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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与魏源：告别“衰世”第一篇
作者：傅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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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
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
今天很多人知道龚自珍和他的诗，大概都是因为这首熟悉的清词。“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等名句也都传诵不衰，不过人们想起这些诗句时并不一定联想到龚自珍。当然，他一生最重要的还是他在杂文、时论中所透露的光和影，那些不见容于那个时代的思想，那些洞若观火的判断。
青年梁启超说，十九世纪末，当时代变革之际，向往新学的读书人几乎人人都经历过一个崇拜龚自珍的时期，他自述在南国花城初读龚自珍文集，“若受电然”。这种内心深处的强烈震撼，如同一百年后我初读哈维尔文集的体验。
龚自珍慷慨论天下事，确实开了一代风气，隔代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等戊戌一代最优秀的人物，而且影响了更晚的苏曼殊、柳亚子、鲁迅等人。他对后世的影响主要还不是自成一家的文章、诗词，更重要的是思想上的震撼和启迪。表面上一切貌似盛世，举国上下醉生梦死，又有几个人像青年龚自珍那样感受到大厦将倾的“衰世”气息，有几个人察觉了“将萎之花，惨于槁木”，那个时代，也许只有他的笔下才会出现这样的句：“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未即于床。”
从龚自珍到苏曼殊，承接他们前面纳兰容若的词和王仲则的诗，一样敏感地呼吸到末世的空气，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专制王朝呼啦啦即将倒塌，所以，他们唱出的乃是末世的挽歌。1816年，龚自珍只有二十五岁，他的文章议论放在整个近世思想史的平台上就足以光芒四射。康有为推许龚自珍的散文“清朝第一”，恐怕主要不是指文采。年轻的谭嗣同对龚自珍和魏源更是推崇备至，认为千年暗室，龚、魏诸人才算得上是真才。龚自珍有诗：“五十年中言定验，苍茫六合此微官”，在他身后五十多年，果然发生了甲午之战，泱泱大国被邻邦小国击败，举国震惊，由此引发维新变法的热潮。
二
杭州是龚自珍的故乡，他的先人随宋室南渡，先到余姚，再迁杭州，到他这一代在杭州定居已有四百年，他的《己亥杂诗》中有“家住钱塘四百春，匪将门阀傲江滨”的诗句。龚家至少从六世祖起，世代为官，从他祖父、父亲到他这三代，居京官百年之久。杭州马坡巷是他的出生地，1839年回乡时他曾写下“马坡巷外立斜阳”一句。斯人已去，如今的“龚自珍纪念馆”并不是他当年住过的老屋，只是他家附近幸存下来的一处清代旧宅。
马坡巷离西湖近在咫尺，西湖是龚自珍儿时熟悉的地方。1812年，他二十一岁，新婚蜜月，曾和妻子泛舟西湖，并作词《湘月·天风吹我》一阕，其中有“屠狗功名，雕龙文卷，岂是平生意”，“怨去吹箫，狂来说剑，两样销魂味”等句子，既有满腹的抱负，也传达出幽怨的气质。箫、剑是他一生的爱物，富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是他抒情的中心词之一，之后不断地出现在他的诗词中，成为他传达内心世界的一个精神道具。
1814年的春天，他年仅二十三岁就经历了丧妻之痛。他的诗词更是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感伤和忧患，即使是想传达内心的豪情，也总是与隐痛与不平纠缠在一起。“来何汹涌须挥剑，去尚缠绵可付箫”，“一箫一剑平生意，负尽狂名十五年”，“气寒西北何人剑，声满东南几处箫”，“少年击剑更吹箫，剑气箫心一例消”，“沉思十五年中事，才也纵横，泪也纵横，双负箫心与剑名”……这样的句子在他的诗集中随处可见，伸手可摘。
