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解开心理链条上的现代死结
作者：王晟晖
字体： 【大 中 小】
1945年，战后的世界开始收归于雅尔塔体系之下。从墨索里尼的率党徒进军罗马、希特勒的竞选夺权，直到雅尔塔会议、纽伦堡审判，一切似乎仅仅是个政治过程。对纳粹崛起政治上的解释也颇为有力：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让垄断资产阶级倾向于建立一个独裁强权政府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具有军国主义传统的容克地主阶级与垄断资产阶级支撑起了法西斯联合专政。这显然比把法西斯灾难归咎于希特勒的阴谋和胁迫要深刻得多。
然而，虽然已经有了这样体面的解释，不少人还是禁不住要责难德国民众，说他们的理性太脆弱，容易被煽动，缺乏民主素养。诚然，历史上的专制从来就是多数人制造的专制——人们内心的狭隘、偏见、狂躁和傲慢都是极权主义的直接帮凶，而权力顶峰上的元首仅仅是迎合了多数人的“理想”，便能将民众的渴望酿成集体的狂热，最终使散布于民间的理想力量被完全搜刮出来，凝结成“元首”个人强大的权力意志。但是，如果我们一味沉浸在这种对“极权帮凶”的控诉中，而不在更大的历史背景里去理解他们，那恐怕也不是坦诚的态度。
法西斯和历史上其他曾有过的专制相比显得有些特殊。不论是中世纪的罗马教权，还是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斯大林极权，都冠着一个让权力在最初得到广泛支持的至善的梦想。基督的博爱，或是建设赤色的乌托邦，原始目的都是全民最终的幸福。然而希特勒从一开始就强调征服的野心，以仇恨而不是以博爱为目标。纳粹的信条（如种族优劣）几乎全是邪恶的，毫无中世纪神学或者斯大林主义那般伟岸的理论体系，它的“崇高”也表现为践踏和侵占。就是这样一个歇斯底里的怪物，为何能得到几乎是真诚的狂热支持？在文明世界里，狰狞的帝国幻象又怎能如此激烈膨胀？
在反思中，某些西方人试图在政治经济分析和对德国民众的批评之外，找到另一条途径，即通过社会环境变革对大众心理的影响，来寻找法西斯的真正来源——每个被裹挟进入现代的心灵，都在惶恐中经历震荡，社会心理的链条越勒越紧，终于勒成了法西斯这一现代大死结。二战可以用强力斩断它，而反思者正试图摸索出这个死结的链路。
面对德国的突然失控，身在美国的精神分析师埃里希·弗洛姆敏锐地察觉到，在这民众情绪爆发的背后，一定存在着某种普遍的心理机制，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投入强权的怀抱。弗洛姆在1933年获得柏林心理学院的学位不久，就逃离纳粹德国移居美国。作为新弗洛伊德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坚持精神分析不仅能用于治疗精神疾病，而且应该参与社会的健全。在理论上，他试图克服弗洛伊德的片面性。后者强调历史是人心理力量的结果，却看低了环境对心理的影响。弗罗姆看重社会环境对心理的反作用，所以他称自己的心理学是一种“动态”的心理学。1941年，弗罗姆对法西斯主义的反思成果《对自由的恐惧》在纽约出版，立刻引起了轰动。该书的观点是，现代人对自由的心理逃避机制，正是法西斯的群众心理基础。
为了得到较普遍的结论，弗洛姆在本书中首先考察了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的自由观。在婴儿时期，孩子在心理和生理上都紧紧地与这个世界（其中母亲是“世界”最重要的代表）相联系（喂养、抚触、携领等），这种联系给孩子以安全。这时他虽然没有自由，但拥有归属感和附着感。随着孩子在身体和精神上逐步壮大，他越发渴望自由和独立，由个体意志和理性所引导的有组织的心理结构开始形成。
但在这个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个体化过程的是孤独感的不断增加。儿童成长为独立个体后，慢慢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世界的分离。他不断增长着自我力量，但同时也越来越意识到自己与世界相比的绝对渺小。这时，他发现世界显得那么富有敌意，他也开始感到软弱和焦虑，身处危境却无法抗拒。一种可能的结局是，个体就此开始产生放弃个性的冲动，试图通过把自己完全溶于外部世界来克服分离产生的孤独和软弱。
