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2期

当教授成为主编

作者：汪成法

字体： 【大 中 小】

　　在《上海文学》2006年第八期《感谢与告白》中，陈思和先生以给读者陈抚生回信的方式宣告：“我应邀来主持《上海文学》的编辑工作已经三年，最近根据新闻出版署有关报刊社社长、总编辑（主编）必须是主管、主办单位的在编人员的规定，我从下一期起将不再担任主编之职。”果然，第九期的杂志上就不再有“主编陈思和”的标识，《上海文学》暂时成为“没有”主编的杂志。这样，陈思和主编《上海文学》一事终于尘埃落定，肯定或否定的人都有了一个可以将此事作为完整过程来加以审视的机会了。
　　陈思和先生之参与主编《上海文学》，究竟对这个杂志有什么具体的影响？与此前以及此后的主编相比，陈思和的主编是成功还是失败？这些都是非常专业的话题，我既不是对杂志编辑学很有研究的专家，甚至也不算是《上海文学》的忠实读者，实在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因此也就不敢妄论得失。
　　完全是鉴于它的知名度，最近几年我对每期的《上海文学》都要尽量翻翻，但是，其中刊发的作品，我确实很少细读，这不只是对《上海文学》如此，其他杂志也大多这样。现在回想起来，印象最深的恐怕还是丁东先生的那个人物印象专栏：丁东先生的文章写得很好，《上海文学》能够连续刊出则尤为难得。对我来说，这就够了。
　　这样回头再看当初对陈思和主编的批评，我就觉得陈主编可以理解与原谅的地方还是有很多的。
　　批评者对陈思和主编的指责，最严重的恐怕是说《上海文学》在他主编之后水平下降，“文学性”削弱了，小说质量不如以前，而理论和学术所占比例太大。至于原因，当然因为陈主编是学院里的教授，是“专家办刊”，杂志的主编助理和编委都是他的弟子和朋友，是他使杂志变成了一本小圈子刊物，一本复旦大学的个人实验刊物，而《上海文学》是公共媒体，不是同仁刊物，因此有人指责这是陈主编为自己谋名利的“陈家店”、“陈记文学作坊”。于是，所有的问题其实就是陈主编一个人的问题，一切都是陈主编的错。
　　这使我不由想到在思想文化界影响更大的那份《读书》杂志，其主编汪晖先生受到的批评指责也许更多，当然也是因为他个人对杂志的影响非常明显，曾经大大改变了前任的办刊思路。《读书》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汪晖主编之后也是被人指责理论和学术的色彩过于严重，可读性严重下降，而其原因，据说也是因为主编系社会科学院出身的学者专家，而且是清华大学的教授，也是一位“教授主编”在“专家办刊”。一份“思想评论刊物”尚且会因为“专家办刊”而受指责，何况本是文学期刊的《上海文学》呢？顺便说一句，就像我要感谢《上海文学》刊发丁东先生的那些人物印象记一样，《读书》杂志当年连续刊发陈平原先生之“老北大的故事”，近年又连续刊发高尔泰先生的那些回忆文章，也都同样值得向编者致敬。
　　关于《上海文学》的质量问题，我不好作出判断，因此愿意相信批评者的判断是准确的，也就是说杂志确实在陈主编之后质量严重下降，或者说可读性严重下降，这当然是陈主编的责任，因此他不是一个好主编。然而，批评也只能到此为止，那些对于陈主编的诛心之论就是大可不必的了。
　　假如《上海文学》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内部刊物，作为系领导的陈思和自任主编当然有开自家“文学作坊”为自己谋名利的嫌疑。然而，《上海文学》是公共媒体，陈思和受命主编其实是被聘任的（“应邀”），因此，如果说他不具备主编的资格而被聘任，那责任其实主要还是在杂志及其主管方面，是他们不能知人善任。而且可以相信，在接任主编之前，陈思和一定已经与杂志的主管方面表明过自己的编辑设想，而他是在得到认可之后才开始工作的；而假如杂志的主管者认为陈主编偏离了当初协议的编辑方针的话，应该也是可以解除他的主编之职的。当然，这也可以说是陈主编自己没有自知之明，硬是接受了这一任命。但是，既然担任了主编，陈思和就必然只能以自己的编辑理念与编辑方针来主持刊物，他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是按别人的编辑方式来主编，那还要他陈思和来干什么？所以，对于陈思和主编的使杂志变得像是“陈家店”、“陈记文学作坊”，人们可以批评的只是他的编辑方式，指出“陈记”“货色”的缺陷与不足，而不是他的要以这种方式来编辑。在我看来，既然是陈思和来主编杂志，就必然有他的个人倾向体现于其中，必然使杂志显出“陈记”特征。虽然《上海文学》不是同仁刊物，但主编是人，怎么可能不使杂志向“同仁”方向倾斜：他不愿意刊发他所不欣赏的作品，而他的欣赏必然会带上他的个人色彩；而这又必然导致此后的来稿多是符合主编选择倾向的，与主编选择倾向不合的作者自然不再来稿。其实，即便不是专家的那些编者，难道就没有他们的个人倾向吗？现代中国历史上的那些名编、名刊，当然有很多同仁刊物，但也有并非属于同仁刊物的，比如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吴宓主编的《大公报·文学副刊》、沈从文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萧乾主编的《大公报·小公园》、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等等，哪一个不是因主编者鲜明的个人特色而取得成功的？就是当代的那些公认为办得成功的杂志，包括汪晖之前的《读书》和陈思和之前的《上海文学》，不也同样可以明显地看出其主编的个人影响、个人色彩么？可见主编之个人影响并非只有负面作用。只是与现代史上的那些编者相比，陈思和（以及汪晖）这样的教授所好更“专”，个人色彩更明显一些罢了。因此，可以说专家一般不是好的编辑，但专家却并非不能充任编辑。
　　再回到《上海文学》。假如确实如批评者所说，陈思和主编之后水平严重下降，那么，这必然导致杂志的订阅者直接减少，读者完全可以以其取舍来对杂志主编的成败进行评价。如此，则杂志的主管者就必然会意识到现任主编所存在的问题，从而将调整编辑方针，或者编辑人员。如此，即便陈思和主编想开“陈家店”和“陈记文学作坊”，也将无计可施了。当然，订户的多少不是评价杂志编辑成败的唯一标准，但其为杂志主管者评价杂志主编的一个主要标准则是必然的。因此，批评者如果不满意陈主编的编辑方式，尽可以从理论或技术方面指出他的错误所在，从而引起大众读者对《上海文学》的遗弃即不读不订，或者引起主管者对陈主编的重新审视，那么，批评者的责任也就尽到了。至于对主编个人的攻击和指责，我认为是不必要，也是不应该的。因此，写下这篇文章，就教于读者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