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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公司职员六十年前的日记（一）
作者：冉云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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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的旧事，早已淡出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有些事并不随时间的迁移而湮没不彰，如卢作孚先生领导的民生公司所创造的非凡业绩，尤其是他的精神和思想的长远影响，便是如此。民生公司在中国近现代航运及相关商业事业里的影响，现在逐步得到有识之士的关注和研究。虽然研究还不怎么深入，但总算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现在是从大而无当的议论中抽身出来，做些历史细节的打捞工作的时候了，以期在历史的细部里无限接近卢作孚先生伟大努力之一斑。
二十年来，每个星期天我都会到成都旧书市场搜旧书及相关杂件，收获颇丰。2004年12月26日在成都古玩市场五楼旧书摊，从一重庆书贩手中购得两册民生公司职员何现伦的日记——何的同事送其笔记本时署名为何宪伦，但通观日记，因其兄弟、朋友与其通信和打电报，均用的是何现伦，故疑以此名为确——因其有一册写于1945年而作为抗战日记卖，故喊价千元，而不能再降，我即购下。因家中所收的各种日记、家谱等甚夥，加以手中要写的东西亦相当的多，所以还没读它的念头和时间。但近来频接赵晓铃大姐所寄之《卢作孚研究》杂志，阅后深感卢作孚先生的伟大，后学当思为其思想之传播，让更多的人知晓他不凡的业绩，略尽绵薄。故终于下定决心，抽出一周时间，专门读毕此两册日记。现将与民生公司有关的内容条列如下，供诸位对卢作孚先生的名山事业有兴趣者酌参。
一、日记及其作者
日记作者何现伦，生于1916年（据1945年2月20日的日记推算出）农历9月25日（据1945年10月30日的日记），成都邛崃乡下人（离邛崃走路一个多钟头，咫尺之遥有一座名刹叫高唐寺）。如至今还健在的话，应是九十高龄的老人了。他高中毕业，因家贫未能晋学，1937进入民生轮船公司。他日记中记载1937年曾有三个月在北碚培训学习(1945年7月7日的日记里说：“今天是抗战的第八周年纪念了。我记得二十六年的今天，我还在北碚受训”），因我手中只有1945年和1947年两册日记，不知他开始进民生公司在哪个部门。但此两册日记里表明他在民生公司电讯课（1945年9月7日有其弟何现邦从贵州清镇县炮十二团二营七连发来的电报内容为证），是译电员（最早记载是1945年1月14日的日记：“是日值班，工作都还很少，只有二十多份平常电报，没有其他的急报，因此我也没有抄出去。”）。1945年5月14日，他在四十天病愈后归来，言及他所在课与他课的不同性质时说道：“初初摸倒，一定一点都不懂的。不管任何初调来时，起马（码）要作半年，或者三个月以内，方能晓得一点门径。因为此项工作，说起来很简单，实际也很简单，不过横竖要用脑筋岩记（川语，意为“死记”——冉注），把它变换得过，也就对了的。”
战时他住在施家河宿舍，每天过河到朝天门来上班。“昨夜回宿舍去，见门上悬的牌：‘近来天气炎热，水夫有限，同仁增加，用水每日有不敷之感，现时从（重——冉注，以下错别字径改、脱衍字径添于括弧内，不再另行说明）规定每日沐浴时间上午六时至八时，午后七时至十时，每人配热水两桶，先在门口登记，然后依次（秩）序入室’等语。我见到这样的牌告，真是奇怪。自从在施家河宿舍以来，已经将届三年，没发生这样的现象，惟今年才有这样的情形，大约是职员增加很多，挑水夫没有增加，却（确）实是真的。依我看来，去年，只有五个宿舍，今年添了两个，另外还有游艺室也作为寝室，当然是人数大增。”（1945年5月20日）
