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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鹿港发现历史
作者：钱南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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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中国历史的书写，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制约和破坏。自鸦片战争开始，老大中华帝国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下迅速衰弱，中国千年文化传统随之分崩离析，各派政治力量蜂起纷争，并为着各自的集团利益，对历史书写粗暴干预。而二十世纪以还，从西方引进的各类意识形态的泛滥，亦使得书写者们目眩耳迷，以致史题史料的选择与史识的建立，往往成为某些舶来思想的诠释。参与者们和书写者们一起，遂编织了一连串神话迷思，如此历史建构，当无法向后世交代，遑论鉴古知今！
一、以文证史
中国大陆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后，各界对中国近现代史的反思，尤其是对百年西化的功过，无论是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一一叩问。前此成就的历史文本，既徒然提供重重迷思，重构历史便成为必要。从台湾这方面来看，自上世纪八十年代民主化进程的急速发展，导致了对官修史的颠覆。西方自“9·11”事件后，学界亦出现理论危机，多年来理论先行的治史方法，已无法解释日趋复杂的历史与现实。尤具意味的是，自二十世纪末叶，反对东方主义已成西方学界共识，然而欧洲中心论积习难改，有意无意，仍以西方标准评价东方。比如某些西方学者，常以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发生的文化革命，为投射自身反帝反霸权的理想中介，而有关理论与话语系统，又为某些中国学人照单全收，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包装下，实行自我思想殖民而不自知。种种悖论，终于逼使有识之士喊出“在中国发现历史”，要求中国知识阶层提供重省历史的方法与语汇。施叔青《行过洛津》出现于此时，当非偶然。
《行过洛津》以梨园戏子许情(艺名月小桂)半生经历为主线，描述洛津（鹿港旧名）在嘉庆、道光、咸丰三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演变，折射出洛津作为清代中国的一个特殊部分，在外力与内应的震荡中跌宕起伏，从而为读者理解中国、乃至世界近现代的动荡演变，提供了一个鲜活例证。
诚然，小说并非历史，然而好小说却往往比历史书写更能反映历史真实。史学泰斗陈寅恪先生便为学界设立了以文学证史的典范。如《元白诗笺证稿》以诗证史，《论再生缘》以小说证史，文中引许■《彦周诗话》谓：“诗人写人物，态度至不可移易。”〔1〕盖因文学描写世态人情，有其内部逻辑在，非外力所能曲写。而小说的空间，更为广袤，描写越细腻全面，越能为读者提供一个想象世界的整体，俾以思索参与历史的重建。
二、每下愈况
但小说并非百科全书，如何重现历史情境，尚需对材料精心结构。施叔青善于以小见大，为论者共识。细究此中手法，暗合中国佛、道传统。佛学所谓一粒粟中有大千世界。道家对此更有详尽解说，《庄子·知北游》便谓道“无所不在”，在蝼蚁、在稊稗、在瓦甓、在屎溺，且“每下愈况”，越是卑下者越能曲尽道之精微。《行过洛津》的结构，便着眼在两个“下愈况”者，一是主要人物许情，一是历史环境洛津。
关于选取人物，施叔青深得中国古典小说创作三昧。如《红楼梦》以前五回交待主要人物与作书宗旨，待得展开叙述，却颇费踌躇，作者故在第六回作如下交代：
按荣府中一宅人合算起来，人口虽不多，从上至下也有三四百丁；虽事不多，一天也有一二十件，竟如乱麻一般，并无个头绪可作纲领。正寻思从那一件事自那一个人写起方妙，恰好忽从千里之外，芥荳之微，小小一个人家，因与荣府略有些瓜葛，这日正往荣府中来，因此便就此一家说来，倒还是头绪。〔2〕
乡野村妇刘姥姥于是堂皇登场，前后三次，进出贵族门第，目睹了荣府由盛至衰的全过程。曹雪芹之所以选取刘姥姥这位小人物来做荣府历史事件的参与者和叙述者，以其不需受任何既定规范限制，惟其小人物，才有大自由，叙述历史，尽可由自己的切身体会出发。
当然，并非任何小人物均可成为合适叙述者。曹雪芹选取刘姥姥，乃因其相对红楼主体贵族文化的边缘地位，所谓旁观者清；又因其女性远亲身份，可进入内院，近距离观察荣府变迁。施叔青选取许情/月小桂，有异曲同工之妙。许情这位边缘人物，作为梨园戏子，地位之卑、身份之贱，无以复加。但他的复杂社会身份，使他能跨越时代——历经嘉庆、道光、咸丰三朝；跨越空间——由大陆泉州三渡海峡至洛津；跨越阶级——上至达官，下至娼妓，均有接触；跨越性别——既为贵人娈童，也是雏妓恩客，而兼有两性的性心理经历。人生体验，于此恐为至极，正如《西游记》让唐僧师徒以男子之身，体会怀孕之苦，非如此不能历经人间诸难，洞察世态人情而至大彻大悟。同时，许情于洛津，本为外来人，却又因其伶人兼娈童身份，行走于官衙内院、商贾后房。许情社会身份的游移不定，一如王维诗《鹿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置观照者于色、空两界之间，两相比照，方能把握色、空相依相存的佛学真谛。施叔青令许情游走于高下、内外、男女两界之间，也是为着能透过许情视角，通过它与社会各阶层人士最为深切的灵肉接触，得以对洛津社会生活实行穿透性的观照。
