张先生所言“于会泳服毒自杀”了，如果健在，看到您一口一个“于大麻子”的喊他；如果张春桥梦醒，听到您一口一个“张老大”的叫他；真不知道要做何感想？有鉴于自己在文革中所做的那些事情，只怕他们看了您的文章之后，也同三十年前的张士敏一样，真真是“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啊！曾有报道，一位德国士官挨了外交顾问的酒后谩骂，认为骂得无理，立即上告申诉部门，结果迫使这名施罗德总理的顾问辞了职。此事关乎维权意识、人格尊严和政治文明。可见在一个法制的国度里，保证每一个国民不受窘、不受侮辱是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人权。
　　当年，张士敏先生对“心里不悦嘴里不敢说”可是深恶痛绝的，难道今天不乐意此等情形早日寿终正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