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谒明孝陵：萧条异代不同悲
作者：吴润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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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明孝陵的选址问题，明代遗民张岱在《陶庵梦忆》中有这样的记载：“钟山上有云气，浮浮冉冉，红紫间之，人言王气，龙蜕藏焉。高皇帝与刘诚意、徐中山、汤东瓯定寝穴，各志其处，藏袖中。三人合，穴遂定。”寝穴选定在钟山南面独龙阜玩珠峰下，于洪武十四年（1381）动工，次年马皇后崩，即行入葬，定名孝陵。十六年后，朱元璋崩，也下葬此。
一
甲申年（1644）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自缢景山，有明一朝覆亡。与此同时，淮河以南的大部分地区仍在旧明官吏的管辖之中，偏安政权的建立势在必行，但是关于统继问题的纷争却此起彼伏。直至四月二十九日，史可法护送福王朱由崧乘舟抵达南京城外燕子矶，这场正统与权力之争才告一段落。五月初一日，朱由崧即登岸拜谒明孝陵，然后入城。这是明亡后的第一次谒陵，其象征意义不言而喻：恢复家国与阐明正统。朱由崧在此风雨飘零之际，摒除一切，选择谒陵，不失时机地给朝野故臣一个进取的承诺，以恢复太祖家业自诩；更重要的是，谒陵即表明自己已经入承大统，有告慰先祖之意，更有诏告天下的姿态。两天后，朱由崧就任监国，半月后，正式登极为帝，开始弘光朝的短命旅程。当初“矢不俱生，志图必报”的高姿态，此时已演化为内斗与糜烂。“伤心南渡贪歌舞，偏据还输安乐公。”谒陵事实上只成为掌权的一个手段。
史可法希望将意义落实于实践。福王称帝后，他奉命祭告凤阳皇陵、泗州祖陵。祭二陵毕，他言辞恳切而满怀理想地上了一疏，道：“陛下践阼初，祗谒孝陵，哭泣尽哀，道路感动。若躬谒二陵，亲见泗、凤蒿莱满目，鸡犬无声，当益悲愤。愿慎终如始，处深宫广厦，则思东北诸陵魂魄之未安；享玉食大庖，则思东北诸陵麦饭之无展。膺图受箓，则念先帝之集木驭朽，何以忽遘危亡；早朝晏罢，则念先帝之克俭克勤，何以卒隳大业。战兢惕厉，无时怠荒，二祖列宗将默佑中兴。若晏处东南，不思远略，贤奸无辨，威断不灵，老成投簪，豪杰裹足，祖宗怨恫，天命潜移，东南一隅未可保也。”在史可法眼里，谒陵不应当只是一个哭泣的仪式，而是要转化为一股奋进的力量，励精图治，切实落力。他也许已看出福王不可恃，所以才有东南不保的忠告；但他又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心想力挽颓势，所以注定了自身悲剧的发生。
一个王朝的崩溃，特别是亡于异族，这在士人心中不啻于精神家园的失落。史可法以一武将而驰骋沙场，一半是缘于忠君，一半是在挽救精神危机。文人也有他们表达哀思的方式，一是以遗民自居，二是拜谒孝陵。因此，清初盛产遗民，明孝陵也成为他们心灵寄托与情感发泄的空间。民国学者王焕镳在《明孝陵志》中指出：“而一二孤忠遗老，于社稷沦胥之后，既傫然亡奈何矣。独往往歌哭陵上，摅其志士之悲。百世之下，闻其风者，犹足以警顽钝，振骫骳焉。”
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顾炎武出生于苏州府昆山县。明亡之时，他已过而立之年，而且早年就参加复社，以名节相砥砺，夷夏之防的观念甚深，因此，清军入关必然促使他转化成为反清志士与故国遗忠。清军下江南，他遂加入抗清起义军，为收复苏州城而战，不克而返。顺治二年（1645）七月，清军陷昆山，破常熟，顾炎武的嗣母王氏闻知，即绝食，经半月而卒，遗言曰：“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1〕王氏之死，对顾炎武后半生的影响至深且远，践履嗣母遗命，“读书隐居，无仕二姓”遂成为他的人生准则。甚至，直到康熙十年（1671），帝师熊赐履欲引荐他协修《明史》，他仍对嗣母临终之志念念不敢忘，而答以“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在忠君与孝亲的双重规范下，在国破与亲亡的两度受难中，顾炎武的内心之痛可想而知。
