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5期
姚克小传
作者：王炳毅
字体： 【大 中 小】
有一幕场景已在我国近现代史上永久定格:1936年11月初上海的鲁迅葬礼上，低回的哀乐声中，担任司仪的姚克身着深色西装，神色凝重，不时挥动双臂以加强其语辞的感染力，中外记者们的镁光灯刺眼的亮光在他泪痕未干的脸上闪烁不定。那天，姚克还是十二位抬棺人之一，纵然忙累得快晕倒，他也不愿放弃对伟大的鲁迅先生表达最后敬意的机会。他与巴金、张天翼、萧军等作家诗人抬着灵柩，比肩而行，步伐沉重。
如今，著名文学家、翻译家姚克辞世已十六年了。他的墓地在美国西部旧金山郊外山丘上，正对着碧涛汹涌的太平洋。太平洋彼岸的祖国是姚克晚年朝思暮念之地，弥留之际，他犹一遍遍喃喃呼唤着万里外的故乡。也许，未能回国探亲访友已是姚克平生最大的憾事……
（一）
姚克，原名志伊，字莘农，祖籍安徽歙县，远在清道光年间，姚克的祖先就迁出皖南山城在浙江杭州仁和县落了籍。祖父姚锡爵有举人功名，以开店经商为主，家住城里兴中巷，那是铺以青石板的老巷，古树参天，浓荫翠深。父亲姚文倬是清末光绪十六年（1890）的进士，殿试后，进翰林院，任编修，后与民国政要谭延闿等人共过事。姚文倬在苏州葑门十泉街五十四号买下那所门前竖着旗杆的大宅院（因为前清的门第相当严格，在没有点翰林之前，他不可能买这样气派的住宅），以后他就住在苏州，不常到杭州老宅去，和杭州堂兄姚文俊那一房也就渐渐疏远了。姚文倬曾外放厦门当官，为四品道员。姚克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生于厦门。几年后随父母回苏州居住。由于家学熏陶，他很小就能对联句，背诵中国古典诗词，天赋过人。中学毕业后，姚克考入苏州东吴大学文科。该校位于天赐庄，为美国利用庚子赔款在华所建的教会学校之一，校园内古树参天，景色优美。校内聘有一些美、英籍教师。姚克是个踌躇满志的大学生，英语娴熟，能与校内洋教师流利地对话，常用英文写稿投给沪上《字林西报》、《密勒氏评论报》等英文报刊，被称为“洋才子”。但他更专心攻读和痴迷于中国文学和戏剧。他喜爱唱昆剧，业余时间主持过“东吴剧社”，是著名词曲家吴梅先生的高足。姚克为了欣赏留美归来的导演洪深（复旦大学戏剧系主任）执导的王尔德名剧《少奶奶的扇子》，曾不惜请一天假搭夜班列车去上海，来去匆匆，很有些狂热劲头。姚克可称作“性情中人”，平日讲究衣着整齐，仪饰庄重，但他不拘小节，做事往往考虑不周，有时得罪人了往往尚不知道。
1931年夏，姚克大学毕业后来到上海，先在世界书局和明星影业公司任职，干过编辑和秘书。他办事热情，精明干练，且心直口快，胸无城府。由于常在业余写作，也写过影剧评论，姚克在明星公司举办的业务酒会上见到电影评论家唐纳，依稀有些认识。这位唐纳原名马骥良，高大俊朗，气质文雅，西装革履，说话带苏州口音，国语说得很标准，直不亚于上海电台播音员。姚克终于想起唐纳与自己还沾些亲，自己十七岁那年在苏州参加姑父的葬礼，见过唐纳，他是自己姐姐的表侄。当时在上海读书，特请假赶回苏州的。当时姚克也有些腼腆，在对方红着脸低声叫他表叔时，他竟然怪不好意思。也许由于隔着辈分，年岁又相仿，姚克与才华逼人的唐纳交往甚少，“打锣卖糖各干一行”，上海大着哩！在上海，姚克也多次见到中华书局资深编辑姚汉章。这位有过举人功名的老编辑中等身个，胖胖的，蓄胡须，平日不爱说话，他的杭州口音很重，中华书局在民国初年出版的新式国语课本，多种历史、地理课本及教材均出自于姚汉章之手，姚克那时并不清楚这位年长自己二十一岁的姚汉章竟是杭州的伯父姚文俊的儿子，也即是自己的从堂兄，还算是近亲哩。姚克更不知道沪上左联作家出版人士姚蓬子便是姚汉章的儿子。不单是姚克本人，沪上文艺界许多人士也不清楚几位姚姓文人间的亲缘关系。如鲁迅先生于1934年8月31日给姚克的信末尾就写道：“先生所认识的贵同宗（指被捕后自首的姚蓬子）听说做了小官了，在南京助编一种杂志，特此报喜”……从语气来看鲁迅对姚蓬子是心存厌恶的。他也不知道姚蓬子这“小灵童”竟是姚克的从侄儿！这确实是很有意思的事。
