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6年第12期
盛名之下的《湘军志》
作者：刘绪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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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同治三年，曾老九曾国荃率湘军打下金陵，标志着太平天国的覆灭。不久，曾国藩奏请在南京的江南贡院开乡试，把中断了十二年的江南乡试延续起来。一时间江南士子纷纷涌向南京这座被太平军占据了十余年的古城。
战后的南京城残破不堪，加之当时的湘军因为欠饷等问题而军纪不好，这引起了江南一些士人的不满。有些士人甚至流露出来对湖南等外省人的不屑。本来，江南特别是江苏确实人文荟萃，在有清帝国一代举行过的一百一十二届殿试中，共有一百一十四名状元，这些状元中，江苏籍就占了四十名，所以江苏士人有瞧不起外省士人的本钱。
然而，一个正在南京游玩的湖南士人，叫做王闿运的得知这一情况后，就写了一副对联：
吾道南来，原是濂溪一脉
大江东去，无非湘水余波
这副对联一时传遍江南，对联中透露出来的大气，让人不得不承认是事实。此联后来还挂到了岳麓书院，成为传诵一时的天下名联。
王闿运是何许人？一代狂人、无双国士是也。
他是湖南湘潭人，生于1833年，字壬秋，号湘绮。早年贪玩，后来一旦醒悟，便发愤苦学，1857年也就是咸丰七年中举人，人称“湘中五子”。但他的功名也就止于此，以后数次进京会试都以落第告终。
说他狂，因为他是专门研究帝王之学的。他的弟子杨度是中国近代史上颇为著名的人物，也是湖南人。杨度在《湖南少年歌》里就大肆赞颂他的老师：
更有湘潭王先生，少年击剑学纵横。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曾胡却顾咸相谢，先生大笑披衣下。
所谓“游说诸侯成割据，东南带甲为连横”，说的就是王闿运曾向曾国藩建言劝他做皇帝。曾国藩自然没有听他的。因此，他晚年写了一副自挽联：
春秋表仅成，剩有佳儿传诗礼
纵横计不就，空留高韵满江山
说他狂，还因为他目无余子。曾国藩在衡阳训练湘军，准备出征，特作《讨粤匪檄》，这时在衡阳东洲书院读书的秀才王闿运来到曾国藩的军中，径直对曾国藩所做的《讨粤匪檄》没有针对洪秀全的《奉天讨胡檄》中提出的“民族大义”进行批驳而提出自己的看法，曾国藩自然没有理睬这一不谙世事的狂生的意见。
不过，曾国藩倒颇为欣赏他的“狂”，这个时候的曾国藩也是目无余子、踌躇满志的时候，他很欣赏王的胆量和才智，便把他收留在自己的幕府中。
但王闿运却耐不得军营里的清苦，他跟着曾国藩到了岳阳后，便打道回府，借口说自己是独子，家有老母，无人奉养，老母不同意他去打仗。曾国藩倒也不怪他，为人尽孝，也是曾国藩所主张的。因此，后来，曾国藩经江西战场的不顺而复出之后，王闿运从北京会考不第绕道江西来看曾国藩时，曾对他仍然礼遇有加，天天和他谈话，兴味无穷。虽然王闿运算不得是曾国藩的幕僚，但王闿运和曾国藩的感情却由此而加深了。
说他是“无双国士”，也一点不虚。清帝退位以后，人人都以剪掉辫子为荣，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坚决不剪辫子，成为所谓的“遗老”。嬉笑怒骂，讥弹嘲讽，无所不至。袁世凯想称帝，欲借重他的名望，聘请他做国史馆长兼总统顾问，本来非常留恋清朝的王闿运却看不起袁世凯，又拟了一副对联：
顾我则笑
问道于盲
但在袁世凯的威逼之下，不得已，八十高龄的王闿运只好屈就国史馆长一职，成为中华民国的首任国史馆馆长。但即使如此，他还是瞧不起袁世凯，有一次他和袁世凯一起来到了新华门，突然冒出一句：我老眼昏花了，这不是新莽门吗？“新莽”与繁体字的“新华”初看是有些混淆，但王闿运意思是借西汉末年的王莽所建立的新朝，来骂袁世凯窃国。他做国史馆长时，还在馆门上书了一副为时人津津乐道的对联：
民尤是也，国尤是也，何分南北；
总而言之，统而言之，不是东西。
横批“旁观者清”。嬉笑怒骂，分外传神。后来他又借故要回乡，写信并诗给袁世凯劝他不必称帝，“谁知窃国人，征书到沧州”，借典故来警告他。
王闿运在当时全国上下反袁声潮中的做法，更使他赢得了“无双国士”的美名。
