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陛下原是伪君子

作者：柳士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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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不能没有记忆，记忆就是历史。个人有记忆，集体也有记忆，于是，个人、家庭、民族、地域、国家乃至世界，就都有了自身的历史。不过，记忆往往是靠不住的，这留下来的历史又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更还有多少被遗忘和漏掉，甚至被无耻地篡改了呢？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国家，仅煌煌“二十四史”就足以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的了。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有那么多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将自己的智慧和劳动，投入到这浩如烟海的史籍当中去。古老而又悠久的历史，不仅为我们的史学和文学提供了丰富的养料，还为我们的文化与娱乐提供了美味的点心。我们大概从来也没享受过像今天这样丰盛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历史大餐。可这一桌又一桌的“山珍海味”，究竟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假的，又有多少是变了质，甚至是腐臭不堪的呢？就拿“皇帝”来说，这个业已消失了将近一百年的玩意儿，没想到如今竟是越来越红火。清帝早已逊位，可中国人似乎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样把皇帝抬得如此之高。“皇帝”还不够，还得“大帝”，并振振有词地说：“俄国人可以称彼得为大帝，我们中国人当然也可以称康熙为大帝。”倘若这位作家生活在嘉靖年间，那个最讲究“大礼”的朱厚熜，说不定真会把“首辅”这一高位赐给他坐坐呢。
　　小说与影视我们且不说它了，因为那毕竟是允许虚构的东西。尽管作者们口口声声称自己的作品为“正剧”，标榜自己研究了多少史书，查阅了多少资料，有些影视还把某些史学专家聘为顾问，将其大名映在片头……对于这些，我们读者和观众，大可不必把它当真！当我们明白他们的目的无非是为了畅销、为了票房和为了收视率时，对于那些生编硬造和信口雌黄，也就报之一笑了。但是，历史或者说史书却是不能生编硬造和信口雌黄的；它容不得虚构，必须实事求是，秉笔直书。然而，摆在我们面前的史书，它们都符合历史的真实吗？都为我们展示出历史的真相了吗？与源自古希腊私人修史的传统不同，中国历来都是由官家来修史。史书一旦由专制王朝的官方来写，其真实性恐怕就得大打折扣。我们中国的权威史书“二十四史”，不仅为史官所撰，而且由皇帝“钦定”。《明史》的编写更是直接处于从顺治到乾隆四朝皇帝的“明加督责，隐寓钳制”之下进行的。不难想象，这里面又有多少真实性可言，它为我们又留下了多少历史的真相？燕王朱棣登基伊始，就两次重修《太祖实录》，将建文一朝的历史统统推倒重来；而在他所授意编撰的《奉天靖难记》中，连自己的亲生母亲都改成马皇后了——以后的《明史》竟也沿袭了这一说法。如此看来，历史岂不是想怎么改就怎么改，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了？好在我们虽然没有私人修史的传统，但依然有大量的“野史”存在。陈寅恪先生在世时还为我们留下了一个“以诗证史，文史互证”的治史方法。这样只要我们还有学术的良心，还能坐得下来、沉得下去，就完全可以从浩如烟海的典籍和文字中，去逐渐接近历史的真相。
