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在现代性迷失中反思“封建主义”
作者：蔡蓬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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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进入论题前，我想先谈谈我在春节前后出入剧场的感受。听完赵桐光先生在北京天桥小剧场的京韵大鼓，对于我这个西洋歌剧爱好者来说，竟有绕梁三日、不绝如缕之感，低音的浑厚与高音的婉转，巧妙的吐字与恰当的击鼓，真可谓出神入化。可惜老先生已年逾古稀，他还能唱多久呢？而听大鼓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赵老先生大鼓书里的故事对现代人很觉隔膜，但唯其如此，才真属于没有搀和杂质的民间艺术。听完赵老先生的演唱，我怀着同样的心理期待走进北京一家评剧院，这里正在上演的是全国各地地方性的小剧种，这些年轻的地方戏演员比赵老先生要现代得多，他们表演的是现实生活，诸如手机铃声也加入了他们的戏剧中。看得出来，他们试图要讨好北京观众，他们努力达到的是春节晚会小品的境界——贴近生活，喜闻乐见。这里期待上的错位是，我（或一大部分北京观众）希望看到真正的地方戏的“地方”的意义，而他们以为现代的北京人怎么会喜欢没有普遍性的地方上那些表现陈年旧事的老戏?能上春晚大概在他们心目中是崇高的荣誉，于是也就把春晚的热闹的欢乐当成了适应北京人口味的东西了。
就像县城里的地方戏表演者有他们关于北京大都市的现代化想象，大都市里的人也有对西方现代化的想象。能在维也纳金色大厅里开个人演唱会被中国的歌唱演员认为是莫大的荣誉，我看了一个女演员的演唱，并没有感到她“为祖国争得了荣誉”。中国民歌的苍凉韵味被艳俗遮盖了，看她每一支歌都换上鲜艳的服装，她心目中的现代化大概就是巴黎的时装展；严肃的西洋音乐一般都穿黑色的晚礼服，这样能够把声音更纯净地显露出来，以免视觉妨碍听觉。音乐艺术的美不是吸引人们看你东方人平板的面孔，而是欣赏你歌声里的东方精神。可惜该演员似乎对“精神”没有理解，把民歌唱成歌厅里的流行歌曲味儿，三流作品甜俗的“宣传味”，没有心灵的沉静韵味，有的是浮躁喧闹虚假和矫揉造作，难怪有人不客气地说——如此轻佻的风格简直是存心污染维也纳人的耳朵。更糟糕的是国内一个年轻的男主持人可能误以为是在中央电视台做春节晚会节目，对金色大厅的庄严没有感觉，而是发出噪声般的洪亮声音，毫不在乎外方翻译女士那种尽力把声音压低以衬托音乐会听众品味音乐时感情的细腻。他显然感觉不到西方古典建筑的庄严性，音乐厅里的人的心灵需要虔诚——就像在教堂里一样；他用来推销中国的海尔冰箱显然比他作为音乐主持人更合适，其声音的自信大概是从北京的高楼大厦并不比维也纳的逊色而获得的。他实在不能表达中国精神，而更像穿着西装的东方野蛮人：没有细腻的情感，只有硬邦邦的蛮力。
一个艳俗的歌手或一个牛橛般的主持人并没有什么危害，但它反映的是“现代中国人”的无根性。比如一个作家不是从儒家文化里走出来的书生，也不是从西方文学走出来的学者，而是“贴近生活的宣传员”出身的人，如此“无文化的知识分子”概念也就不显得矛盾。这种中国特色的“现代性”是中国近代极端主义思潮对中国儒家文明传统（所谓“封建主义”）和对西方基督教文明传统（所谓“资本主义”）双重否定的结果。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曾一度被“现代化”的中国人认为是“落后”的、必须从我们的思想和文化中祛除的东西。但浩劫后人们逐渐认识到，浩劫的发生正是试图祛除它们后的结果，祛除它们后我们就置身在了文化沙漠中。当我们经历血的代价重新回到起点，认识到“先进”与“落后”的关系实在不是当初宣传家叫嚣的那样简单。
（二）
《论语·子罕》记载，颜渊受业于孔子，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后。”颜渊的本意是说孔子的为人与学问博大精深，难以追踪形迹。而人们常引前句来激励志气；后句则多比喻现象世界的本质难以捉摸。“前”与“后”虽然在时空上是明确的，但就某个观念来说，往前看不到，回头看原来在这里。人类历史看起来纷纭复杂，如果把数千年历史浓缩一下，和我们的心灵成长倒颇为相似。在这种意义上，历史也就有我们心灵逻辑时常出现的情况“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自以为得到了先进的东西却可能是蒙昧的，而弃之如敝屣的自以为是落后的东西也可能才是真正的先进；以为风驰电掣的大发展，原来是大倒退；以为是停滞不前，原来正酝酿大进化；以为是复古，原来是开新；而割断与“古”联系的“新”可能是更古的“远古”。
