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1期
蘋满汀洲人未归
作者：雷池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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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世纪，在中国是宋真宗到宋哲宗这段时期。这一百年，其实可以分为上下两段：从真宗即位到仁宗去世（998—1064年）是上半段；从英宗即位到哲宗去世（1064—1101年）为下半段。由于下半段以“三苏”为代表的文艺大家联袂登场（他们的光芒甚至部分遮蔽了王安石和司马光），相形之下，上半段的“巨星”们只能是以政治功业为自己的强项了。事实也正如此，真宗、仁宗两朝，没有什么一流的大文艺家，而政治家却可以开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寇准、李沆、王旦、王曾、晏殊、吕夷简、韩琦、富弼、文彦博、范仲淹、包拯……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称得上名垂青史。这份名单里，寇准领头，首先固然是因为他出道在太宗后期，而大起大落地沉浮于宦海却正好贯穿真宗一朝——按时间顺序应排在前面，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如果把历史影响之深远、政治遭际之坎坷、作风性格之刚愎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进行评量，除了他，别人也很难作第一人之想。
说起历史影响，有官方评介的反映，有民间褒贬的表达，两者综合比较，以寇准置诸首席大约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在民间影响方面虽然略逊于“包黑子”（包拯），但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却远较包拯突出。而且，就是在民间，这位“寇老西”弄出的动静也不小。拿戏剧来说吧，以他为主角的剧目就有《罢宴》、《背靴》、《清官册》、《审潘洪》、《渊之战》等等，以他为配角的则有《潘杨讧》、《杨门女将》等等，更是多不胜数。总之，从这些角色身上表现的是一个清廉、智慧、勇敢、正直的“大官”——一个中国百姓感情深处最崇敬、最爱戴的政治形象。国人这种永远的“清官情结”难免不导致“高大全”的审美要求，于是，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堆砌到“这一个”典型人物的身上，虽然最后只能归于失真，但偶像化的东西从来都是失真的，因为偶像身上不容许表现人性的诸多弱点。
寇准当然算清官，算好官，但却不是戏文和传说里那样的清法和好法。他是一个悲剧人物，经历了许多挫折，结局也很悲惨，而这一切，和他的个人的秉性、修养、作风又都有着很密切的关系。不把历史人物的真实状况以及在这种真实后面的各种因果联系尽可能充分地表述出来，即便是美化和抬高，也未必真正对得起古人。
清廉，这是封建皇权制度下百姓对官吏的第一期望，好官首先必定是清官。中国历史上，官吏如果单靠俸禄是不可能“先富起来的”，因此，典型的清官，那日子一定是过得紧巴巴的，就像海瑞，买两斤肉给母亲过生日的钱都拿不出来。不能要求做官的都做成海瑞那样，怎么办？约定俗成的规矩是，只要不贪赃枉法、卖官鬻爵，不含交换条件的馈赠是可以接受的，地方孝敬朝廷，下级孝敬上级，到了最基层，百姓孝敬胥吏。胥吏一般吃相难看，孝敬与勒索便难以区分，但越往上走，馈赠却越成为很自然甚至带点风雅的习俗。孝敬的名目繁多，如贺仪、吊仪、程仪、冰敬、炭敬等等，此处无须细说，总之，官做久了，做大了，“宦囊”便不会太干瘪，至少足以维持自己和家人较优裕的生活水准。在百姓看来，清官没有钱，一定很简朴，可是寇准却是一个自奉甚厚甚至于有些追求奢侈的人。出于美化偶像的需要，人们编出了《罢宴》这么一出戏，戏里说他在老年仆妇忆苦思甜的启发教育之下，认识了“讲排场、图享乐”是“忘本”的行为，决心改正错误，当好“公仆”。这个曾被认为“很有教育意义”的戏，其情节的根据最早大概来自邵伯温的《邵氏闻见录》中的如下一段：
