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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
作者：黄 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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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在写那篇《秧歌与大变动中的知识分子》（刊《社会科学论坛》2006年第4期）时，在披寻史料的过程中，我注意到了在延安文艺运动中“意外”登场的陈铨。
《延安文艺运动纪盛》一书在1942年的“5月13日”条下有下列纪事：
报载重庆讯：教育部学术委员会决定奖励学术著作多种，其中有西南联大教授陈铨所著剧本《野玫瑰》。戏剧界同人对此颇有异议，二百余人联名致函全国戏剧界抗敌协会，要求转函教育部撤销原案。信中说：《野玫瑰》曲解人生哲学，有为汉奸叛逆制造理论根据之嫌。如此包含毒素之作品，则不仅对于当前学术思想无功勋，且于抗战建国宣传政策相违，危害非浅。同人等就戏剧工作者之立场，本诸良心，深以此剧之得奖为耻。抗战剧运正待开展，岂容有此欠妥之措施。
6月28日报载重庆讯：获得教育部学术审议会奖励的为汉奸制造理论根据的《野玫瑰》一剧，渝剧界同人曾联名向教育部提出抗议，撤销原案。杂志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潘公展则说，《野玫瑰》不应禁演，反应提倡，倒是《屈原》剧本“成问题”，这时候不应“鼓吹爆炸”云云。《野玫瑰》仍在到处上演。〔1〕
作为“战国策派”文人的陈铨我当然是知道的，也知道在“战国策派”诸巨子中，他的理论建树远逊于雷海宗和林同济，而仅以“战国策派”中的创作家著称，但委实没有料到他的几部话剧居然还闹出过那么大的“动静”。
陈铨，名大铨，号选卿，光绪二十九年（1903）生于四川富顺。早年就读于清华，受其师吴宓重视和提携，后赴美留学攻读英文和德文，取得硕士学位，旋转赴德国主修德国文学，辅修英文和哲学，获得博士学位。1934年回国，历任武汉大学、清华大学教授。学术著作有《中德文学研究》、《从叔本华到尼采》等，而引发政坛、文坛震荡的则是他的话剧创作，其中以《野玫瑰》、《金指环》、《蓝蝴蝶》为代表。
从这份简历看，陈铨和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一样，走着大致相似的路径。不过，陈铨之所以后来成为陈铨“这一个”，除了个人的因素，也有师长朋辈的浸染，更有时局的影响。师长朋辈当然要数到吴宓、贺麟、林同济、雷海宗等人。吴宓对于陈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学术趣向上。吴宓精通比较文学，思考问题往往采取比较文化的立场。陈铨的学术道路也亦步亦趋，他后来写作那本至今仍被视为比较文学研究经典的《中德文学研究》，实肇因于此；贺麟迷恋德国哲学，他出国后先在美国学习黑格尔哲学，感觉终隔一层，干脆转学于德国，这种选择直接影响了陈铨，他不仅也转学德国，而且从此更迷醉于德国哲学与文化，他后来喜用尼采的思想观照中国问题，其德国求学经历是重要的外因；林同济、雷海宗同为“战国策派”巨子，抗战中，林、雷和陈铨同聚于昆明，面对民族生存危机，因为大致相似的学术、思想背景，特别是基于共同的对“民族精神”的理解，因缘际会，三人渐渐走到了一起，利用昆明、重庆这两个战时文化中心的几个重要媒体，如《大公报》、《今日评论》、《民族文学》、《战国策》等，宣传自己匡时救世的思想。一个非常活跃的文化学派“战国策派”就这样诞生了。
“战国策派”虽然一度辉煌，但经过被彻底批判和否定的过程之后，早已声名不佳，并曾经是一个犯忌讳的话题。他们为什么会被批判和否定呢？简言之，“战国策派”学人由于深受德国思想家尼采、斯宾格勒等人的影响，推崇近代“尚力”主义思潮，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只是“战国时代之重演”，要想使中国在列国之激烈竞争中获得独立和生存，就必须强调国家、民族利益，强调民族精神的“力”，因而被认为有“法西斯主义”倾向。又因为“战国策派”在抗战中曾经提出“国家至上”、“民族至上”，他们被认为是与国民党的集权体制相呼应，“反对民主”。翻阅重庆师范学院1979年编印的国统区文艺资料汇编之《战国派》，当年批判“战国策派”的文章几乎都来自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日报》和《新华日报》的一个周刊《群众》，而且这种批判延续到了1949年之后。一篇写于1958年的批判文章出于一位历史学者之手，从文中用词可以看出相关话题的严峻：“‘战国策派’人的主子——法西斯德、意、日三国……”“雷海宗之流并不是真正在研究什么历史，而是在学术研究的幌子下，披着‘学者’‘教授’的外衣，掇拾资产阶级历史理论，歪曲捏造历史，倡导‘战国重演’论，反苏反共，为法西斯暴力征服世界在政治思想战线上开辟道路……”〔2〕即使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这种对“战国策派”的批判模式几乎仍然被全盘沿袭下来，这是从国内几种现代政治思想史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的。
