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历史学家的浪漫
作者：张晓唯
字体： 【大 中 小】
在中国知识分子二十世纪的生命记录中，在历史学界追溯与怀想的先辈里，有一个人的名字时隐时现，从不曾离开人们的记忆，近年来似更有“趋热”之势，他就是雷海宗先生。自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发表《中国的兵》、《无兵的文化》等文章而一举成名之后，他作为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历史系主任，驻守海内学术重镇长达二十年之久，其间，与高等学府内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编撰《战国策》杂志及副刊，不仅名噪一时，其所谓“中间偏右”的独立言论也在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思想界引发震荡，招致多种评论，并被赋予某种负面政治色彩。新中国肇始之初，随着高校院系调整，他不得不告别清华园的平静生活，被“发配”至南开大学，其生命中最后十年在津门度过，或许不期然间成就了南开史学的日后发展，却因一言不慎而触犯“天条”，成为反右期间学术界遭受批判的最主要对象之一，数年间身心俱损，以至在六十年代初遽而早逝，未尽永年。
一
雷海宗可谓典型的学府学者型人物，一生几乎从未离开校门。其早年就读北京崇德中学、清华学校，1922年留学美国，五年后获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随即返国，先后任教于中央大学、武汉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及南开大学，在教育界连续服务三十五年，对于教职以外的社会领域几乎毫无涉足。如此经历，决定了他书生意气颇重的特质，而对于实际的社会政治则难免显得隔膜。可是，作为基督教牧师的子弟，自幼受英语文化熏陶，留美期间研修西洋历史和哲学，知识和价值体系基本形成；回国后执教高等学府，学术上取径“异路”，偏要在中国史学领域有所建树，从细碎的局部考证（殷周年代考）到荦荦大端地研讨中国皇帝制度、家族制度及“无兵的文化”等，渐次形成比较独特的淹博通变的治学风格，俨然自成一家。
在旧时大学历史系，雷海宗是少数能够担任“世界通史”和“中国通史”两门大课的教授之一。据说，在西南联大历史类课程的任何一位教师请假，作为系主任的雷先生均可临时代课，其效果同样令学生满意甚至惊喜。对于他授课情形的描述，听课师生差不多是有口皆碑，赞誉有加。美国史专家杨生茂先生从教师角度评述他高超的授课艺术：“一登上讲台，辄口若悬河，从其庞大的知识宝库中掏出的粒粒珠玑连串闪耀，令听众感到内容全面系统，且字斟句酌，无虚言冗语，逻辑性极强。每堂课自成段落，最后画龙点睛，有条不紊，益显其驾御渊博知识的功力和才识。”〔1〕许多学生反映，听雷先生讲课真乃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将课堂笔记稍加整理润色即是一篇首尾兼顾、内容充实且自成体系的文章。人们惊叹他超强的记忆力，能够不带片纸只字而将历史年代、复杂细节款款道来，如数家珍，广博而不失深邃，尤其在初学者和一般听众看来，简直叹为观止，视若神明。实际上在为高年级学生授课的场合，他也会带上手稿，凭案讲解，细说分明，如他早先在清华课堂讲授“秦汉史”的情形那样。熟通古今中外历史，兼备卓越教学能力，为他晚年落难时借以缓解“罪人的失落”平添不少补偿因素。