　　最近，有幸读到李洁非先生的两部史学著作《伪君子》和《万岁，陛下》（分别载《钟山》2006年第6期和2007年第1期），深感作者为厘清历史、力求接近历史的真相所做的可贵努力。李洁非先生是文学评论家，不过既然作家们都纷纷想创作出“史诗”似的历史小说，那么作为一个文学评论家，研究一下历史，了解一下历史的真相便是非常必要的了。反之，如果一个文学评论家不懂得历史，不了解历史的真相，面对作家们肆意的“虚构”和“戏说”，那又怎么发言呢？这些年明朝的历史颇为学者和作家们所看重，今年伊始，电视剧《大明王朝》就火暴荧屏。明朝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朝代，明成祖、明世宗究竟是些什么样的帝王，我们能听凭作家和影视家们任意摆布么？而李洁非的这两部历史论著，却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历史真相。早在四五十年前，史学界就有过“以史带论”还是“以论带史”的争论。笔者当时尽管很年轻却也明显地倾向于前者，因为治史首先就得了解历史的真相；倘若抛开历史的真实，又如何能得出正确的结论？莫非出于某种功利的需要，就可以肆意地肢解历史、歪曲和编造史实，完全根据既定的观点去对史实进行取舍，然后再妄加分析与评论？
　　数千年来，国人一向憎恶“篡位夺权”者，认为是大逆不道。其实，在一个没有公信、只基于血统的皇权专制社会里，权力根本就谈不上什么“合法性”。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历来就是以成败来论是非，只要你坐上了那个位子，而且把它坐稳了，那就是合法的。从秦二世到唐太宗，从宋太宗再到明成祖，哪个不是违反了“父死子继”、“兄终弟及”的礼制与祖训？但史书上谴责过他们是“篡位”的么？合法不合法，那得皇上说了算，腐儒们是认不得真的。明成祖为自身的“合法性”，诛杀了方孝孺十族（九族之外再加上朋友一族），共八百七十三人，发配、充军的又有千余人。这仅仅才是开始，之后的诸案，每案至少杀数百人。其中胡润案，弃市者二百十七人，连坐而死的竟达数千人。嘉靖皇帝呢，为了将其生父也拉进皇帝系列，廷杖了五品以下的进谏者一百八十余人，死于杖下的达十七人。如此，谁还敢质疑其“合法性”？皇位一旦坐稳了，“历史”也就完全按照既成的事实去书写了。李洁非以大量确凿的历史资料，为我们揭开了大明王朝朱棣和朱厚熜篡位时充满血腥的真相。中国的历代帝王，明明都双手沾满了鲜血，却无不把自己打扮成“勤政爱民”“好德乐道”的谦谦君子。朱棣在位时亲自编纂的《圣学心法》以及他亲手撰写的《序》，简直就把自己塑造成了五千年来屈指可数的“贤君”。嘉靖帝则以一部《明伦大典》，彪炳了他在“礼法”上的不朽建树。正如李洁非所说，“礼，原本就是王权制度下的等级秩序，是这种秩序对社会成员的关系与差别的规定”，它是绝不允许僭越和混淆的。那么，大礼既已由朱厚熜所订，他的生身父母朱祐木元 和蒋氏的封号自然就不存在任何问题了。连皇上都是研究儒学和礼制的顶级专家，他们的王位能不合法吗？
　　所有的独裁者无一不是暴君。即使是为我们的某些史学家所赞扬的“开明君主”，也有他们极其残暴的一面。因为对于一个“家天下”来讲，这个家族中稍有一点野心的成员，没有一个不在觊觎那张“龙椅”。这样，无论是夺取政权还是巩固政权，都少不了使用暴力。残忍应该是每一个独裁者不可或缺的品质。朱元璋不用说了，那个身为皇四子而以“靖难”为借口篡夺了皇位的朱棣，其残暴程度只可能远远超过他的父亲。当然，历史上任何一个暴君都不会承认自己的残暴，他们无不极力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有为的明君，杀人如麻却还俨然是一位道德楷模；而且往往越是阴险狠毒，越是满口仁义道德。李洁非的《伪君子》就以翔实的史料和精辟的论述，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以德治国”、“以民为本”的有为之君的真实面目。
