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大小舞台
作者：刘大先
字体： 【大 中 小】
清末民初的通俗小说作为一种平民大众的通俗读物，它所承载的内容、传播的理念、表达的趣味都显示了区别于高雅精英读物的地方，特别显现在对于当时梨园风俗实景的展示上。固然上至皇室大臣，下迄贩夫走卒，都对戏剧尤其是京剧抱有浓厚的兴趣，但是直到民国，伶人的地位还是沿袭着几千年下来的文化传统，娼优并称，并无太大的改变。清末民初的北京旗人小说尤其是以穆儒丐的《梅兰芳》、《北京》等作品为代表，以写实的笔法点染了当时一些今日已经遭到遮蔽的梨园风俗与旧闻，足可为正史起补苴罅漏之用。其中情节细部不免龌龊龃龉、夸大歪曲之处，但是也可看出当时风气渐转伶人地位提升的气象，另一方面，作者的创作态度也颇显暧昧，既不免前清遗少的迂腐之见，也颇多海外归来的新闻从业者对于时政的敏锐观察。所以，尽管就文学审美角度来看，技巧创新、思想深度几无可挖掘的地方，但就反映类似人类学、民俗学所谓“地方性知识”方面，以及普通大众的时态角色与态度上面却有着当时主流与“先锋”文学所无法传达出来的信息〔1〕。
（一）
穆儒丐其人属于文学史书写中有意无意被遮蔽的人物。他原名穆都哩，字辰公、六田，1880年（光绪六年）生于香山健锐营一个旗人家庭。1903年入八旗学堂读书。此时，正是清末新政时期。1902年，慈禧太后从西安回到北京，开始举办史称的“回銮新政”。穆儒丐也算是新政的受益者。1905年，他作为大清国留学生赴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攻读历史地理和政治经济。但是，当留学六年回国后，却正赶上辛亥革命，积弊已久的清朝凄然落幕。他只能栖身于安福系言论机关报《国华报》任编辑，同时创作小说，直到1915年离开，赴沈阳（当时称盛京）任《盛京时报》主笔。伪“满洲国”覆灭以后，穆儒丐更名为“宁裕之”。1952年起在北京文史研究馆当馆员，于1961年去世。穆儒丐一生发表了大量的小说、散文、评论、杂谈、翻译作品，小说分为社会小说《女优》、《笑里啼痕录》，战争小说《情魔地狱》，警世小说《落溷记》，哀情小说《同命鸳鸯》、《鸾凤离魂录》，历史小说《福昭创业记》等，对于东北现代文学的形成起过很大作用。同时，其别具一格的对于辛亥革命之后北京满族的生存状态和市井风情的描写也独具特色。不过，因为政治正确的缘故和精英文学的视角，他的作品除少数如《福昭创业记》在1986年删节出版之外，其他的湮没无闻。近年来，日本学者村田裕子、美国学者王德威以及国内如张菊玲、关纪新等人已经开始对他的研究。
《梅兰芳》一书涉及已逝戏剧大师的模糊不清的面相和亦真亦幻的史实碎片，注定如同穆儒丐其他大多数作品一样是无法近期在国内再版的。我们今日固然从中可以读出《梅兰芳》作为黑幕小说的意味，但不可全然归之为下流之作。瘦吟馆主在序中说：“若夫事出旖旎，风光缠绵，悱恻文成，斑斓五色，歌哭离奇，皮里阳秋。读来似褒似贬，神工鬼斧，共知有典有谟，以拨云撩雨之言，写伤时怆怀之恨者，则穆子六田之《梅兰芳》说部是也。六田京华望族，旷世清才，幼读诗书，壮游瀛岛。秉啸傲不群之资，负笈航海；揽江山名流之胜，尽入奚囊。触目伤情，睹苍生而雪涕；忧心如焚，欲报国其谁知？不得已而投身报界，借舆论以挽狂澜；挥笔灯前，托闲情以伸幽愤，亦云苦矣，殊可怜哉！戌午春，侧身时报，橐笔辽东。乃赋咏三都，洛阳纸贵；伶倌一传，塞上人惊。”这不免有些拔高，但也是实情。穆儒丐早年留学日本，满指望回国能够报效国家的，但是辛亥革命和民国的建立无疑摧毁了他的理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华民国并没有给普通大众带来福音，实际的情形是在社会大转型期，世态冷酷，人心浇漓，道德情形每况愈下。
