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一本旧书里的精神
作者：王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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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买得多了，有些也就永无出头之日。就如逝去的时光，不知道哪一刻灵光触动，才偶尔一念想起。
案头就有这么一本书，回想买书时光景，每有颇为自得之乐。书不厚，薄薄一小册，收录了殷海光、林毓生两位先生来往书信数十封，题为《殷海光·林毓生书信录》。在我们的眼里，殷海光先生更多的是以一个锋芒毕露的斗士形象出现的。然而，在这里，我们却分明感受到了他身上流淌着一股清明的理性潜流，而正是这一股潜流，成就了师生两代人的精神传递，实现了五四精神的历史传承与超越。
早在1955年，殷海光先生从哈佛大学访问归来，在台湾大学讲授逻辑课。作为学生，林毓生先生得以私下请益。殷海光先生坦诚相待：“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现在的水准，只能表达一些零碎的意见，系统性的、深入的理解，尚待将来。”这种判断是殷先生深信不疑的，在他后来给伍民雄的信上表达得更明了一点：“我所能够做到的，是勉力做个好的启蒙人物：介绍好的读物，引导大家打定基础，作将来高深研究的准备。我常向同学说：‘我没有学问，但能使你们有学问。’”这种对时代的准确把握、对自身角色的定位和对知识的尊重，使他变得坦然和豁达。他认为当下他所能做的是两项协助性的工作，即鉴别学术标准的能力和指明方向的能力。当林先生说他读历史的最大志趣是希望彻底找出中国的病根所在时，殷先生指出需要做三项准备工作：求助于西方社会科学，反思五四，学好外语。
林先生说，这一番话影响了他的一生。正是在殷先生的指引下，他决定从自由主义入手反思近代中国历程。同时，他读了哈耶克的《到奴役之路》，萌发了异域求学，受教于哈氏门下的想法。这是他后来留学美国，求学于哈耶克先生门下的“远因”。
1960年，林毓生先生负笈留学美国，在著名的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攻读博士学位，亲身受教于哈耶克、席尔斯、史华慈等著名学者。在他给殷海光先生的信中，那种激情洋溢的神情跃然纸上。然而，这种热烈的情绪很快转为探究的冲动和冷静的求知历程。林先生回忆：“在抵美以后最初写给殷先生的几封信中，对卓著成就的西方社会科学家们，动辄冠以‘大师’的头衔，这反映了当时颇受西方社会科学所提出的种种‘系统分析’之震慑的心情，而这种心情也意味着对当时国内支离破碎、迂腐而顽固的学术界的反抗。但随时间之流逝，心情也渐趋平静，我同时也逐渐研读了一些哲学、文学、神学与倾向人文的史学的典籍，发现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因受其基本假定的限制，对人间事务的了解实在是有限的。”
这正是殷海光先生所要追寻而未实现的道路。在给林先生的信中，他说：“在两个多星期以前接到你的来信时，正好在午前，读了以后，兴奋得睡不着午觉。为什么呢？因为，从你的信中，我简直看见了自己的灵魂在芝加哥大学搏动；你走的，正是我所要走的路子。怎么竟是这样的‘不谋而合’呢？如果我迟生二十年，我简直要长一双翅膀来芝大求学呵！”
贯通于热烈与冷静之间，这是林毓生先生是治学多年来的切身体悟和执著追求。不可否认，在这过程中，为知识而知识、为学术而学术的呼声从未止息。但谁能否认，在冠冕堂皇的外壳下，隐藏着多少知性的傲慢。明白于此，才能体会殷、林师徒追寻历程的意义与价值。
