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战争

作者：周泽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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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早就意识到，在文学批评家群落里，存在着两大敌对部落。借用法国人蒂博代的见解，其中一方为“职业批评”的操持者，另一方为“艺术家批评”的掌勺人。
　　操持职业批评的以文学教授为主，他们人数庞大，位高权重，擅长以标准化、规模化生产的方式，划定文学批评的山头。单个的职业批评者几乎无足称道，但他们是以集团军方式引人瞩目的。通常，他们从事批评不是为了阐述某个独到的文学见解，而是为了证明某位领军人物思想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所以，以文学教授为主体的职业批评者，我们可以按其拥戴的领军人物或主流派别，将他们分别命名为马克思军团、弗洛伊德军团、福柯军团、罗兰·巴特军团、后现代主义军团、女性主义军团，等等。
　　掌勺艺术家批评的大多单独立法，单兵作战，即使他们中个别人恰巧拥有教授头衔，或担任杂志主编，我们仍能从其桀骜不驯的著述态度和笔墨立场，尤其，从他们艺术家般张扬的文字个性中，看出他与职业批评者的明显区别，并把他归属于孤独的艺术家批评部落，就像《西方正典》的作者哈罗德·布鲁姆一样。布鲁姆是耶鲁大学的文学教授，他不仅拒绝向任何煊赫的文学山头臣服，还不惜身冒奇险，向那些麾下有无数文学教授为之摇旗呐喊的批评重镇叫板。“我是你们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家，”布鲁姆嚣张地说，“但我追随的是格鲁乔·马克思而不是卡尔·马克思，格鲁乔的严肃告诫一直被我引为座右铭：‘不管那是什么，我一概反对！’”他心目中的“英雄偶像是萨缪尔·约翰逊博士”，毫不奇怪的是，对这位批评家中的提坦巨神，职业批评部落里的成员大多非常陌生，有人甚至从未听说过他。所以，布鲁姆嚣张完后仍不得不讪讪承认：“即使是他，在如今大学的道德王国里也难以找到一席之地。”
　　两大部落间的敌意程度，至此已呈不可调和之势。艺术家批评捍卫者心目中最大的“英雄偶像”，在由文学教授把持的当今学科体系里，竟然悲惨到连个寻常教职都谋不到，风格的壁垒就此物化为现实的沟垒。对此，同为艺术家批评代表人物的弗吉尼亚·伍尔芙，早在布鲁姆说此话前半个多世纪就放过先声。在《对当代文学的印象》一文里，伍尔芙曾拟设职业批评家的口吻，讥诮地表示：“他们说，伟大的批评家是最稀罕的人物，即使能像发生奇迹似的出现那么一个，我们又怎样维持他的存在？我们又拿什么来供养他？”——哦，明白了，把约翰逊博士废黜在当代批评界之外，只是因为他过于强悍，以至当代批评界所能提供的孱弱生态“供养”不了他。的确，参照约翰逊博士卓越无伦的文化天赋，他为文学批评制订的恐怖标准，将使他成为职业批评者最大的天敌。据包斯威尔《约翰逊传》，约翰逊博士曾断然认为：“一个人写完一本书，至少要掀翻半个图书馆才行。”更可怕的是，约翰逊博士还曾如此奚落大学里的可疑同行：“在一所大学中，找出两个诗人是不可能的，但是，找出两百个学者，应该没有什么问题。”——是故，假如约翰逊博士成为当代批评界的“祭酒”，那些无力“掀翻半个图书馆”同时又想借助福柯或女性主义提供的概念靠山来规模化生产论文的文学教授，就可能“吃不了兜着走”。
　　职业批评者部落针对艺术家批评的敌意越多，艺术型批评家的反抗也会随之愈深。所以，在《六说文学批评》一书中，蒂博代还告诉我们：“职业批评和艺术家批评之间的斗争是文学生命本身的一部分，犹如欧洲的一部分是拉丁人和日耳曼人之间的斗争一样。”我们通常以为，发生在两大批评部落间的斗争，即使涉嫌激烈，总还不脱“百家争鸣”的范畴，所谓敌意，也只会体现为纸上谈兵。谁知不然，当我翻开一本名叫《哈姆雷特谋杀案》的“文学批评理论另类读本”时，我发现，这类“斗争”竟然脱离了文学争鸣的体面途径，转而——哪怕是修辞意义上的——达到了凶杀案的层次。在该书第一页，以“艺术家批评”代言人自居的主人公（他在小说中的身份是一家学术刊物的主编）恶狠狠地写道：
　　