尽管他与本课的同事关系都不错，但他的好朋友大多是与他同宿舍其他课的，如轮机课的李震寰（他常叫平安，大约是表字，双流人）、田村若（1947年已拿到二管轮执照，何现伦1947年11月19日的日记说，“不到四十岁，可以升轮机长”）以及其他课的楚萍（战后调南京，赤水人）、张大麟（双流人）等。何现伦那时已近三十岁，但尚未有意中人，交往的姑娘有双流人程雪儒（南温泉西南学院读书），隆昌人李咏絮（南坪镇中川国民学校教书）、李嘉柳（北碚儿童福利实验区教书）姐妹等，但都只是寻常之交。他家贫，且挑剔，故三十上下尚未婚配，常惹得父母有所责备。但何现伦重友谊、尚亲情，对父母颇有孝心，且其弟何现邦（包括他弟弟私自参军，即将退役而生病的一大笔药费）、侄子何光洲二位读书费用的绝大部分都是他所出，因此他常东拉西借，有时对公司稍有拖欠薪水，常怀埋怨之辞。
这两册日记均系硬面抄，1945年为“新生日记”，每页均有蒋介石的语录，他在当年的卷头语上说这日记本花费了一千五百元。1947年的日记本为他好友李平安赠送，上毛笔题署为：“宪伦惠存生活精华平安敬赠卅六年元旦”。两册日记均钢笔书写，字迹细小娟秀，颇有练家子的味道。日记内容涉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每天字数有六百至七百字左右——除了因日记的页数不够未记的几日外，从不断期——内容驳杂丰富，其中许多涉及彼时时政、社会风气及习俗、物价、气候、航运及公路运输、商业百物、公园及影院、街道河流、大中小学教育、音乐及合唱团（如聚兴诚银行组织的聚星合唱团）等，两册有近四十万字，非一篇文章所能面面俱到。何现伦极爱看电影，如《八千里路云和月》、《出水芙蓉》、《复活》、《遥远的爱》、《歌舞天堂》等，他均看过，同时每天读报不辍，且爱看书。这些虽是私事，但事涉民生公司的读书风气，所以会设专题来论及。
二、读书及《观察》杂志
对于求知，何现伦的兴趣广泛，业余常看电影看戏看画展。有次他到励志社去参观画展，是第一次看西洋油画。“这次的展览，完全属于西洋式，绘得真好”。他看见一幅关于嘉陵江的油画，“见那些船夫用他们的劲，推着那笨重的船。两岸洗衣的女子，手拿着杵捣衣。从峡里出来的汽划子，跑得很快似的，浪子浪得很高，好像还比天然的人还要好些，由（尤）其远景最好”（1945年1月9日）。至于看电影看戏就更是多到不烦枚举的地步。单说他在1945年1月21日去看美国电影《歌舞天堂》的感受，他说美国的片子场面伟大，色彩艳丽，在影戏方面，美国应该算世界第一。“苏联的片子，我也看到过，与美国制造的东西，是差得太远。我们由他们制的所谓五彩，那苏联的五彩，简直太不成话，而场面差得太远了。而苏联的片子，差不多都是抗战宣传品。去年我记得国泰也演过几次苏联的影片，纯属抗战宣传品，他们也要作为（电影）卖钱，简直太成笑柄。”
何现伦每天读的报纸是《大公报》，这也与当时《大公报》的影响力，它对官方和民间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以及受民众欢迎的程度相匹配。1945年3月12日《大公报》发表一封读者来信批评“植树节”的形式主义，何现伦深表赞同。“将（系川语，意为“刚”）把午饭吃过后……这时我在看着今天的《大公报》。每天我都借这个空闲的时候，下办公室这一点钟的时间来看它，差不多每天我都不荒废的”（1945年3月19日）。读《大公报》多了以后，何现伦便发现还可以将自己的意见投书于该报，以抒己见。1945年5月10日他在菜市场里看到一位蛮横地以低价买一位老大娘菜的警察，大娘不允，最后他竟然唤同伴来将卖菜的大娘拖进警局。何现伦在该天日记里评论道：“中国今天闹民主，明天闹民主，就是这些盲目的东西胡闹，在外估吃霸赊，简直不成话。”“上午把笔记写起，还写了一篇我所看不过的事情给《大公报》馆，请它登露（载）出来，以张社会人士评论那些横行无耻、恶吃霸赊的东西。而文章的措辞虽不十分妙，可是对他们那种不要脸的形容，是写够的。我想《大公报》馆定能登出吧。”（1945年5月11日）何现伦的正义之心，似乎并没有得到《大公报》的热烈回应，或许是这事的典型性不足以打动《大公报》吧，总之在他的日记未见后续记载。但从中可以看出像何现伦这样热爱看书报的习惯，在民生公司之蔚成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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