他就是踏着末世的挽歌声而来的。1792年，当他出生之时，盛世实际上已开始滑坡。那一年，天下大旱，直隶、山东、河南、陕西等地尤其严重，表面上的“康乾盛世”潜伏着末世的因子，繁华如同泡沫，一个以农业文明支撑、盛极一时的皇权专制时代，隐隐可以听到挽歌声。就在他出世的第二年，1793年，远来的英国使节到达北京，傲慢无知、诗书风流、糟蹋了历代无数珍贵书画的爱新觉罗·弘历以一纸敕书将其拒之万里之外。远在元朝时，意大利的马可波罗来华，曾惊叹于东方的繁华鼎盛，仰慕东方农业文明社会的富庶，在《马可波罗游记》中极尽渲染之能事。明代起陆续来华的传教士也未能丝毫触动这个古老民族的神经。然而时隔数百年后，当英国的船只载来马嘎尔尼一行时，一切都开始了悄悄的变化，无论高高在上的乾隆皇帝，还是垂着辫子的大臣，竟然没有人意识到、没有人捕捉到这一信号。
比魏源早生两年的龚自珍注定要成为近代思想界的第一声号角。当他在西湖写下《湘月·湖云如梦》这一年，他写出了《尊隐》和《明良论》四篇，在“山中”和“京师”的对比中，他已敏感到“天地为之钟鼓，神人为之波涛”的“大音声”正在地底下运行，他自己对此文很是得意，直到晚年的《己亥杂诗》中还有“少年《尊隐》有高文”一句。
1823年，龚自珍的母亲去世，他将母亲的遗骸送回杭州安葬时，在墓边种了五株梅花。他一生中手种梅花无数，常以“梅花”自况，但他的体验远远超越了林和靖“梅妻鹤子”、独善其身的隐士情怀，而是从梅花中体悟到了新的东西，深刻地看到了科举制的弊端，专制对英才的扼杀，强烈地感到了八股取士以一种僵化模式将天下人才一网打尽的痛苦。他在1839年写出了著名的《病梅馆记》，痛击“斫其正，养其旁条，删其密，夭其稚枝，锄其直，遏其生气”从而造成病梅的时代病根。
《病梅馆记》和后来的三百一十五首《己亥杂诗》一样，也是龚自珍本人一生命运的见证。早在1822年他就呼吁改革科举制度，其中恐怕就有自己的切肤之痛。他虽然出生在名门望族，仕途却是那么坎坷，三次乡试落地（1818年二十七岁那年才中举人），之后参加会试，屡试不第，1821年春就任职位卑微的礼部内阁中书。1829年，他三十八岁那年才好不容易在第六次参加会试时中了九十五名，殿试时的策论，他提出革新的主张，中三甲第十九名，赐同进士出身。接下来的朝考未能入翰林，考军机处也不成，表面的原因是书法不中程式（“楷法不中程”），深层的原因还是他身上的棱角，他的思想与那个“衰世”的冲突。
1815年是乙亥年，1816年是丙子年，二十五岁的龚自珍曾以考史、论经、寓言形式写出《乙丙之际箸议》二十多篇（“箸议”，就是私下的议论），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学术、个性解放等方面，而且提出了“衰世”这个概念，把三世重新分为“治世”、“乱世”、“衰世”。在他看来，所谓“衰世”就是：
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色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也就是说放眼望去，举世都是平庸窝囊之辈，浑浑噩噩，只知道吃喝玩乐、生物学意义上的存在。表面上看起来典章制度俨然，等级秩序严密，礼仪规范分明，一切都像模像样，灯红酒绿，歌舞升平，官方的统计数字处处让人感到繁荣昌盛，似乎前程一片大好。一切都像是盛世，然而人的廉耻心、上进心、作为心都被束缚、被剥夺，整个社会在骨子里失去了生机和活力，一片“万马齐喑”的局面。不要说朝廷没有像样的宰相，军队没有像样的将军，学校里没有像样的读书人，田野上没有像样的种田人，大街上没有像样的商人，就是连像样的小偷、强盗也都没有。不要说找不到真君子，连真小人也变得稀罕。这就是他概括的“衰世”现象。敏感的龚自珍分明已感受到了“乱亦竟不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