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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格学者吴秋辉
作者：王明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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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秋辉（1876—1927），名桂华，字秋辉，山东临清人，清末民初著名学者。他一生命运多舛，郁郁不得意，故自号“侘傺生”，并以侘傺为轩名。
《临清县志》载，吴秋辉“为人貌寝又不修边幅，而天才卓越，目空千古，视时辈蔑如也”。宣统末年（1911）毕业于山东优级师范学校，毕业之际考获官费留日资格，但因眇一目，被以“有碍观瞻”为名而被取消，此后即回籍办教育事业。民国二年（1913）任山东齐民报馆主笔；十年（1921）转任京兆尹公署秘书，又任北京民主报馆主撰；十五年（1926）任山东齐鲁大学经学教员，其间还曾任复旦大学教授，并给冯玉祥将军讲授过诗歌。吴秋辉一生中举凡诸子百家之书，天文、地理、术数、理化之学，无不博览详究，有所创建。
先生初以诗赋词章知名于世，著有《侘傺轩诗词》。民国六年（1917）后，先生始治《楚辞》，发现其中多有错误讹谬，即著《楚辞正误》以正视听。后又考查古韵，纠谬辨伪，著《三百篇通义》。自此，吴先生逐渐放弃了词章生活而致力于经史。他以发扬古代文明为己任，矢志要“在古代文明史上开一新纪元，而在学术史上起一大革命”。民国十一年（1922），吴秋辉在济南赁一小楼自居，甘老牖下。他旅况萧条，身无长物，卧榻而外，惟典籍数卷，笔砚数件而已。他遍览群经，讨论古史，研精探微，心解神契，踌躇自乐，不与时人通往来。民国十三年（1924）春，山东国学研究社成立，请吴秋辉讲经学。吴先生驳斥先儒，独标新义，义理考据皆高出前人之上，由是时论大哗，先生之学渐知于世。
狂傲学术界
吴秋辉先生很欣赏苏格拉底“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这句话。他自己也常自负地说：“孔子无常师，我则无师。”而且也不愿意为人师。他认为中国学术的发展是缓慢的，甚至有时处于“立正”状态，停滞不前，其原因皆缘于师承。他说，尧以是传给舜，舜以是传给禹……继而传给文、武、周公、孔子、孟子……被传的人谨遵先师遗言，不敢稍有异议。否则，便会被视为洪水猛兽。更可悲的是，这些人还往往不思进取，妄自菲薄。因之，中国的学术界只能是漆黑一团，永远不能大放光明。他主张铲除奴性，恢复自我，不要怕别人说你怪诞和不合时宜甚至狂妄，并身体力行之。他认为那些甘心拜倒在古人权威脚下的人，是一群没有独立性格的奴才，他们生在世上都是多余的。他对任何人的著作都给予无情的批评，专打圣人先贤的耳光。王国维、罗振玉、康有为、胡适等皆挨过他的板子。清末民初，罗振玉和王国维是研究钟鼎甲骨的名流和权威，但吴秋辉却不以为然，认为他们只是做了第一步的收集工作，并不见得有多高明。日本学者高田忠周积四十年心血，写成一部有关《说文》的巨著——《古籀篇》。有人问吴秋辉对此书的评价。他评论说，高田忠周的著作和罗、王的一样，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个人独见，不要被他的“大部头”唬住。
胡适号称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国学。他说孔子以前，《易经》只是卜筮的书，孔子以后，它才成为哲学的书。吴秋辉认为，《易经》只是一部算卦的书。孔子说到《易经》，也并未承认它是哲学的书。孔子原不是一个哲学家，不要随便把哲学家的帽子硬戴在他的头上。《易经》成为现在的模样，经过了漫长的岁月和无数人的补充与修正。卦最初可能只有阴阳两种符号：一是阳画“—”，二是阴画“--”，是先人用来决疑的。就像现在人们对一件事情犹豫不决时，用一个铜元的两面来决定或“拈阄”一样。这在古代并无迷信的意味，只是借此来解决人事上的纠纷。《易经》中有“利涉大川”、“利伐鬼方”的文句，是先有“涉大川”、“伐鬼方”的提议，大家的意见一时不能决定，于是问之于“卜”，卜的结果，认为“可以涉”、“可以伐”，大家就下决心去做了。后人因为将经过“占卜”后的成败归于命运的穷通，因此，人们产生了许多“侥幸”和“自暴自弃”的心理，“占卜”也带上了迷信色彩。后来由于人们的思想由简单而复杂，便又衍生出了“两仪”、“四象”、“八卦”等等，一直到六十四卦不能再变。有了文字以后，人们又拿文字来解释这些符号，以致越来越复杂甚至滑稽。由卜筮的作用，进而为政治的作用，又进而为一切人事的作用。所谓“十翼”出来后，胡适先生便认为有哲学的意味了。