（二）
1932年夏，姚克得到宋庆龄的引荐，进入由孙中山文化教育促进会开办的中国第一家英文杂志《天下月刊》任编辑，负责编辑这家刊物的还有温源宁、董鼎力、林语堂等四位著名文化人士，他们不是英国牛津、剑桥就是美国哈佛学成后归国的，乃一时之佳选，唯独姚克一人是在国内土生土长的文化人。他编稿认真，不徇私交，对来稿一视同仁。某日，在南京中央大学执教的诗人李金发投来二首转译自法文版的西班牙诗人薄尔加的爱情诗，其中明显有几处错译，姚克没和林语堂等人商议就将稿子退回，附信请李金发修改后再寄来。那个李金发可是个心高气盛的人，不但没修改稿子，反而写信来将姚克等四人斥骂一通。林语堂先问明事由，有些不快，责备姚克处事不妥，应先与他们商量一下再行定夺，总之犯不着得罪人。姚克想想也觉欠妥，但他拒绝再与李金发联络。姚克除了编稿，也给《天下月刊》写稿，还经常为沪上颇具影响的英文报刊《密勒氏评论报》和《字林西报》、天津《北华周报》三报刊写稿，向欧美人士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他还经常通过黎烈文主编的《申报·自由谈》和黄源主编的《译文》把西方的文学名著《茶花女》、《卡门》、《天才》、《巴黎圣母院》、《双城记》等西方文化传播给中国广大读者。他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第一位把中国京剧《打鱼杀家》译成英文介绍海外去的人，他的成就在当年就已受到宋庆龄、鲁迅、茅盾等有识之士的肯定。然而对姚克这个人，很早就存在一些争议，批评他的人大致认为姚克华而不实，自我表现欲强。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国出版的赵景深、胡山源、赵家璧等人的有关三十年代文坛的回忆录都多少有些褒贬姚克的文字。如1999年上海出版的胡山源著《文坛管窥》中就提到1931年胡在上海世界书局英文部当编辑，某日“忽然来了个人，和英文部主任林汉达有所洽谈，他西装笔挺，头发涂了‘司坦康’，梳得油亮亮的，皮鞋咯咯然震动着地板。他走后，林告知我，那人叫姚莘农，苏州东吴大学毕业，现在书局总务处当秘书……”其中流露出轻视甚至带了讽刺。文中还写到某日已到金源钱庄当语文教师的胡山源奉总经理指示，邀沪上十多位名流学者轮流去钱庄给职员们作文化演讲，某日胡也邀了姚克，他也应允了，但届时却未到席，令胡山源和指望聆听演讲的职员们空等了一下午，大为扫兴。胡山源这篇短文中还不太客气地称“他的《清宫秘史》在艺术上也实在一无可取，无非如其为人，打扮得漂漂亮亮，卖卖噱头而已”。这是有失公允的，须知电影《清宫秘史》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公映后还是受到观众欢迎的，珍妃（周旋饰）的悲剧命运和她与光绪帝的恋情打动了很多人的心灵，影片具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有不小的影响，否则在“文革”初它也不会又被弄出来发动全国性大批判了。