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爱默生与梭罗：鲜为人知的另一面
作者：王炳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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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故居、日记
在细雨中走出爱默生故居的时候，一个问题如眼前的雨丝一样缠绕着我的心绪。以我的观念，这座房子，无论如何应该有梭罗的一个位置，这不仅是他曾前后两次、长达两年多时间住在这座房子中，为前往欧洲游学的爱默生看守家园，呵护家人，而且《瓦尔登湖》的写作与修改也曾在这座房子里进行。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座房子对梭罗而言堪称精神的家园，但现在的梭罗却被他的家园放逐了。
这座建于十九世纪初的房子，方方正正，典型的乔治时代的木制建筑。双层，对称的八个大房间，爱默生与第二任妻子莉迪安生活的一切在这里详尽陈列，还有终生未嫁的大女儿的画像及卧室也都如昨，当年爱默生的“超验主义俱乐部”也以小圆桌为中心体现了出来。我在参观时纳闷，为什么不给梭罗一个位置？当年梭罗在这座房子里为爱默生当管家时，住在哪一个房间？通过翻译传达到年老的讲解员耳朵里，没有想到她竟定神地看了我一眼，似乎眼前这个东方人触及到了一个敏感的问题，她没有笑，却有些俏皮地告诉我：“也许是住在阁楼上吧。”我走到庭院，回望了房子的屋顶，没有尖顶，没有天窗，屋顶的斜度不高呀，如何住人？
也许梭罗上到阁楼便躺着？但梭罗分明喜爱在大自然中散步。
我回国后曾在上海停留了几天，那日参观过上海博物馆，独自去逛南京路，经一家书店，见到梭罗的《瓦尔登湖》，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旧书新出，徐迟翻译，便又买了一本。其实我的书架上已有这本书，吉林人民出版社的版本，译者也是徐迟，但一时不在手头。对于《瓦尔登湖》这样的书有两个版本自然不算多，而我主要是想早点翻阅，果然，证实了第一次阅读时留下的印象，这本书中提到了诸多的先圣与哲人凡一百八十余人，但自始至终就是没有“爱默生”三个字，不说爱默生对梭罗的种种扶持与帮助，不说爱默生与梭罗的友谊，仅就这本书而言：爱默生允许他梭罗在自己的土地上盖一座小屋远离尘世地进行观察与实践（因为是爱默生的土地，梭罗还可免交土地税。其实，在这之前，梭罗便梦想到林肯的弗林特湖畔生活，但土地的所有者拒绝梭罗构建木屋），同时也为他写作与修改《瓦尔登湖》提供了条件，而梭罗在他的书中对爱默生却是水过无痕！
一八四五年三月尾，我借来一柄斧头，走到瓦尔登湖边的森林里，到达我预备造房子的地方，就开始砍伐一些箭矢似的、高耸入云而还年轻的白松来做我的建筑材料。（梭罗：《瓦尔登湖》）
借来的斧头，说了，土地呢？好像是他自家的，想盖房便盖房，想砍树便砍树，其实这一切都是爱默生的赐予，而梭罗却是缄口不言。那时的爱默生已是大名鼎鼎了吧，他1837年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美国学者”，震动了思想文化界，被称为美国思想与文学的“独立宣言”，纵是当时在哈佛读书的梭罗没到现场听过这个演讲，也完全明白爱默生在美国思想界文学界的地位与影响了，按常理，在这里提一下爱默生，那是他的光荣，甚至按照西方人的习惯，这本书完全可以题上“献给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但梭罗是不按习惯生活、不按常理出牌之人。
我想从梭罗的其他著作中寻找有关爱默生的只言片语：
10月22日，“现在你在做什么？”他问，“你写日记吗？”于是我今天就动笔写。
据专家研究，这是梭罗的第一篇日记，起问者便是爱默生，实际上爱默生不仅仅是问，而是告诫他要写日记，告诫的内容梭罗忽略不记，就是发问人也为代指，“他问”，一开始便是那么的吝啬而乏敬意。1837年的梭罗只不过一个刚出大学校门的孺子呢。
