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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华盛顿隐居遗事（二）
作者：夏侯叙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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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宗武到了美国后受到胡适大使的格外关怀，消息传到重庆，时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的傅斯年怒不可遏，遂致函胡适，对高宗武其人破口大骂：
近日高贼宗武夫妇常往大使馆，此则此间友人大有议论。先生本有教无类之心，以为此人有改过之迹，或因是耶？然此贼实为穷凶极恶，以前即知其妄（大有办他自己外交之势）。汪逆之到于此地步，咎由自取复何言。然汪逆之事，国家实蒙其大耻大害，最好不曾有，而汪逆之至于此，皆高丑拉拢也。至于半路出来，非由天良，乃由不得志，且是政府一批大款买出来的。即（顾）孟余亦如此说。国家此时不能将其寸磔，自有不得已之苦衷，先生岂可复以为人类耶？……
傅先生针砭时政激切过火是出了名的。早有西安事变声讨张学良的《论张贼叛变》一文，后有抨击行政院长宋子文的文章《这样的宋子文还不下台？》，凭一己所见，尽情抒发，痛快哉，但无裨实际问题之解决也。台湾有一位史学家对孟真先生有一句批评的话，他说：“知识分子立言报国，应该洞察事理，把握分寸，放言高论及曲学阿世，皆非所宜。”这话是很中肯的。
傅先生的斥骂，不知道胡适是否向高有所透露，但胡适并未受此影响，此后与高的关系愈发的密切。其实，胡、高二人早在三十年代就相识了，换言之，胡对高的关爱早已有之，这在高宗武的日记和手札中均有记录，笔者愿借此话题向读者披露一二。
高宗武第一次与胡适相见应是1936年6月7日。
为什么肯定是这个日期呢？因为胡适在1936年6月9日致翁文灏信中提到：“今日政府中外交人才最缺乏。前夜见外交部亚洲司长高宗武君，与他谈了三点钟，我佩服此人的才干与魄力。此公颇能明了我的计划，希吾兄与他细细谈谈。”6月9日的前夜当然是7日了。高宗武在给友人的信中也提到：“大约四十年前，有一天晚上我去看胡适之先生时，是一位当时北平军分会的刘将军陪我去的，我只记得刘是安徽人，与胡同乡，任何敬之的办公室主任，名字没有记得。”
为什么肯定这是他们第一次相见呢？因为邦克(Bunker，G.，1972，p.28) 在描述胡适于1937年7月30日，在南京往访高宗武时，曾特别写到：“虽然他以前仅见过高一次……”(Although he had only met Kao once before，——笔者译)。由此可知，北平肯定是第一次，南京是第二次，其间再未相晤过。
高宗武曾绘声绘色地向其孙高昕描述过他们的第一次相会：“胡适握着我的手亲切地说，久仰你的大名，今天才得相见，非常高兴。我说，先生是第一次见我，我却不是第一次见先生。我早见过你，只不过是你在台上，我在台下，听先生的讲演。”高宗武的诙谐幽默立即拉近了他们之间的距离。
他们谈了三个钟点，谈了什么内容呢？
当时的华北形势很紧张。1936年5月14日，日本派遣三千名士兵登陆秦皇岛，策划组织“华北政府”。平、津学生示威，铁路被炸。高宗武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于5月29日被国民政府派到北平，与宋哲元、秦得纯等协商对日交涉事。根据外交情报，日本的方针是：一是把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变成相当伪满洲国地位；二是策划组织“华北政府”；三是关税自治；四是迫使陕西阎锡山、绥远傅作义退到汾河以南。华北增兵显然是开战的部署。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采取的对策想必是谈话的内容之一。
高宗武一向痛恨军人当政、地方政府擅自处理外交事务。经5月30日他与北平军政领导会议，统一思想，促使各方表示“不妥协”，“不丧主权”，“服从中央”。他的一贯路线是：避免或推迟战争，通过外交途径与日谋和。而从胡适致翁文灏信中所说：华北问题“只有一线希望，就是由政府用全力向东京做工夫……重提去年‘使华北文治化’”。显然，胡适和高宗武具有共同信念，共同观点。这可能就是胡适信中所说“此公颇能明了我的计划”。