关于“战国策派”的这种种批判有没有道理呢？这实非笔者这样的浅学者所敢妄议，只好借用南开大学历史系博士江沛《战国策派思潮研究》中的结论：“战时体制的集权是一个国际惯例，也是战时国家的必然选择。战国策派学人呼吁建立元首制度的主张，是在近代中国受辱于帝国主义的前提下，在加强战时体制的基础上，希望国民党根治政治腐败、团结抗战而提出的。这种政治全能主义的无奈倡导，是战国策学人救亡第一、不满现实的选择，但不应由此把他们看作是反民主的‘小丑’。……从战国策派学人对传统政治的检讨及对民主政治的认识上，从此后雷海宗主编《周论》杂志的基调中都可以看出，文化与政治自由主义是战国策学人的一贯主张。”〔3〕
在战国策派的理论建构中，陈铨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和雷海宗、林同济专向历史和政治入手不同，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中国，陈铨依照战国策派的思想开始大力倡导“民族文学”。他创办并主编了《民族文学》杂志，以“民族运动”、“民族精神”、“民族文学”等为关键词发表了多篇文章和演讲。陈铨的所谓“民族文学”的理论内核就是把文学运动和民族运动联系在一起，希望文学以全体民族为中心，通过发展民族文学来培育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用他自己的话，“民族精神是维系民族民生的骨干，民族文学应该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原则”。〔4〕
当年陈铨意气风发地倡导“民族文学”，虽然其理论也无一例外地受到左派文人的批评，但相形之下，还是陈铨的创作更为轰动，由此引发的国民政府文化部门和左翼文人的激烈对垒，也殊出人意表，更非陈铨本人始料所及。
陈铨的话剧创作中，以《野玫瑰》、《蓝蝴蝶》、《金指环》最为出名，而《野玫瑰》昔日尤其轰动了大后方，尽管这是后来的现代文学史吝言或者讳言的。
《野玫瑰》的剧情并不复杂，不过是一个具有坚定民族主义意识的国民党女特工在沦陷区锄奸的故事。现在看来，这个剧本的艺术性并不高，有相当浓厚的“图解概念”的味道。什么概念呢？就是包括陈铨在内的“战国策派”学人多次宣扬的，国难当头一切应以“国家至上民族至上”。剧中的女特工为了国家和民族可以牺牲爱情和家庭乃至生命，她所有的行动都是为了民族解放。而被安排为女特工丈夫的大汉奸则完全以自我为中心，他对民族的背叛不同于一般的汉奸，并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源自他坚定的个人主义思想。他认为，“国家是抽象的，个人才是具体的，假如国家压迫个人的自由，个人为什么不可以背叛国家？”陈铨试图通过这样一个有独特理论的汉奸之死，宣告在民族解放的战争中个人主义道路的穷途末路。
也许是以“女特工”为主角增加了剧情的传奇性，也许是《野玫瑰》中的大汉奸超越了一般的概念，总之先在昆明后到重庆演出的《野玫瑰》获得了巨大成功，据统计，它在重庆总共演出了十六场，观众达到了万人以上。《野玫瑰》的主演秦怡回忆说，有一次国民党的一些空军官兵也来看戏，但戏票已经一抢而空，军人买不到票，竟然在剧场门口架起了机关枪，坚持要入场看戏〔5〕。陈铨因此剧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声誉，也引起了官方的重视，1942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发年度学术奖，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科的杰出成就都受到奖励，陈铨的《野玫瑰》名列三等奖。关于这个奖项，后来的研究者评析说：“这次评奖并没有以政治倾向作为依据，体现了评奖委员会非常独立的立场。后来此类奖项，也有不少左翼人士包括共产党作家的作品获奖。”〔6〕可是当年得奖的《野玫瑰》却遭到了来自左翼的猛烈的抨击，“糖衣毒药”、“炮制汉奸理论”等帽子都不期而至。据白杨回忆，以“革命作家”出名，实为中共在大后方的文化领导人之一的阳翰笙更干脆地断定“陈铨是文化特务”〔7〕。而国民政府方面针对左翼的批评声浪也作出了回应，几位重要的文化官员如教育部长陈立夫、中央图书杂志委员会主席潘公展、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席张道藩等都在公开场合表示支持《野玫瑰》，针对左翼人士要求取消对《野玫瑰》的学术奖励的要求，陈立夫等辩称这完全是“投票的结果”，并没有人为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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