寇莱公既贵，因得月俸，置堂上。有老媪泣曰：“太夫人捐馆时，家贫，欲绢一匹作衣衾而不可得，恨不及公之今日也。”公闻之大恸，故居家简素，所卧青帏二十年不易……或曰公颇专奢纵，非也。
邵伯温是理学家邵雍的儿子，为尊者讳的用心自不待言。后人修史时的态度应该比较客观，如脱脱的《宋史》和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说法就大不相同。特别是《宋史·寇准传》在最后对此有个总结性的评价，其中说道：
准少年富贵，性豪侈，喜剧饮，每宴宾客，多阖扉脱骖。家未尝油灯，虽庖所在，必然（燃）巨烛。
话虽不多，却很形象，豪门夜宴热闹而放纵的场景生动可见（大约为了避免产生不良影响，故而“阖扉脱骖”）。《宋史》里要写这一笔，是因为表现寇准一生的行状，这个问题绕不过去。邵伯温也想到了这点，便替他解释说：
盖公多典藩，于公会宴设则甚盛，亦退之所谓：詹瓦 石之储，尝空于私室；方丈之食，每盛于宾筵者。
这话很牵强，引用韩愈（退之）的话尤其不当。难道长期做地方官，就一定要讲排场，撑面子，用公款设盛宴？——把“典藩”（做地方官）和韩愈（退之）的话联系在一起，就是这样一个逻辑关系。如果真是非如此不可，那么官员用公款大吃大喝就是出自悠久的历史传统了。
不过寇准的好讲排场并非全是为了满足对享乐的追求，还有政治和情感的背景。他前后好几次从朝廷放逐到地方去当知州，心里很不服气，一方面励精图治，要证明自己的能力与才干，另一方面，总想弄出点别出心裁的动静，既抒发内心的郁闷，也吸引朝廷的注意。比如说渊之盟后，立了大功的他反遭疑忌，从相位上被拉下来去陕州做知州，他当然想不通，每每做些令人侧目的事，如“因生日排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被人检举揭发，宋真宗听了十分恼火，对太尉王旦说：寇准这么干，可以吗？王旦说：寇准是有才干，就是有时候好犯傻。宋真宗说：对，这就是犯傻（“然，此止是耳”）。于是也就没有追究他。真宗不生气了，王旦的一句话化解了矛盾，可王旦没有想到寇准内心就是想造出点矛盾。
“性格就是命运”。这话有理，寇准就是鲜明的例子。宋真宗用过“刚褊”、“刚忿”这些字眼来形容寇准的性格，这种性格的人本不很适合于当官搞政治，即使撞入官场，一般也不会有什么好结局。“政治是一种妥协的艺术”，而寇准正好就是缺乏这种天分，故而在处理君臣关系、同僚关系、上下级关系等这几个方面，都留下了诸多败笔。于是，尽管他才干过人，而且政声良好（晚年时有“欲得天下好，莫如召寇老”的民谣），却是那种会办事而不会掌权的人。他三十三岁当副宰相，此后三度拜相，可三次合起来还不足五年时间，最后的那一次，靠违心地牺牲原则上了台，结果也只干了一年，可结局却极为凶险，虽然留下了性命，却最终死在了流放地。
寇准十九岁中进士，少年得意。有人劝他说，太宗皇帝喜欢老成持重、阅历丰富的人，要他虚报几岁年龄，他说：我还才起步，怎么能弄虚作假？于是，他被放到基层去锻炼，在湖北巴东、河北成安当知县，有了政绩和名声，提到郓州当通判，不久又调朝廷，任三司（管财贸、经济口的总衙门）的度支推官、盐铁判官等，因为参加一次建言献策的朝会（会诏百官言事）作了精彩发言，受到皇帝的赏识和器重，拔擢为尚书虞部郎中、枢密院直学士，判吏部东诠（前二者是官与衔，后者是职）。虽然也只相当正局级待遇，可是位处要害，要算是朝中重臣了。此时他刚满三十岁。
司马光在《涑水记闻》中说，宋太宗对寇准很欣赏，听了朝会上的发言以后，问左右该给个什么官，吏部说可用为开封府推官，太宗当时就发脾气了，说：怎么能让寇准当那种官呢？看到皇上的表情，有人赶快建议安排为枢密院直学士，赵光义想了好一会说，就先让他当这个官吧！不久，他揭发了一起司法不公的案件，牵涉到中书省和枢密院的高级官员，参知政事王沔等受到皇帝责罚，寇准虽然为此得罪了人，但却使太宗下决心对他进一步重用，很快就任命他为左谏议大夫、枢密副使，同知院事。
左右谏议大夫是谏院的长官。谏官们唐代是分属于中书、门下省的，赵匡胤为了强化他们的责任和权力，设置谏院，级别相当或稍低于中书省和枢密院（因为后两者的首脑就是宰相）。谏官是专门建言的，虽然没有行政权，但什么事都可以插上一嘴。寇准正好是个爱多嘴的，而且还固执得很，有时候得理不让人，对皇上也不例外，《宋史》里有这么一段描写：“尝奏事殿中，语不合，帝怒起，准辄引帝衣，令帝复坐，事决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准，犹文皇之得魏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