胡适致翁文灏信中用了不少笔墨抨击黄郛，说“黄郛怀私愤，向蒋先生提议政整会的取消，于是王克敏去而土肥原的自治运动代兴！黄郛之罪真百死不足偿也！冀东之局面亦起于黄郛之私心，他要扩大平津地盘与收入，故造成战区之特殊政权，不归河北政府管辖。殷汝耕是他一手提拔的，冀东自治政府的地盘是他一手造成的！”这又是他们的共同点。1934年9月，高宗武奉蒋介石、汪精卫之命，以首席代表的名义，与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仪我（Giga）、驻北平副武官柴山中佐（Shibayama）和伪满洲国邮政司长藤原(Hugiwara)等，谈判与“满洲国”通邮问题。当时，黄郛是“华北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高在谈判中，除向蒋，汪及交通部长朱家骅请示外，经常与黄郛讨论、汇报。由于中央与黄郛意见不一致，高宗武与黄郛之间发生很大矛盾。黄郛气愤之余当场斥责高“少年气盛”。高宗武批评黄郛：“只知退让，不敢进攻”，“对于中央训令，视为无物”。黄郛没有办法，只好向蒋介石告状。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高宗武给同乡挚友郭俊■ 写信提及此事：“当时交涉方针，皆由汪直接授弟，黄因弟不肯受他指挥，屡表不满，竟背后向日方表示，由他接受日方条件如何，日方代表则谓渠非此案代表，无权接受日方条件，时适蒋到协和医院治牙疾，黄即说动蒋找弟去。由蒋吩咐弟受黄指挥，当时弟深感黄之压力不在日人之下，乃告蒋云，黄既如此勇于负责，当初何以要求中央派人来主办此事，他自己办了算了，今日之事，我只能将尊意电汪，汪若同意，我方能办，因我受汪之命而来也。蒋认为十分合理，第二天汪复电坚持原案，不容变更，并云蒋处由他负责去电说明，请勿为念。弟以汪电示蒋，蒋亦不再作主张。杨永泰则在背后冷笑黄竟被一小孩弄得毫无办法。此语乃李泽一告弟者。弟办完此事后，在回京之前，政整会委员汤尔和王叔鲁两人与弟素不相识，忽分别设宴为弟送行，汤特意致函其得意门生洪式闾，誉弟心有定力。不久黄辞职，叔鲁接任，即向蒋借用弟为政整会总参议或秘书长，蒋不答应，弟亦无意北行，其议遂寝。此皆五十二年前之事也。”
胡适与高宗武首次见面谈得如次投机，出于他们都是文化人，具有共同的经历，共同的观点，共同的政治主张和对日策略，大有相见恨晚之感。难怪胡适如此“佩服此人的才干与魄力”。从此，胡对高推崇备至，期望甚深，后竟发展成为终生的莫逆之交。
上世纪七十年代，高宗武曾指导美国哈佛大学的研究生邦克（Gerald E. Bunker）做博士论文，后以《和平阴谋——汪精卫和中国抗战，1937—1941》书名，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根据高宗武日记以及邦克和高的通信表明，其中，许多材料是由高宗武口述。邦克在谈到胡适从庐山牯岭回到南京后说：
胡适在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陪同下，至高宗武家午餐，在座的有高的朋友和同事箫同兹、程沧波。胡向高寒暄：“高先生有何高见？”高答曰：“我的姓虽然‘高’，但我的意见却很‘低’。”从此，几个主张以外交解决中日问题之人的住所，得了个“低调俱乐部”之名(Bunker， 1972， p.28) 。
有资料认为，“低调俱乐部”系指周佛海一班主和派而言。这是由于周佛海当了汉奸，而把一切恶名都泼在他身上。实际上，从1934至1938几年中，一切对日交涉，皆由高宗武经办。其助手初为杨云竹，后为董道宁，与周佛海毫无干系。从周的历史表现，他是一个一贯投机、见风转舵的风标小人，从没有坚定的政治信念。初期投机革命，混入共产党，中期投机当汉奸，后期投机投靠戴笠。周随国民政府到武汉后，对抗战与和谈都非常冷淡，一度消极，想到上海租界当寓公，直到与汪精卫勾结并极力组织傀儡政府，这才出头露面，一身而多任，飞扬跋扈，不可一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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