不过，再看看胡的“姚克”一文后边落款日期为1974年11月2日，我们也就可以理解了。须知那时还处于几乎已难于收场的“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闹腾正欢，胡山源当年为文自是不免留下“左”的烙印。那时远在美国侨居的姚克还被很多人视作“卖身投靠美帝”的“反动文人”呢。只是《文坛管窥》这本回忆录（初版于1984年）在1999年再版时，理应对其中一些欠公允的评论文章做些修改才合情理。
（三）
三十年代初，姚克在上海文坛甚为活跃，但他与文学研究会、太阳社、新月社、创造社等文学社团派别都保持着微妙的距离，亦不加入论争。姚克个性张扬，但他能分得清大是大非，他最景仰的人是鲁迅。他感到鲁迅在风雨如晦的沉闷的中国是一颗巨星，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而且这位大文豪对生活底层的同胞们充满了真正的人文关怀精神。1932年1月4日，姚克写了封致敬并求教的信，托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转交给家住四川北路内山书店二楼的鲁迅。但久久未见回信，姚克并无怨意，倒是有些惶恐，担心自己冒昧写信之举有些不妥。他知道鲁迅先生的写作和编书工作极为繁忙，有时通宵达旦，唯以烟和绍兴酒来减压解疲乏。他并不知道这位大文豪已经默默地关注他为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亦不知道鲁迅曾当着冯雪峰、瞿秋白、沈雁冰几个人的面称赞过自己。一年后的3月3日，姚克忍不住又给鲁迅写了封信，怀着虔敬的心情前往北四川路桥口的大邮局投入信箱，而后他冒着刺骨的寒风在邮局大门口驻足向马路前方凝望，因为鲁迅家就在那边。仅两天后，姚克居然就收到了鲁迅的回信，很客气，很平易近人，信中告之刚刚收到了3月3日姚克的信和一年前那一封信。就这样，两人得以结识，交往通信也渐渐多了起来。姚克在沪上交际广、朋友多，他曾受鲁迅密托，代为资助“左联”青年作家萧红、叶紫（原名俞鹤林）等人。特别是叶紫，经历坎坷。他是湖南益阳人，大革命年代他和全家人都投入斗争，“马日事变”后，父亲、姐姐都惨遭杀害，叶紫逃离家乡，流落汉口、南京等城市，隐姓埋名，坚持进步文学写作。在上海，叶紫和新婚妻子汤咏兰租住城郊一亭子间，以卖文为生，常挨饿，几难维持，幸得到“左联”战友们一些接济。姚克出面帮叶紫在一家商行找了份工作，又出钱给其妻子住院治病，帮这对夫妇解了燃眉之急……鲁迅很快就将姚克当作自己可信任的人。1932年底，英文《密勒氏评论报》的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为了把中国人民的苦难情况和革命文艺介绍给西方，打算将鲁迅的《阿Q正传》译成英文在国外发表。于是经友人介绍结识了姚克，两人合作将这篇小说译出，接着又合译《呐喊》。为了取得版权和弄清文中难懂之处（如浙江绍兴方言、风俗等），1933年春以后，他俩常求教鲁迅。姚克还出面在梁园酒家请鲁迅一家三口吃饭。姚克很聪明，他在一年前就了解到鲁迅虽是浙江人，却特别喜欢吃河南菜肴，常在九江路上梁园致美楼酒家请客，宴请郁达夫、曹聚仁等朋友，对铁锅蛋、桶子鸡、溜鱼焙面等菜肴称道不已。果然，这回鲁迅夫妇挺高兴，还多喝了几杯酒。其后，鲁迅悉心予以指点，很有耐心，他已与晚辈文人姚克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