　　人们之所以颂扬明成祖，一个重要理由是他的三件所谓“大功”，可是从《伪君子》中我们看到的真相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其中编纂《永乐大典》，不过是一项“形象工程”，卷帙浩繁，共计三亿七千多万字，称之为鸿篇巨制丝毫也不过分。可这部鸿篇巨制从来就没有公之于世，也从来就没被人阅读利用过。六百年来，它所具有的仅仅是个“传说”的意义。另如郑和下西洋，其目的一是寻找朱允炆的下落，二是“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七下西洋之举，其实对中国历史文明的进步并无多大推动。再就是迁都北京了，尽管这一做法为我们今天的首都打下了一个基础，但因迁都而动用的人力物力，则远远超过了当时社会的承受能力，仅采木一项征用的民夫，其总数就多达四十万人。比起秦始皇筑长城、造宫殿、修皇陵来，劳民伤财之巨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一方面挥霍无度，一方面又残忍至极；所谓的“政绩”，其负面的效应又远远地大于正面的效益。就这样的统治者还有什么值得我们肯定的？我们再看看他残忍的一面：除了前面已经介绍过的诸案之外，还有一个颇值一提的“权妃案”。仅为一个朝鲜进贡的权妃，朱棣就杀了三千多人，其中两千八百人是宫女，而且是虐杀，用的是“剐刑”，每剐一个朱棣都要亲自监刑——就暴君而言，还有比他更暴戾更嗜血更杀人不眨眼的了吗？那可都是些深禁宫闱中的婢女，哪怕诚如某些历史学家所言“进行严厉的暴政统治也是为了稳定”，可这些手无寸铁胸无点墨的弱女子，动摇得了朱明王朝政权的半点稳定么？即使是为了“稳定”，也用不着“诛十族”，也用不着使用那些听起来就令人发指的酷刑。仅以“凌迟”（即人们常说的“千刀万剐”）为例，活活地将一个人加上三千三百五十七刀，听着都让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这恐怕是自有人类以来，世界刑法史上的极刑之最了。连杀人都杀得如此的“精致”，简直上升到了“艺术境界”，这莫非也是一种文化传统，值得我们世世代代的后人以此为荣？再加上倚用宦官、特务统治以及频繁地对外用兵，永乐年间社会的黑暗与人民的痛苦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可在某些历史学家的笔下，“永乐”却被粉饰成了国力强大的盛世，朱棣也成了颇有作为的帝王。窃以为一个国家的国力，首先要看“人的觉醒”程度——当然，在明代谈“人的觉醒”实在是为时过早，尽管与此同时，欧洲人已经在“文艺复兴”中“醒”过来了。那么，我们至少应看看民众的生活质量吧？“养官马者或鬻子以偿驹，佃官田者或典妻以纳税”，这可是臣子给永乐皇帝上的奏折中的话。倘若一国之民凭自己的劳动所获都根本无法养活自己，得靠把儿子卖了把老婆典当出去才能勉强生存，这个国家还有国力可言么？
　　独裁者为了维护他的集权，一是采取残忍的镇压，一是运用狡诈的权术。在权术这方面，嘉靖皇帝就显得比他朱家的前辈们更胜一筹。朱厚熜绝对是一个政治天才。早在他虚岁刚刚十五，尚未走进皇城的时候，就显示出他不同凡响的政治嗅觉和心计；待到三十多岁退居西苑之后，竟然二十多年不曾亲理朝政，却从来没有失去对局面的控制。经过一场“大礼议”之后，嘉靖已然成为“意识形态”的绝对权威。李洁非认为，中国的皇权崇拜在这之前基本上是一种“概念崇拜”，崇拜的是皇权这概念的本身。可到嘉靖年间则大不相同了，各级大小官员都纷纷忙着献诗文、呈祥瑞，歌功颂德，将个人崇拜推向了顶峰。据《万历野获编》记载：“古今献诗文颂圣者，史不胜纪，然惟世宗朝最为繁多。”嘉靖还有一个绝招，那就是“青词”。本人青词写得好坏，对皇上写的青词能否心领神会，这几乎决定了每一个大臣的政治生命。因此，嘉靖只须用心术统治，就可以把包括首辅在内的朝廷大臣统统把玩于股掌之上。李洁非说：“嘉靖是一个罕见的运用思想、精神、心理因素，甚至仅仅靠语言来控制权力的专家。”可见，中国的历史不仅是一个“吃人”的历史，还是一个“玩人”的历史。正是这种对从朝臣到士人到平民的严酷的精神戕害和严密的思想控制，才使得中国的皇权专制制度得以延续两千多年，使得中国的封建国家成为一个超稳定的社会结构。
　　中国的历代皇帝，一个个既要做九五之尊，又要成为道德楷模，还想长生不老，好事都得让他一人占了。因此，李洁非将他的这两部历史论著分别命名为《伪君子》和《万岁，陛下》实在是恰如其分。笔者认为这两部论著很值得一读，至少它让我们懂得如何去面对历史和了解历史，懂得如何去治史和修史。我们不是常说要“以史为鉴”么？这摆到面前的“鉴”总不能是个哈哈镜吧？当我们知道了历史上明成祖和嘉靖皇帝的真实面目之后，再去看当今我们作家笔下的“大帝”和银幕荧屏上的“英雄”，会觉得很有意思，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