因是之故，遗民顾炎武心系故国，又近在南京，祭谒孝陵就成为他“以创巨痛深之蕴，诉之九渊，冀后之人有因以喻其心”的悲怆之举了。顺治年间，他几度卜居南京，曾经七谒孝陵，其行可感，其志可佩。
顺治八年（1651）春，顾炎武侨居南京钟山（又名蒋山）下，初谒孝陵，变姓名为蒋山佣，言下之意，即以明祖的守陵奴自居了。谒陵后，作有《恭谒孝陵》一诗，中有句云：“流落先朝士，间关绝域身。干戈逾六载，雨露接三春。患难形容改，艰危胆气真。天颜杳蔼接，地势郁纡亲。”这番心迹表述，说明顾炎武谒陵之举并不止于悲哭，且有以抗清之志告慰太祖的意思。
两年（1653）后，顾炎武又分别于二月和十月两度谒孝陵，并绘《孝陵图》，作《再谒孝陵》、《孝陵图》诗各一首。次年（1654），他卜居于钟山之阳，作《侨居神烈山下》一诗，自称“犹余伯玉当年事，每过陵宫一下车”。此时，其友人戴笠（耘野）作《赠顾宁人》一诗，将顾炎武的心志表述得极为透彻。诗曰：
十年仰止玉山隅，闻道移家近帝都。
涕泪独陈天宝事，神灵长护孝陵图。
著书岁月供迟暮，许国肝肠叹绝无。
自晦不妨居庑下，海天相讯有吾徒。
顺治十二年（1655）正月，顾炎武四谒孝陵。其后，过常熟唐市，访陈璧，以所作《孝陵图》示之。陈璧《顾宁人自孝陵来作孝陵图兼示诸忠义传赋赠二律》中有“冬青常为亲藩痛，饭麦尤深皇祖哀”，“我有归来三载泪，寄君五拜洒陵前”等句，可见谒陵一抒故国之恸是当时遗民的普遍心态。次年（1656）闰五月十日，顾炎武五谒孝陵，为自己也为陈璧一洒千秋泪。又明年（1657）正月，他第六次谒陵。可以说，谒陵是他在南京生活的一种常态。
顾炎武最后一次谒明孝陵是在顺治十七年（1660）。此前，他已将活动的重心转向北方，但该年的秋间，他重返南京，第七次谒孝陵，因此，其《重谒孝陵》诗中有“问君何事三千里，春谒长陵秋孝陵”两句。
观其一生的谒孝陵之举，我们不得不说，顾炎武是一个活在过去的当时人。幸好明孝陵（还有明十三陵）为他提供了一个祭奠记忆的思想空间，否则，像他一代的遗民恐怕不止于长歌当哭吧！康熙十九年（1680），六十八岁的顾炎武犹以“孤忠未死之人”自命，毕其一生，他对故国的记忆与思念之深未尝稍减。问题的关键还在于，顾炎武一生遗民与谒陵的标举只是时代的一个缩影，同时代经历思想颠覆的士人又何止百千呢？
如此悲怆的谒陵氛围，不仅感染到了身历改朝换代的一代人，而且影响及于清初出生的下一代。孔尚任（1648—1718）正是这下一代的典型。他不是遗民，却有浓厚的遗民情绪。他早年曾多方接触明末遗民，立志为那一代人的家国遗绪作一挽歌。此后，他得康熙赏识而入仕清廷，但康熙三十八年（1699），《桃花扇》书成，他不可避免地遭免职，过起隐居著述的生涯。《桃花扇·余韵》一出中，孔尚任借苏昆生之口唱出孝陵的残败境况：
野火频烧，护墓长楸多半焦。山羊群跑，守陵阿监几时逃。鸽翎蝠粪满堂抛，枯枝败叶当阶罩。谁祭扫，牧儿打碎龙碑帽。
对于孔尚任一代而言，他们没有所谓“贰臣”的现实困境，可以理直气壮地入仕清廷，对清主称臣，但是他们也受前辈故国之思的潜在辐射，另有一种遥远的文化寄托，也可对明代先祖称臣。因此，从这一点上看，他们其实也像他们的前辈遗民一样有很深的心理困惑。他们也是矛盾的一代。孔尚任谒孝陵之后，作《拜明孝陵》一诗，说：“萧条异代微臣泪，无故秋风洒玉河。”这样独特的谒陵感受，也只有孔尚任一代才能体验得到。
二
顺治二年（1645）五月，多铎率军平江南，随后即谒明孝陵。从此，明朝官方拜谒孝陵的仪式被清廷接手了。而祭祀权的失与得，事实上正是统治权沦丧与重新分配的一种表征。可怜的朱元璋至死也不会料到，在他身后二百多年，还要接受夷主的祭飨，想不食清粟都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