　　是我用小斧子劈了她的脑袋瓜——那个视男人如寇仇的婊子、女性主义评论家娜斯塔西娅·斯皮瓦克-托洛茨基；是我用枪杀了他——那个伪马克思主义的骗子、评论家鲍里斯·杰姆逊-凯尔涅洛夫；是我把毒镖吹进了他的脖子——那个超级无趣的印度佬、结构主义评论家伊西·乌塔普拉德什；是我用一颗塑料炸弹结果了文艺学评论家安娜-索菲·克里斯泰娜；上帝保佑，我还同时干掉了那个白痴变态者——弗洛伊德的徒孙美兰妮·荣格·弗洛伊德，还有社会学评论家莱弗·巴克。
　　
　　说实话，对《哈姆雷特谋杀案》的作者美国人阿瑟·伯格，我并不了解，他是否有资格充任当代“艺术家批评”的代言人，我也一无所知。我知道他还写过一本《一个后现代主义者的谋杀》，估计亦属此类。这家伙从事文学批评恐怕有两把刷子，但也许着了“善鉴者不写，善写者不鉴”的魔道，待到自己从事文学创作，我不得不说，作者只是试图写得“另类”而已，具体到写法，则难掩笨拙。好在，他虽然借鉴了小说体裁，醉翁之意则在文学批评领域，我们倒不妨通过他刻薄的描述，进一步看清职业批评者部落中文学教授的众生相。
　　比如那位弗洛伊德的忠实信徒美兰妮，她的全部学术能耐在于：“在过去二三十年的文学批评生涯里，她总能在别人最料想不到的地方找到一大堆男女性器的象征。”而她之所以费劲地（也可能毫不费劲）在艺术作品里找到那么“一大堆男女性器的象征”，只是为了生产一篇“肯定会是重量级的文章”，以便“足以为我在某所顶级大学谋得一个职位”。至于那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职业批评者鲍里斯·杰姆逊-凯尔涅洛夫，他只要记住哈姆雷特说过“丹麦是一座监狱”，就可以证明丹麦王子“深受人民爱戴”，从而自如地用阶级分析的眼光来解剖莎士比亚了。用主人公（即谋杀犯）的话来说，这些“教授脑子里装的都是些莫名其妙的知识，他们只对深奥的问题感兴趣，没办法应付现实的世界，他们不停地生产文章、文章、文章”。“现在的教授多半都不喜欢文学……文学只是他们用来推销各种社会理论、政治思想的工具。英文系里充斥着念念皆‘性’的弗洛伊德主义者、改头换面的共产主义分子和装模作样的社会工作者。”
　　在这本伪装成小说的“文学批评理论另类读本”里，所有那些为作者憎恶的职业批评者，最终都死于非命。用谋杀案来解决批评部落间的纷争，不是值得称道的方式，即使明知作者只是出于恶作剧，我也懒得欣赏。如此，我且把小说撇在一边，听听他艺术家批评的同道会如何说。在布鲁姆新著《西方正典》里，我同样发现了针对职业批评者的凌厉批评，甚至，在对职业批评家的归类里，两书都不无雷同。布鲁姆替那些素所不喜的职业批评家拟了个新名词：憎恨学派。他说：“女性主义者、非洲中心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受福柯启发的新历史主义者或解构论者——我把上述这些人都称为‘憎恨学派’的成员。”在该书结尾，作者进一步扩充了憎恨学派的成员：“我所反对的依次是艾略特及其学术界徒众们的新基督教式新批评；保罗·德·曼及其同伙的解构主义；新左派和老右派们正在对所谓文学经典的不平等乃至其道德可疑性进行的攻击。”虽然我对纷呈于西方的现代文学批评流派之了解非常肤浅，但大致上可以说，布鲁姆几乎对所有奠基于某个主义或某种新方法下的流行文学批评理论及其拥趸，来了个一网打尽。他痛心疾首地认为：“在现今世界上的大学里，文学教学已被政治化了：我们不再有大学，只有政治正确的庙堂。文学批评如今已被‘文化批评’所取代：这是一种由伪马克思主义、伪女性主义以及各种法国/海德格尔式的时髦东西所组成的奇观。”
　　文学批评与文化批评的区别何在？“文学批评是一门古老的艺术”，布鲁姆一再深情地重申，而“文化批评”不过是“又一门沉闷的社会科学”。约翰逊博士嘲笑任何一所大学都不难“找出两百个学者”，布鲁姆进而认为，这些学者根本不配从事文学批评。他傲慢地宣称：“文学批评作为一门艺术，却总是并仍将是一种精英现象。”他认为：“文学最深层次的焦虑是文学性的……审美只是个人的而非社会的关切”。这不，所有那些试图用“社会的关切”——不管披着马克思主义衣袍，穿着女性主义花裙，还是头顶着道德冠冕——就一概被他斥为文学的外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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