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文化边缘的行走
作者：胡 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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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末，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创办了登州文会馆，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任职了华北协和大学首任校长，此后，美国传教士逐渐改变了以前在中国“直接布道”的做法，转而从事教育工作，以期通过教会学校来发展传教事业。时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美国教会已在中国设立了十多所大专院校，这类学校在校学生数占当时中国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至百分之二十。在这些教会学校中，燕京大学（即今天北京大学的一部分，1952年，燕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文科院系等并入北京大学，燕京大学校址“燕园”成为院系调整后的北京大学校园）可以说是无以出其右者。
自1919年成立，经过不到十年的努力，燕京大学便已成为一所国内一流且世界先进的综合性大学；短短三十三年，则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不同领域的顶尖级人物。而要谈到这所教会大学的卓尔不凡，我们就不得不谈到一位具有中西文化背景、行走于中西文化边缘的传教士——约翰·司徒雷登。作为一位失败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而作为一个具有开拓意识的教育家，却鲜受关注。
一
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生于杭州一个美国传教士家庭。之前，他的生活与一般中国富裕家庭孩子的生活没有两样，除了外貌，司徒几乎就是一个地道的中国孩子。因此，他十一岁回到美国读书时，便陷入文化困境之中。他后来回忆说，自己刚踏上美国领土时，见到衣着破旧的报童，便称之为贫穷的“外国儿童”。这是众多的传教士子女的共同困惑，在中国，他们自认为是美国人，到了美国，却发现自己与美国文化格格不入。
这种基于两种文化环境而引起的文化认同上的危机，几乎表现于每一个传教士家庭当中。曾经有人对在美国各大学读书的传教士子女进行问卷调查，问题包括：是否想家，是否适应美国学校的生活，学习情况如何，以及毕业后是否准备回自己的出生国，等等。调查结果显示，尽管他们学业上并不困难，但很难适应美国的学校生活。几乎所有人都表示，毕业后要重回自己的“祖国”〔1〕。
完成学业之后，司徒选择了回到中国，继承父母的传教事业。重返中国后，凭借着优异的语言能力和跨文化理解力，司徒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越来越准确的把握，拉近了他与之接触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人的距离。在庆祝他六十岁生日的时候，他的一个学生描述了他对司徒的深刻印象：“他讲演的内容现在已记不起来了，但我脑子里却永远留着这么一位雍容和蔼的外国学者的印象。”另一个燕京大学的学生在时隔近半个世纪后，还对司徒的中文根底记忆犹新：“我第一次见到司徒雷登先生，是在学校的开学迎新会上，那是在香山的西山脚下的卧佛寺举行的，司徒雷登在迎新会上讲了话。他说什么已经记不起来了，但印象最深刻的是他用中文引用了几句孔夫子的话，当时我觉得他说的普通话比我标准。”对此，司徒本人也津津乐道：“在中国的传教士、教师和其他雇员看来，我懂得他们的语言，能了解他们的观点。于是我很快就成了他们的知心人，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那些在布道团里工作的年长的传教士们所不曾有过的。”〔2〕