吴秋辉先生对孔子“赞易”、“作十翼”之说不屑一顾，他甚至说孔子对《易经》并无研究。孔子“韦编三绝”的说法是不可靠的。《论语》中记载孔子和《易经》发生关系的，只有两条：“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子曰：‘不占而已矣。’”其一在古论上，是“五十以学”为句，“易”字作“亦”，属下读。如果以古论为是，那么这便和《易经》毫无关系。其二“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二句，是《易经·恒卦》的爻词，孔子引此二句，仅仅加了一句“不占而已矣”的断语。从这“不占”的断语中，可以看出孔子是承认《易经》有占卜作用的。但必须有占卜价值的事情，才可占卜，否则“二三其德”的人，就容易受到羞辱。譬如行窃的人去占卜能不能偷到人家的财产，这样的事情，就不必去占卜了。
关于孔子“作十翼”，吴秋辉认为，“十翼”的文体，都是春秋以后的文体。因为《论语》的文体比起“十翼”的文体要简古得多。《论语》的成书，应在冉由、曾生之后，那么文体芜杂的“十翼”就必然更在《论语》成书之后了，孔子又何得而赞之呢？再者，春秋时代还没有个人的著述，《老子》大约是出于战国人的手笔。儒家的《孟子》，开口便称“孟子曰”，也不像孟轲自己的著作。儒家到了荀卿，才有个人的著述，怎能说春秋时代的孔子已开始作“十翼”了呢？
南京博物院研究员，古文字、古器物学家王敦化先生，字熙如，曾就读于齐鲁大学文学院，师从吴秋辉先生。他生前曾回忆说，1924年，著名学者胡适到济南讲《诗经》，礼遇甚隆。全城遍贴海报，发售门票。吴先生闻悉后，于前一晚到胡先生下榻的济南最大的“津浦大旅馆”造访，二人单独晤谈约两个小时。及吴先生辞出后，胡先生即嘱旅馆订票，于翌晨乘火车返京，断然取消了这次演讲。济南学界对吴、胡二人谈话内容虽不甚了了，然皆知吴秋辉对《诗经》的造诣非常，胡先生非其对手。故当时传闻，胡先生一夕闻道，自惭弄斧班门，遂偃旗息鼓，决然北还，此不失为胡先生保全面子的明智之举。而且胡适先生曾借阅吴秋辉手稿，至今尚有一部分没有归还。久居济南的著名学者冀蔚怀先生对吴秋辉先生的著作素有研究，对以上王敦化先生所言也予以首肯，时冀老正于济南读中学。
纠《说文》，治《楚辞》
东汉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所著《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我国第一部体例较完备、收罗较完整的字典，其“集古文经学训诂之大成，为后代研究文字及编辑字书最重要的根据”。人能识古字，然后能读古书。吴秋辉治国学之始，也和其他学者一样，将《说文》作为工具，并通读了汉以后历代与《说文》有关的所有著述。与一般学者不同的是，吴秋辉不是对古圣先贤毕恭毕敬，将其衣钵毫无保留地全盘继承，视为金科玉律，而是以挑剔、怀疑的目光去读这些书。可以说，《说文》已不再是他治学的工具，而成为他研究的对象，并因之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字学观点。
吴秋辉认为，中国文字虽是象形文字，但却“以抽象为原则”，“中国文字之精妙，全在乎此”。他指出，古文之于古人，并不是难识难懂，“初不必若后人之逐一研求，但熟悉六书之法，举无不若网在纲，触目可辨。古来妇孺胥解讴吟，虞舆亦知讽谏，非其才有独绝，其道得也”。古文之于今人，则难识难懂。难懂在于“上古字少，一字每兼数义”，难识在于“非后人失其音义，即懵然于其蜕变之迹”，但“绝无有但行于古，后世遂泯然绝迹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