然而，曾老九曾国荃等人却对王闿运十分不满，原因在于他写了部《湘军志》。这部《湘军志》本来是应曾国荃和曾纪泽的请求写的，王闿运也很乐意写，尽管他自觉写志不是件易事，还是咬牙发愤写成了，一来这正是显示自己才学的绝好机会，二来也能为后人留一部历史。
关于这部《湘军志》，时人与后人都有许多不同的看法。王闿运也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得意的一部著作。后世则有学者更是拼命抬举它，说它“文笔高朗，为我国近千年来杂史中第一声色文学”，“是非之公，推唐后良史第一”。
果真有如此高的成就吗？在曾国荃等人看来，却是一部胡说八道的作品。此说当然有情绪在里面，但在我看来，这部书实在只能算得上一部平庸之作。
首先，王闿运的《湘军志》就没有得到当事人的认可。不仅曾国荃等人骂他，甚至还扬言要杀了他以解心头之恨，就连当时的湘籍将领和湘籍士绅看了也都认为不当之处太多。应该说，当时的舆论压力都是指向王闿运的，迫使王不得不于光绪八年将原版交给郭嵩焘毁掉，这才平息众怒。
如果撇开一切成见，客观地说，王闿运的《湘军志》功过两半。它既保存了一部湘军的历史，同时也忽略了许多内容。后人说他文笔高朗，这“高朗”二字，就让人摸不着头脑。在今天看来，这部书的文笔并不怎么样，只能算是流畅，与太史公《史记》相比，简直可以说是平淡寡味，完全看不出一个一代才子、无双国士应有的水平。
王闿运着重写出了湘军从成军到募饷、从水师到营制的大概历史，这些史实大都来自曾国藩的书信以及曾家提供的大量资料。王闿运对湘军其实并不太熟悉，他长年呆在湖南，虽然与曾国藩有过深谈，而且掌握了一批可靠的资料，但对于湘军历史之了解，远不如曾国藩幕僚赵烈文，其价值也无法与赵烈文的日记相提并论。《湘军志》只能说是给那些刚刚开始了解湘军历史的人提供了一部入门的资料，作为一个诗人气质浓于学者气质的人来说，王闿运写《湘军志》是把它视为一部叙事作品来写的，看不出有什么史识和史见。
最为湘军将领所不领情的就在于王闿运过分渲染了湘军的败阵，又夸大了湘军的劣迹，同时他在书中名士气息也很浓，比如他不管对谁都是称人的名，如“国藩”、“国荃”。现在看来，他既没有分析湘军为什么会打败阵，也没有交代湘军为什么会哗变，会去抢粮。给人一看，这哪是一支军队，简直和土匪一般。后人也正是根据《湘军志》而认定湘军后期迅速腐败，而不去管它为什么会这么腐败？这对于一部史志来说，显然是一个最大的缺失，难怪曾国荃等人会十分恼火了。
举几个例子。
一是如王氏在《湘军志·营制篇》中说：“故将军五百人，则岁入三千；统万人，岁入六万金，犹廉将也。”这既是被认为湘军腐败的证据，也是被后人视为秉笔直书的例证。其实，这也是不了解实情所致。湘军的军饷固然要高于国家经制之师，因为这是一支雇佣军，人家出来卖命，就是冲着那点钱而来的，所以曾国藩募兵之时，就把士兵的报酬定得要比绿营高出好几倍。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湘军中固然有不少人在打仗的时候趁火打劫，破坏了军纪，但湘军的主要将领都是比较廉洁的。曾国藩自不用说了，包括胡林翼、罗泽南、彭玉麟、杨岳斌、塔齐布、江忠义兄弟等在内，都是饱尝艰辛而不贪钱的。真正贪钱的也就李鸿章、郭松林等少数几个，就连出身四川的鲍超，他的军队纪律最差，但他本人也只好女人。
再说，那时的军饷从数额上看确实很大，但这个饷并不仅仅就是指士兵的工资，还包括每天要吃的粮食、行军打仗所必需的军需物资甚至部分枪炮在内，实际上分到士兵手上的并不多，尤其是到了战争后期，欠饷问题格外突出，由于欠饷，士兵饱受饥饿、疾病的折磨，并导致湘军将士纷纷为索饷而哗变。“筹兵较易，筹饷则万分艰难”。曾国藩多次这样表明，甚至因此“无日不在危机骇浪之中”。欠饷的时候有时多者欠十几个月，少者一月，这些记载见诸湖南巡抚毛鸿宾、赵烈文等人的日记，不是曾国藩夸大的。而赵烈文在日记中还说，当时的“米粮百物昂贵异常，勇丁每月所需不及一旬之粮，扣除米价等项，零用一无所出，兼之食米将尽，采办无资，勇夫啜粥度日，困苦万状”。同治元年，长江南岸各军疠疫繁兴，其中鲍超军中“勇夫病死者万余人，死者日数十人”。左宗棠军中病者亦过半，每次出队不满五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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