这天的日记中下面的一段更是重要：
为了独处，我发现有必要逃避现有的一切——我逃避我自己。我怎么能在罗马皇帝装满镜子的居室里独处呢？我要找一个阁楼。一定不要去打搅那里的蜘蛛，根本不用打扫地板，也不用归置里面的破烂东西。（《梭罗日记》第2页）
这几乎是梭罗四十四岁短暂生命的自我画像，而且简直是一锤定音（型），爱默生就没有发现？
终于读到了爱默生的名字了。那是梭罗刚刚在瓦尔登湖畔小屋住厌倦了，回到了康科德城的1847年，这时的爱默生又远行英伦，眼前的这座房子以及住在房子里的人都交给了梭罗照管。梭罗就像主人一样在这座房子里写作与生活，也还做些测量土地的活儿，将爱默生家的地产量了个一清二楚（我在康科德公共图书馆见过梭罗使用过的测量仪器、见过他为爱默生的地产手绘的图纸），并且继续记日记。这一年，在留存下来的几页日记中，梭罗先是将爱默生深受其影响的两个英国人戏谑了一番，说：“卡莱尔身为学者，怀着对人类的同情，从事着诚挚、忠实而英勇无畏的工作……卡莱尔的才华也许完全等同于他的天赋。”算是承认他的才华，虽然是上天赋予的，而对华兹华斯则更不客气，说他“才力微弱，不像毋庸置疑的和不屈不挠的天才那么伟大和令人钦佩……他想要实现一切勇敢和过得去的人生，最后心怀希望死去。”现在轮到爱默生了，也终于有了爱默生的名字和头衔：
爱默生也是评论家、诗人、哲学家，他所具有的才华不那么显眼，似乎不能胜任他的工作；可他的领域还在扩展，所要完成的工作越发艰巨，过的是远比别人紧张的生活；设法去实现一种神圣的生活；他的挚爱和才智得到同样的发展。假如再前进一步的话，一个新的天国便向他敞开大门。爱、友情、宗教、诗歌和神灵都与他亲密无间。一个艺术家的生活；更加斑斓的色彩，更具观察力、更加敏锐的知觉；不那么强壮、灵活，却在自己的领域里脚踏实地；信仰坚定，一个评判众人的法官。找不到像他这样全面的对人对事的评论家，找不到像他这样值得信任和信仰坚定的人。在他的身上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实现了人的崇高品质。他是一个无条件赞美神明的诗人评论家。（《梭罗日记》第43～44页）
对于这个不那么好把握的语无伦次式的评价，读者诸君自有理解。依我之见，他给爱默生戴了那么多帽子，无非是想说这样的一句话：“盛名之下，其实难副。”而他还在自不量力地扩张，真是活得太累，那些个完人与圣人式的赞美，便只有某种反讽的意味了。
二、长者、导师、教练
爱默生结识梭罗算是他的幸运年。1837年，他的《论自然》刚出版，他的“美国学者”的演讲引发了美国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运动，他与莉迪安的第一个儿子也降生到人世，这个幸运也许还应该加上有了梭罗，“这个男孩说的每一句话都使得他非常愉快”。蛰居康科德小镇的爱默生喜爱散步，习惯手杖，柱着手杖散步的爱默生思考着他的超验主义。在他们认识后不久，两人做了一次远程的步行，爱默生抛开了手杖，一直走到当地最高的山崖，一览萨德伯里河谷壮丽的景观：“天气很暖，愉快，薄雾绵绵，整个山川好似个露天大剧场，沉醉于欢乐之中。乌鸦的啼鸣仿佛在空气中的每一个尘埃上回荡。”爱默生写日记，喜乐之情溢于言表。爱默生阅读梭罗，梭罗也阅读着爱默生，《论自然》这部体现了超验主义哲学全部雏形的著作，梭罗一时着迷，据说是连读了两遍。从这里，他走近了爱默生，走进了爱默生的生活圈子，走入了“超验主义俱乐部”。
我在访问康科德公共图书馆时，看到了好些优秀的美术作品，其中有爱默生与梭罗的雕塑与油画，陪同参观的聂茸副馆长告诉我，梭罗个头中等，爱默生的块头很大，但他们的肩膀都向两侧倾斜，很像，同时，两人都拥有高挺的鼻子，梭罗的眼睛最为引人注目，又大又深，闪耀着智慧的光芒。爱默生走路喜用手杖，梭罗却是两眼盯着地上，注视着那些落叶、花朵或印第安人的箭头。她说，不少的书中都描写到他们这些长相上的特点，因而有人说，梭罗既不是爱默生的儿子又不是兄弟，但又似乎两者兼而有之。我想，这大概并不是完全指他们的相貌吧，或许更多的是指爱默生与梭罗的精神史和生活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