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寻找另一个中美关系：华人在美国
作者：任东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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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79年正常化以来，中美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世界上一个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一重要性引起国内外众多学者对它的关注与研究，中美关系的任何风吹草动，大到两国首脑的互访，小到贸易逆差的统计，都会引发专家们的高谈阔论，指点江山。不过，仔细观察这些评论，便不难发现，他们考虑和评论的切入点都是以政府和政治为中心。在他们眼里，中美关系不过是一种政府间的关系。但是，如果换个角度，将眼光从政府转向民间，就会发现另一个中美关系，一个虽然受制于政治关系但却有着独立内容和发展趋势的领域，这就是民间的交往。一位美国的社会学者就认为，“谈‘中美关系’还不如谈谈美国社会的某个部分（比如美籍华人……）与中国社会的某一阶层的关系来得更为贴切……”〔1〕
所谓民间交往，无非是商贸往来、文化交流、教育合作、旅游观光。中美之间的这些民间交往，对中美两国来说，实际上存在着不同的定位。由于美国是小政府，大社会，因此，其政府以外的交往，都可以说是一种民间主导的行为。相比较而言，中国是大政府，小社会，其政府以外的交往，也都是在政府主导甚至参与下进行的。因此，中国专家学者的“政府中心”观察法，的确也有其合理的基础。
略加观察，就会发现，中美间的民间交流，不论是商贸往来，还是文化教育交流，即使是在政府主导下展开，都离不开这样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具有中国和美国的两种文化身份，能够熟练运用中英文两种语言，穿梭于太平洋两岸，穿针引线，牵线搭桥。他们就是在美国的华人。根据2000年十年一度的美国人口统计，来自大陆、台湾和香港的美国华人已接近三百万，占美国人口的百分之一点零三。而仅仅在二十年前，这个数字是八十一万。如果进一步算上非法移民和来自东南亚的华人移民，美国的华人人口大约在四百万。
在美国的华人当中，有将近百分之七十属于美国以外出生的第一代移民。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由于移民的迅猛增加，美国的华人人口几乎是以几何级数的方式每十年上一个台阶，1950年是十一万，1960年是二十三万，1970年是四十三万，1980年是八十一万，1990年是一百六十四万。目前，在美国缤纷繁杂的移民群体中，华人成为增长最快的一个群体。在每年申请加入美国国籍的外来移民中，华人成为仅次于墨西哥人而位居第二。按照目前每年大约十万的移民速度来计算，到2010年新一轮美国人口统计时，在美国的华人肯定达四百万以上。对于这一移民潮流，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中，这一发展对中美两国意味着什么？华人移民美国是最近二十年的新现象还是“古已有之”？新的移民在跨国交往中扮演了何种角色？他们在未来的中美关系中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一
中国人移民美国，开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美国西部的淘金潮。正是这一浪潮把向来有下南洋传统的广东珠江三角洲的农民，裹挟到了一个完全陌生的土地。仅1852年一年，就有三万华工抵达旧金山。到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在美华工已有十万之众。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美国西部的金矿逐渐枯竭，数万华工又投身到贯通美国中部和西部的铁路建设。当时，他们从加州的萨克拉门托由西往东、爱尔兰移民则从内布拉斯加的奥马哈由东往西修建，历时四年，最后在犹他州的奥各登汇合。由于当地的自然环境恶劣，工作条件极为艰苦，中国人的茶和爱尔兰人的酒成为劳工提神、解乏的饮品，故有“中国人的茶与爱尔兰人的酒建造了横跨美国大陆的铁路”一说〔2〕。铁路贯通之后，这些中国劳工又利用其丰富的农耕经验，引进拓殖珠江三角洲湿地的传统方法，将加州众多的沼泽湿地，开垦为万顷良田，为加州最终成为美国的果园和菜园奠定了基础。