在1923年连载于《盛京时报》的小说《北京》中，穆儒丐回顾了自己留学回来赋闲在家直到出任报馆编辑，以及离开北京的一段生涯，时间正好是辛亥革命开始到1916年。作者在这部小说中将“北京”作为整个中国的缩影，慨叹民初的几年，“北京的社会一天比一天腐败；北京的民生一天比一天困难。可是北京的上中下三等人民，每天照旧是醉生梦死，一点觉悟没有。梅兰芳的戏价，一天比一天贵，听戏的主儿照旧那样多。茶楼酒肆，娼寮淫窟，每天晚上依然是拥挤不动。禄米仓的被服厂女工更加多了，工钱连六枚铜元都挣不到了。贫儿教养所一天总要有多少贫儿送进来，但是传染病益发厉害了，可是监狱似的办法依然未改。街上人力车的号数一天多似一天，可是汽车的号数也很增加的。教育公所依旧是那样烟不出火不进的，朱科长的权利一点也没有动摇。他每日仍是坐着他那辆驴车，很高兴的去上衙门。他的脑子什么事也不想，他的眼睛什么事也不看。他就知道他是个科长，在社会上很尊贵的。”《梅兰芳》正是在穆儒丐离开北京前夕所写的作品。按照清末民初的一般小说题材划分，《梅兰芳》属于实事小说和社会小说，1915年开始在《国华报》连载，不久因为涉及当局政要被迫停笔。而其本人1916年也离开了北京去往沈阳，直到四年之后这个小说才完成并出版。
许烈公为《梅兰芳》作的序说：“辰公之为兰芳作外史，亦有愤于社会之不良、金钱之万恶，构成一种龌龊不堪之风，而使优洁清白者受毕世难洗之羞耻，且小则有背人道，大则有丧礼教，故借稗官野史之直笔，写社会之真状，盖欲警戒群愚，扫灭万恶，其心苦，其志正，诚幽室之禅灯，迷途之宝筏也。而蚩蚩者流以为不利于兰芳之名誉，一再阻挠，直欲举个人言论自由钳制之，不使发其心，抑何愚乎？夫兰芳之龌龊，史不自辰公作外史始播于人间也，稍留心社会情形者，类能道之。而辰公之为兰芳作外史，非欲矜其能刺人隐私也，即不忍目睹龌龊之风气蔓延于社会，祸吾群生，故不惮笔墨之劳，曲曲传出。”穆儒丐创作此作品，固然有大众传媒上满足一般读者对于名人的窥视欲望，以获取商业销售上成功的用意，更主要的还是要表达对于世道人心的一种看法。他能够顶住政治势力的压力，不惮于暴露政客和名流的隐私，一方面是因为军阀党系之间的争斗留出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是借梅兰芳之事书写社会国家的景况。开篇《蝶恋花》一词所说：“世界由来棋一局，孤注输赢，不惜乾坤覆。试看中原犹逐鹿。干戈满地人民哭，舞榭歌台烧玉烛。偎绿依红，闲听梅花曲。泪滴成珠三百斛，伤心写出伶官录。”由伶人绯闻的欲望企图上升到中原逐鹿的家国关怀，可谓所求者大。
这部小说写作的时间是五四运动的前夕（1919年4月6日连载完毕），这个时候的新思潮，在全国尤其在北京已经风起云涌，但是作者显然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事实上，直到三十年代创作《福昭创业记》（1937年7月21日至1938年8月11日）时，作者的思想观念仍然是源自东洋的君主立宪体制。因此，《梅兰芳》的道德评判价值与社会意义主要并不体现在其思想形态方面，而是体现在其对于清末民初北京戏剧界的风情民俗的展示上面。这些风俗旧制因为种种权力机制的原因，为正史所不载；而在戏剧与民俗研究者那里，又由于“为尊者讳”等原因一直没有得到敞亮的显现。而《梅兰芳》作为时人的作品，在民国军阀政客争权夺利的权力缝隙中，反而得以保存比较真实的史实真相。
（二）
《梅兰芳》首回的楔子里即用大量的篇幅描绘了民国前后北京权贵玩弄像姑的恶劣风气及其原因，为整个小说的性别书写树立了一个背景。在作者笔下，戏剧名伶与像姑这种职业有着难以割清的联系。像姑就是男妓，因其相貌清秀，酷似姑娘，又称相姑、相公。狎像姑之风源于明代，清代沿之，但更为兴盛。1659年，清廷首先在北京禁止官妓。清代法律规定，官吏不许狎妓，如有官吏暗中招妓侑酒被巡城御史查到，就要受到严厉处罚。但狎优则可以通融，官吏往往招伶人侑酒唱曲。一个厉禁，一个可通融，于是狎像姑之风在清代官吏中兴盛起来，此风以京师为最。十余年后，全国各地的官妓也相继被取缔。“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金鱼池等处，舆隶群集之地耳。咸丰时妓风大炽，胭脂石头胡同，家悬纱灯，门揭红帖。每过午，香车络驿，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此褫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