上世纪三十年代早期清华大学学生赵俪生在其晚年回忆《篱槿堂自叙》中对雷海宗当年讲授“中国通史”课程竟采取如此漫然地讲法感到“百思不解”，颇有些微词〔2〕。赵先生五六十年代研究农民及土地制度史，可谓中国史领域的专家，他对老师的追忆略嫌刻薄，却与其书中个性张扬、富于实感、充满批判精神的风格相吻合。他对雷先生授课的观感可谓一个少有的例外。不过，历史学界对于主修西洋史的雷海宗执意“兼修”中国史并以此“名世”的学术取径似有些不很理解，加之雷氏后来仿效德国学者施本格勒（一译斯宾格勒）所著《西方的没落》中的“文化形态史观”解说中国史事，提出所谓中国文化“二周（期）说”，而有些观点难免显得牵强、随意，以至招致质疑和讥议。据雷海宗的得意门生何炳棣记述：当年同在清华和西南联大历史系任教的陈寅恪，甚至晚辈新秀吴晗均曾对雷担任的中国史课程有所讥讽〔3〕。当时校内开设的“中国通史”分甲、乙组，为历史系专业讲授的列为甲组，钱穆、吴晗先后主讲，而为非历史系学生授课则属乙组，由雷海宗主讲。学者们之间的贬抑之词不知是否由此引发。但有一个事实不容忽视，略带“通识”性的雷氏中国通史课常常是听者盈门，济济一堂，其中即有已考取研究生的吴于廑，以及刘广京、任以都等日后的“名家”。乙组通史的魅力在于它的思辨性，因而有的学生称雷先生“仿佛是历史系里的哲学家”〔4〕。
雷海宗显然是有意识地为历史学界带来一股新风，他具有那种颇具独立精神却又不无偏颇的学术个性，他推崇西方学者克罗齐的学说，认为其足以矫正中国传统史学“偏于记事的弊病”。有评论谓：上个世纪四十年代“战国策派”的异军突起，是对三十年代独霸史坛的“史料学派”远离现实倾向的一种纠偏。雷海宗曾明确要求学生：学历史要先在头脑里有个大框架，有个整体概念。人们注意到雷氏的许多学术观点和文章明显带有“主题先行”特点，其“学以致用”、为现实服务的强烈意蕴无从掩饰。他提出的中国文化“二周”甚至“三周”的说法，在抗战犹酣及世界两大阵营殊死博弈的“战国”背景下，或许还可以掀动起阵阵思想波澜，然而事过境迁之后便迅即归于沉寂。1947年4月17日，年方二十岁的北大学子罗荣渠在日记中写道：“久闻雷海宗是战国派，是成一家之言的学者，不过，实际内容我总不太了了。上午，借得一部雷先生与林同济合著的《文化形态史观》（三十五年大东书局印行），才得窥全豹。读了此书，才知道雷先生的妙论的确不高明。成一家之言，故不易也！……真是没有想到教授们的思想也如此不成熟。”〔5〕仅仅数年之间，随着时移势易，一个学说的实际影响力已经式微。
不过，作为传统史学的“挑战者”，雷海宗不仅独树一帜，而且对古往今来的学术“偶像”持一种理性而独到的审视批判态度，绝不肯人云亦云。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初，雷海宗发表在《战国策》半月刊和《清华学报》上的《历史警觉性的时限》、《司马迁的史学》等文章对中国的“史圣”司马迁痛加批评，令人侧目。在雷海宗看来，《史记》除了《项羽本纪》、《高祖本纪》、《陈涉世家》等篇什尚生动可取外，其余大部乃抄袭拼凑而来，无论叙事还是史识，司马迁均难称优异，尤其缺乏年代观念，使人们对于书中许多死无对证的记述不免产生深深的疑虑，不知司马迁无意中留给我们多少曲解和误解的事实，而千百年来后人都是戴了有色眼镜去读《史记》的，之所以如此，除了学术想象力欠缺，还因大量古书的亡佚，而《史记》也就成为唯一方便的成书了。他尖锐指出，世人称赞司马迁为正史的创始人，只能说是两千年来学术界停滞状态的反映，根本牵涉不到《史记》的功过问题，所谓正史体例也不过是一种非常机械的编排而已，与真正的史学无关，更谈不到史识了。他甚而语出惊人：“太史公是中国古代伟大史学消亡的象征，两千年来学术界对于司马迁的崇拜，正是二千年间中国没有史学的铁证。《史记》一书，根本谈不到哲学的眼光，更无所谓深刻的了解，只是一堆未消化的史料比较整齐的排列而已。后此的所谓史著，都逃不出此种格式，甚至连史公比较清楚的条理也学不来。文化精神衰退的一泻千里真可惊人！”他希望国人“把埋没二千年的历史彻底寻出一个条理，不要终年累月的在训诂考据中兜圈子”〔6〕。
一个历史学界中人，竟然对老祖宗如此“不敬”，已属罕见。雷海宗是做了若干实证研究之后得出上述观点的，可谓持之有故，他的在外人看来属于“鲁莽灭裂”的言论，其真意在针砭时弊，奉劝同行，力谋改变脱离现实的学界风气。他的直言和勇气在比较放任的思想环境里尚有一席之地，可是一旦涉足意识形态话语，又适逢“不容忍”的氛围，遭遇祸殃，恐怕就难以避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