与举家移民、准备落地生根的欧洲劳工不同，来美的华人更多的是赚钱谋生、准备落叶归根的单身男性，而且，很多是通过劳工契约的形式来美国。这些劳工大都来自今天的广东江门一带，其中的一个背景是，当地的居民与外来的客家人为争夺有限的资源，经常发生械斗。到了咸丰年间（1851～1861），终于爆发了土客大械斗，惨烈空前。这场械斗延续了十多年，伤及几百万人口，迫使大批农民离乡背井，漂洋过海，成为北美和澳洲劳工市场当中的华工。
对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来说，美国的“金山”只是暂时赚钱谋生的寄居地，而非落地生根的目的地，也就是说，他们还不是真正的移民。在美国，华工孤身一人，只能依靠帮会网络拼命赚钱，节制消费。几年下来，有了一些积蓄，便回家娶妻生子，置地盖房，成为了所谓的金山客。当地民谣唱道：“金山客，金山少，满屋金银绫罗绸。”甚至连哄小孩子入睡的童谣也有这样的内容：“燕雀喜，贺新年，爹爹去金山赚钱，赚得金银成万千，返来起屋兼买田。”
华工主观上的客居思想，自然是众多客观条件所限。显然，对没有受过教育的华工来说，从东方到西方，从儒家文化到基督世界，从乡村到城市，从契约工到自由人，这其中饱含了太多艰难的跨国家、跨文化、跨时代的身份转变。对任何人来说，这些都是一个脱胎换骨、重新做人的过程，非一日之功可以完成。假以时日，他们也能够像其他族群一样，最终融入到美国社会，只不过需要一个比欧洲移民更长的时间而已。
可恶的是，正当他们慢慢学着适应美国生活的时候，美国西部的一些政客在与华工有竞争关系的利益集团特别是工会组织的鼓噪之下，无限制地夸大华人社区（唐人街）的一些丑陋面，诸如赌博、嫖娼、鸦片和帮派，开启了一场排斥中国人的政治运动，并最终在州和联邦两级立法机构，推出了一系列排华法案。美国西海岸出现的排华浪潮，给华工的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损失。1855～1876年间，仅华工被谋杀的案件就达二百六十二件之多。由于受到排华势力的制约，美国地方政府常常无所作为，听任暴徒为非作歹，致使排华事件层出不穷。
在现代世界中，对侨民的保护不仅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同样也是一个国家尊严的象征。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政府对海外侨民的保护，往往超过了对本土居民的保护。但这一原则却不适用于当时的清政府。在美国排华初期，清政府根本没有保护华工的意识。长期以来，清政府一直采取禁海政策阻止人民出海谋生，将擅自出海的华人视为“弃民”。乾隆皇帝就曾下诏曰：“天朝弃民，不惜背祖宗庐墓，出洋牟利，朝廷不闻问。”〔3〕直到1860年中英《续增条约》，清政府才第一次明文承认华人移居海外的权利。即便如此，清政府的态度依然非常消极，基本的看法是“人已出洋，已非我民，我亦不管”，根本没有现代领事保护的概念。因此，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美国的华人社区，可以说是两不管的地区，遇到危难之际，可以说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状况极为凄惨。
二
华工所企盼的合法保护，直到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才姗姗来迟。1867年，一些中外约章又到了要修订的时候。鉴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一个诱因是修约，清政府担心列强借口修约再次衅事，决定遣使出洋，向外国修好。可叹的是，内战内行、外交无方的清政府，居然找不出能够承担此项重任的官员，只好请刚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出山。于是，这个美国退休外交官摇身一变，成为了中国政府的“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率团出访欧美。美国是出访的第一站，蒲安臣超出使团的授权，与美国国务卿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款》，史称《蒲安臣条约》（1868）。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由中国的洋人雇员擅自与美国签订的条约，竟然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第一个具有对等内容的中外条约，它给予双方国民在移民、贸易、传教、办学、设领等一系列事务上对等的权利，而且促使美国承诺“不干涉中国内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