中国文化的耳濡目染，美国教育的能力培养，使司徒具备了从容应对中西两种文化的矛盾和冲突的技巧和能力，为他出掌燕京大学铺平了道路。当时燕大校长的候选人中，不乏资深的传教士和海外传教运动的元老，但司徒却成为了一匹黑马，此时他正在南京金陵神学院任教。在举荐信中，美国学生志愿运动的领袖人物罗伯特·斯皮尔（Robert E. Spear）称：“司徒雷登是北京大学的最佳人选。……司徒雷登深切了解中国，于在华传教士中对于中国青年最具影响力，而且才华出众，思想开朗。中外人士都心仪其人。”基督教青年会国际协会总干事、中华基督教青年会第一任干事布罗克曼（F.S. Brockman）也竭力举荐司徒：“司徒雷登的才具足以出掌任何教会机构。他出生于中国，此为其他同行所望尘莫及，他中文与英文运用自如，而且深谙中国文学，可称一时无两。他的心灵亦属难得的品质。我相信他举世无仇敌，在未来的‘北京大学’里能调和中外，折中新旧思想的，我不作第二人想。”〔3〕1919年，司徒雷登顺利地出任新成立的燕京大学校长。
二
燕京大学由汇文大学、华北协和女子大学、通州协和大学等三所教会学校合并改组而成，像任何合校并校一样，开始时往往都是一个烂摊子。当司徒从南京来到北京后，他所看到的比想象的还要糟，这是“一所不仅分文不名，而且似乎无人关心的学校”〔4〕。更为严重的是，作为一所教会大学，本身交织着世俗与宗教、中学与西学等复杂而深刻矛盾，如何恰当地协调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间的冲突，不仅对司徒，而且对任何人都是一个严峻的挑战。
燕大校园的建设可以说是司徒一生的得意之作，是两种文化融合的完美典范。上任后不久，他设法廉价购得北京西郊数处前清亲王赐园作为新校址，并在1926年建成。为此，他邀请到了著名设计师亨利·墨菲（Henry K. Murphy）从事校园设计。本着“使燕大具有一个中国式的环境”这一宗旨，墨菲通过各种手法创造和保持校园的中国传统特色，同时渗入西方的现代文明。为此，墨菲与司徒“决定按中国的建筑形式建造校舍，室外设计了优美的飞檐和华丽的彩色图案，而主体结构则完全是钢筋混凝土的，并配以现代化的照明、取暖和管道设施”，即以中式传统的华丽建筑艺术，配以西方现代的内置设施，做到中西结合。“通过搞自然性的建筑这一巧妙的做法，在主要建筑物之间避免了死板的严格对称和建筑上的单调性。在搞自然建筑中，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有意散乱的分布着，或依傍于真假山丘，或坐落在真假山谷之间，或傍以池塘水面，不讲方位，不拘一格”〔5〕。
未名湖畔的博雅塔最能表现中国传统与现代技术的汇通。当时有人提议，在燕园的古典建筑群中应该建一座古塔式的水楼，才能使之与未名湖畔的风景相协调。水塔的设计参照了通州的燃灯塔，塔内供奉燃灯佛石雕像一尊。除基座外全是用钢筋水泥建筑，设计精良。从此，未名湖畔的湖光塔影成为了燕园的象征。数十年来，它倾倒了无数燕园学子，至今每年都会吸引数以百万计慕名而来的游人，“未名夕照”成为燕园首屈一指的景点，未名塔影更让游客们流连忘返。
融中国古典和西方现代于一体的燕大校园，它的建成引起了当时的中国和世界的极大惊异。惊异之一是，如此优美的校园，此般宏大的工程，没有花中美两国政府一分钱，完全靠司徒和燕京大学同仁数次远涉重洋，入千家、进万户化缘而来，其中最大一笔置地款项来自美国出版商亨利·卢斯和美铝公司创办人查尔斯·霍尔的捐助。惊异之二乃为，在中国建造一座彰显中国传统、内涵西方文明的教会学校，获得了各方人士的广泛赞誉。司徒骄傲地宣称，“凡是来访者无不称赞燕京是世界上最美丽的校园”〔6〕。知识界的同仁们纷纷称赞燕大校园“中西并营，新旧交符”，更有人干脆就用“既摩登又古色古香”来形容燕京大学。走进燕大的人不禁会为燕大如诗如画的风光所陶醉，不禁会被校园建筑渗透的浓郁的中西文化氛围所折服。
在学校的进一步发展中，燕大的中西文化特色更加突出而鲜明。钱穆的《师友杂记》中记述了这样一件事情，一天，司徒在家设宴招待新同事时，钱穆指出，燕大的中国化是他最为心驰神往之所在，但一进校门便看见一幢幢不知所云的“M”楼、“S”楼，与中国化相去甚远。他向司徒建议用足以体现中国文化的中国名称取而代之。司徒对此极为重视，专门为此召开校务会议。不久，“M”楼便更名为“穆”楼，“S”楼改为“适”楼，其他建筑也都赋予中国名称〔7〕。后来有人对钱穆开玩笑说，因为他提了意见，有一座楼就用他的名字来命名，另一座则用胡适的名字来命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