在从中世纪到现代的自由进程中，西方恰好经历了与上述相似的心理过程。在中世纪，每个人都被终生固定在一个位置上，个人几乎不可能改变自己的阶级、职业甚至居住地。所有人都植根于一个结构稳定的整体里，并能从中得到归属感。很少有人会追问生活的意义，因为基督已经囊括了一切意义。个人主义只在日常生活中零星体现。教会的权威使人紧紧相连，但也是一种压迫性的束缚。然而，个人情趣的萌动和有产阶级的野心最终打破了这些束缚人的联系。起于南欧的文艺复兴加速了资本主义的进程。摆脱权威支配的个人在追求财富和权力中增加了力量感，同时丧失了安全和归属感。工匠、大商人、小商贩都卷入经济利益的竞争中，商业充满了风险和欺诈。贫富差距每天都在扩大。人们开始孤独、疑虑、猜忌，在充满敌意的世界里孤立无援。
这种由自由产生的孤独感在现代社会达到了高峰。孤独的个体由于强烈的不安，纷纷启动心理逃避机制。人们渴望放弃个性，放弃自由，放弃自己的完整，试图以此弥补自己与世界的裂缝，与世界重新结合。他们现在迫切地需要投身于权威，好让自己与强权相连，赢得安全感。他们想用失去的自由换来恐慌和焦虑的缓解，而且甘愿忍受由此带来的被动的生活。正是这千千万万民众对自由的逃避，成了法西斯权力的来源。
在书中弗罗姆列举了三种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
一、投入权威主义的怀抱。这种心理机制让人“放弃自身的独立，希望把自己与某个人或某种外物结合以获取自己所缺乏的力量”。怀有这种心理的人分为两类：受虐狂和施虐狂。前者屈从于他人或者组织，感受外力安排；后者尽力控制他人，因为“他们的力量就植根于支配他人的事实中”。虽然两者看似完全对立，但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逃避不堪忍受的孤独和无力感。这种为了克服疑虑而对权威的信仰，是法西斯主义权力凝结的动力。
二、堕入破坏的泥潭。与施虐—受虐的消极共生模式不同，破坏行为的目的是直接消灭对象，虽然它同样源于个人无法忍受的无力和孤独感。施虐者通过统治别人来获得权力感；受虐者通过放弃个人意志把自己溶于外在的权力中获得归属感；而破坏者通过直接消灭外在威胁来增强权力感。
三、不自觉的自动适应。有这种心理机制的人占了大多数。这类人“完全承袭文化模式所赋予它的人格”，别人是什么或者别人期望他成为什么，他便成为什么；别人信奉什么或者别人热情地鼓吹着什么，他便愿意相信什么。而在另一方面，社会文化观念也总是鼓励人成为这一类，它像催眠一般一刻不停地暗示着“应该”做什么、想什么，直到个体不得不认可社会对他的要求，并慢慢地乐于接受这些外在的观念，最后觉得自己本来就是这么想的。人们对“规范”的真诚屈从已经达到了令人震惊的程度。
在纳粹的崛起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三种心理机制产生的毁灭性的作用：权威主义直接构成了纳粹的权力系统（纳粹党中许多人既充当受虐狂，又充当施虐狂，他们绝对服从上级的摆布，又通过欺压下级来补偿他们的尊严）；破坏倾向酿成了党徒的暴力、劫掠、焚烧，酿成了对内的清洗和对外的屠杀；而绝大多数人作了自动适应，未作抵抗就默认了统治。
纳粹在膨胀中受到的最热烈的支持来自下层中产阶级，可以说这一阶级的恐慌和无助感最为强烈。一战后，德国下层中产阶级在政治上失去了君主制度的庇护，丧失了贵族性，而其经济地位也不断下降，社会声望岌岌可危。“下层中产阶级在经济和心理上都很匮乏”。凡尔赛和约的严厉限制、工人运动的此起彼伏、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让老一辈的下层中产阶级有了某种衰落感，而其年轻一代时时面临着失业。此时，作为下层中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希特勒，一个没有机会、没有前途的失败的画家，正在努力地为自己建立某种与神秘而强大的外物的“联系”——“对希特勒来说，大德意志帝国是社会声望与安全的象征”。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