关于选取历史环境，洛津蕞尔小港，却是经历复杂。近现代史上台湾两次遭受外族侵占：一为十七世纪中叶荷兰在台湾的三十八年殖民，洛津多少受到影响；一是1895年至1945年日本的五十年占领，鹿港与全台湾同受亡国之痛。但洛津亦曾数次为正统汉文化壁垒：郑成功驱逐荷兰人，据台湾，对抗入主中原的清皇朝，洛津成为明郑三代政治文化第二城；1949年国民政府退居台湾，以对抗大陆政权，鹿港亦预其事。凡此种种，使洛津成为多重文化的交汇之处，游走于中心边缘、本土外族之间，具体而微，成为近现代台湾历史的缩影，与中国近现代史的激烈动荡息息相关。
许情与洛津，这两个“下愈况”者，在形上层面上则同为天涯沦落的个体。对两者的描述，既无章可循，施叔青的创作便得大自由。但大自由亦带来创作思想的大困惑与资料搜集的大困难。如同她笔下的许情与洛津，施叔青本人亦是天涯沦落者，半生漂泊于台湾、香港、曼哈顿三岛，游走于东西文化之间。《行过洛津》创作准备期间，她似乎特别急于在类似生命经验中寻求指导。出版于2001年的《两个芙烈达·卡罗》便记录了她这一时期的焦灼与期待。墨西哥女画家芙烈达·卡罗（Frida Kahlo， 1907—1954）亦是一位文化漂泊者，且由于少女时的一次车祸，一生挣扎于生死阴阳两界。生命的大不确定，迸发为对生命起源与意义的叩问。芙烈达的大量自画像，超越了传统的面貌描述，成为对自身身体的血淋淋解剖和呈现。作为女性，经历三次流产而终身不育，她尤其着迷于子宫和婴儿的联系。婴儿的形象，无论是她自身，是她早殇的子女，还是她不忠的丈夫，生活中无法把握，凝定于绘画，成为她破碎生命的救赎。
三、见微知著
似乎是受到芙烈达的启示，施叔青以写作作为居住之地，对她的原生地鹿港开始了文字之旅，对孕育自身生命的子宫作全面探索，以穷究这一方热土在人类生存史上的位置与意义。既是以生命存在的原始形态为起点，数据爬梳便不受限制。举凡正史野史、笔记诗词、小说戏曲、佛经青词、乃至商肆账本、娼家花册，只要是和洛津有关者无不搜罗殆尽。笔触所经，从政治历史、人文地理、宗教习俗、文学戏曲、城镇建筑、海防水利到饮食衣物，无不曲尽描绘。而人物亦是士农工商、优伶娼妓、海盗蟊贼乃至洋夷土蕃，无所不包。
利用文学的特性，施叔青对看来微不足道的事情，详尽描述，处处点明这些细节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与社会各矛盾力量的相互联系。许情三下洛津，自身遭际的变化，和周围环境的改变，反映了洛津的由盛到衰。乌皮看客在戏棚中为伶人争风吃醋，牵动的是商界的势力争斗,引出各商号或正或邪的发家史。疯辉仔在天后宫的义务导览，交代的是洛津的家族谱系，和地方宗族、宗教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同知朱仕光对《荔镜记》的道德改写，则牵涉到政治教化与民俗之争。于是，整体的故事虽围绕许情身世，风情缱绻；细节处却往往风云变幻，提供了多重解读的可能。
这样描写的洛津世俗图画，超越了任何意识形态所能规划的范围。施叔青笔下的洛津，生命形态如此多姿多彩，任何定性似皆为可能，但也必将受到细节的挑战。比如陈芳明教授在前言中提到，当权的同知朱仕光对梨园戏《荔镜记》的道德改写，是“中原文化对移民文化的干涉”。然而叙述陈三五娘私奔的《荔镜记》亦来自中原，《行过洛津》对其来源有如下交代：
传说晚明的文人李贽根据这个流传闽南的民间故事，只用了一个晚上的时间，编写成笔记小说，取名《荔镜传》，梨园七子戏演出的剧本还是按照李贽的小说改编而成的……〔3〕
李贽出身泉州望族，而泉州则是洛津文化的原乡。又，历史上李贽为明代著名心学学者，作“童心论”，以“情”对抗宋明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他的《初潭集》，改变儒家传统，将“夫妻”置五伦之首，强调男女之爱为人伦根本。《行过洛津》所叙《荔镜记》来源，与李贽主张相吻合，应有所本。且《荔镜记》的民间版本最终抵制了士绅的教化改写，是草根民众与李贽以情为本主张共鸣合拍的结果。则朱仕光改写《荔镜记》并非“中原文化对移民文化的干涉”，而是中原文化中理学家与心学家的对抗，是对人间情爱的干涉。《行过洛津》中，施叔青的重写洛津史，并非以台湾文化对抗中原文化，而是以人民自己的版本解构官方正统。
施叔青十七年香港居，结晶为《香港三部曲》，是《行过洛津》的热身作，以小见大的叙事方法，彼时已经形成。但相比洛津，香港的文化渊源稍显单薄，施叔青的千钧笔力，在洛津的书写中更有用武之地。《行过洛津》是《台湾三部曲》的第一部，我们期待着第二部、第三部的出现。并不指望赏心悦目，因为会有血、会有泪，母体被肢解，婴儿被割裂，但虚构情节后的历史，会脱离任何意识形态的框架，真实到近于残酷。
五千年的世界文明史，有太多的血腥和纷争，有太多的失望与无奈，但我们仍然爱着这个世界和它孕育的生命，祈望它变得更适合于人类与万物的和谐居住。为着这个目的，我们需要用自己的眼光来了解，用自己的文字来把握这个世界和它的历史。这应是施叔青写作《行过洛津》的初衷吧？
注释：
〔1〕陈寅恪：《寒柳堂集·论再生缘》，上海古籍出版社1890年版，第94页。
〔2〕（清）曹雪芹：《红楼梦》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94页。
〔3〕施叔青：《行过洛津》，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30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