当转于冷静之后，他们将承受着极大的寂寞，时代的和学术本身的，以及个人的。殷海光先生以沉郁的笔触为我们留下了那个时代的写照，写出了他内心深处的那种强烈的孤独感：“你知道我在这个岛上是岛中之岛。五四以来的自由知识分子，自胡适以降，像风卷残云似的，消失在天边。我从来没有看见中国的知识分子像这样苍白失血，目无神光。他们的亡失，他们的衰颓，和当年比较起来，前后判若两种人。在这样的氛围里，怀抱着自己想法的人之陷于孤独，无疑是时代的写照。生存在这样的社群里，如果一个人尚有大脑，便是他不幸之源啊！”在寂寞与孤独中，他们捍卫着知识的尊严。
2006年3月24日，在华东师范大学“大夏讲坛”上，一位白发苍苍的学者作了“学术是知识贵族的事业”的专题报告，在学术的领域里呼唤时代的知识贵族。他引用德国历史学家韦伯的观点阐明“贵族”二字的真义。在他看来，“贵族"二字不是指“远离群众”、“孤芳自赏”，而是一种不顾一切地遵循理智的召唤与指引的人格素质，是内化在血肉里面的一种切实信仰。这位学者就是林毓生先生。
林毓生先生曾说，哈耶克先生给他的是知识贵族的召唤。与哈耶克先生初次接触，林先生就感觉到了在其身上的那种贵族品质。“哈耶克先生是一位典型的德奥贵族式的学者，货色甚硬，脑筋非常有力，上tutorial（导师课）课的时候，除了谈学问以外，一句闲话不讲，因此必须准备充分，否则几分钟就没有话可说了。”马克斯·韦伯曾说，如果大学不仅提供知识和方法，还提供信仰和理想的话，就超出了学术的界限，因为那是由个人来决定的事。这是对一个教师的最高赞誉，也是一项至高的要求。
学术是知识贵族的事业。在极大的寂寞中，两位先生捍卫着知识的尊严，以切身的践履使我们见证了现代中国两位真正的知识贵族。
他们视读书为神圣的使命，以身为读书人而充满无限的欢欣和自豪感。不屑于世俗的眼光，殷海光先生说：“不管我是否会成众矢之的，我依然认为读书做学问是少数知识贵族的事。我既不赞成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知识分子‘大量生产’的趋势。这是造乱！依此，我固然很穷，我认为在原则上书必须贵而且装潢高雅。这样方显知识尊严。这种想法真是‘满肚子的不合时宜’！但是，时宜是什么?我根本看不起时宜！”他满怀喜悦地宣示着自己读书人的身份：“感谢上苍，我们居然是读书人，并且真爱读书，并且说到最后又是为读书而读书，真是有幸！”当一切成为一种信仰而深入骨髓的时候，寂寞、清贫就不是一种负担，而是一种磨砺真金的火焰，升华了他们的生命。
求知的渴望对知性的追求使他们打破了身份和年龄的差别。先生让学生开书目，这也算是旷古奇观了。然而，发生在他们身上，只能增加我们对他们的敬意。寂寞与清贫中，他们自得地在知识的海洋中“自由的冒险”。
除了云集的大师学者外，芝加哥大学社会思想委员会的迷人之处，该是那种独特的教学培养模式了。由于只培养研究生和博士，每个学生都被视为未来的学者。在读书和研究领域的选择上，他们拥有绝对的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放任自流，有一项特殊的规定是必须完成的。在柏拉图《理想国》以降的西方经典著作中，委员会列出了一个书单，每一位学生必须在这个书单内选出自己的阅读书目。通常，这些书目都有十五六本。这些书必须为自己将来从事的专业领域之外的书籍。因为，对于一个专业研究者来说，那是他的义务与责任所在。学生们将在一位一流的学者引导下逐一进行精读，并接受课堂上老师的发问和同学间的辩难。由于可选的书目有限，选的书基本都有几个人选，课堂上的辩难将是一道检验阅读质量的关口。在这种情况下，读书时除了严阵以待、如临大敌以外，实在别无选择。
这种训练，也许正是林先生后来主张的一种比慢的功夫。在他自己的书单上，就有柏拉图、修昔底德、莎士比亚、洛克、托克维尔、陀斯妥耶夫斯基、马克斯·韦伯等人的名字。当时，系主任John Nef先生说：“Ours has always been an adventure in freedom．（我们的教育一向是在自由中的冒险。）”学术本身就是一项冒险的事业，每个人都在求知的路途中。至于谁能达到一个完满的境域，那是一件无法预料的事。忠于职守，兢兢业业更多的是一种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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