对启蒙运动来说，对传统的一定意义的否定总是必要的，但彻底否定不仅不必要而且消解了有限否定的积极作用。五四以来现代启蒙运动培养了一大批天不怕（不畏惧中国古人崇尚的“天”）、帝不怕（不信仰西方人的上帝）的粗声大气的“现代中国人”，对高尚的东方精神和西方精神都没有领会，因无知而无畏——蛮横地自信。
日本人的炮火并没有炸毁北京城墙；当年八国联军的炮弹毁坏了部分城墙，但不久就修好了。那么谁毁坏了北京城墙？只能是现代中国人。他们对祖先的遗产淡然处之，他们关于现代化的想象只属于他们自己，而并不属于西方。这里的悖论早已显示出来，西方人不怎么在乎你的蓝布衣服换成时髦的花样，他们可能也为你水泥块搭建的华丽的临时建筑喝彩，但他们更注意那些代表东方文明特点的东西，比如那些斑驳的古老城墙的城砖，我们知道关于北京城建筑之美的生动描述和北京城墙的精美照片很大部分来自西方人。我们当然不需要完全以西方人的目光看我们自己，但要做到不为现代性浮光左右而丧失理性判断力——拒绝否定祖先遗产价值的永恒性，则不仅需要我们内心克服物质主义的浮躁，更需要多方位看问题的世界性眼光。
在高楼大厦林立的现代北京城还能修复老北京城墙吗？不能了。因它不是被毁坏而是被消除了，消除了的东西再想修复，就不是修复而是造假了。我多次从远处打量那座重新修建的永定门城楼，总觉得它“太瘦”，柱子细，城墙薄，可建筑专家说，是严格按照原样复制的；为什么感觉不到老照片中那种北京城楼巍峨气派了呢，因为它只是伪古董，心理上就反感它的“新”。那为什么当初把真古董给消除了呢？当然是为了现代化！——从天安门城楼望过去都是烟筒，烟筒有如黑牡丹的美丽——这曾是一代中国人的现代化梦想。
非理性的现代化想象是启蒙运动的后果之一，在西方“现代化”表面现象之上生出的遐想赋予本土“现代化”意义，我们容易发现近代中国关于现代性想象的天真——不仅超越中国传统、而且超越西方现代，造出一个最优秀的东西来——如此现代性的理性建设就成了在幻想的沙土上建高楼。
我曾读到过一篇哈贝马斯论启蒙与现代性的文章，他的意思是说，启蒙的危害只能以加强启蒙来消除，而不是消除启蒙。这话说得很智慧也很曲折，如果启蒙带来了危害，那为什么要加强启蒙而不是消除启蒙呢？启蒙与现代性的意义实在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而关键在于用什么来启蒙——却可以有完全不同的意见。五四以来启蒙的意义是——用西方的科学与民主来启蒙，遗憾的是这种启蒙运动随着时间的推移迅速地发生了异化。而即使在西方，科学的理性意义也导致了恶果。这种恶果使西方哲学家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时惊奇地发现在中国先秦哲学中已经有了成熟的见解。其实人类的思想发展绝对不是简单的一条线索，单一而简单地理解启蒙，那么启蒙的害处就可能大于启蒙的益处，对启蒙多元主义的理解实际上是最需要的。
这里并非混淆先进与落后的形式逻辑关系。首先，落后与先进的相对性不能相对到取消概念的形式逻辑。比如《原始思维》一书所描写的原始部落的一些生活习俗显然属于蒙昧风俗，一个土人打了一天渔没有任何收获，他就认为有恶魔阻碍了他打鱼，回家后他就直勾勾地盯着窗外，他认为那第一个出现在他眼帘中的人就是恶魔，只有立即把他杀死才能使明天有收获，于是他就这么做了，而不在乎那个出现在他眼前的人是孩子或妇女。这个风俗的野蛮性在于它被外部世界意识到了野蛮性，假如人类所有种族都处在这种蒙昧状态，那么没有人觉悟到的蒙昧就谈不上蒙昧。比如在荷马诗史中也描写了近似的风俗，阿伽门农把船队遇到的风暴归因于对神的得罪，而听信先知的话杀死了（向神献祭）他回家看到的第一个人——他的女儿。历史发展到现代，传教士看见了这个风俗并意识到它的野蛮，他承继的文明使他觉悟到必须消除这个野蛮风俗。那么如何消除？他不能一个个地制止，而只能给他们启蒙教育，告诉他们什么之间存在因果关系，什么之间根本构不成因果关系，比如那个渔夫的一无所获就与他看见走过他窗前的人没有任何因果关系，他就不能把他认定的因果关系当成他杀人的理由。如此说来，首先应该承认民族文化的多样化，而在多样化的前提下又必须区分野蛮与文明的差别，对于外部力量来说一种野蛮风俗不能任其继续，这是文明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