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6期
现代困惑与乡村悲情
作者：卢元伟 董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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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权向乡村的渗透是二十世纪中国一个十分重要的历史现象，其缘起是1903年的清末新政，到1950年代的集体化运动之后告一段落。在这个过程中，国家逐渐成长为一个巨大的利维坦，没有任何力量可以对之进行制约，乡村和农民被紧紧地捆绑在国家前进的战车上。
对于这个历史现象的成因及其合理性，邹谠先生在《中国革命再阐释》一书中给出过一种理论解释，他认为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内忧外患，使中国处于一种全面的危机之中：旧的制度已被打碎，新的体制尚待建立，整个国家处于一种分崩离析、支离破碎的状态，因而不得不任人宰割。中国人由此意识到，要实现民族复兴的梦想，就必须强化国家对社会的控制，以国家权力整合全社会的力量，达成富国强兵的目的。邹谠先生将这样一种政治观念定义为“全能主义政治”。而国家权力向乡村的渗透，自然是“全能主义政治”的应有之义。此外温铁军先生在《解构现代化》一书中，通过另一种途径阐释了大致相同的命题。他认为作为一个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工业基础非常薄弱的国家，尤其是在全球范围的殖民主义经济体系业已建立之后，中国要完成现代化所必需的原始积累，似乎只能把手伸向乡村和农民。
张鸣教授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一书，则以一种实证主义的方式对上述理论观点提出了批评和质疑。
张鸣先生首先通过对一部清末“村图”的解说，向我们展示了一幅传统乡村的社会图景。他认为，传统意义上的乡村基本上处于乡绅主导下的自治状态，“乡绅无疑是乡村政治的中心，农民自然对这些人有仰视之感，而上头的政权在处理所有涉及乡村的政务时，也首先要顾及他们的意思”。这并不意味着国家政权对乡村政治完全不发生影响作用，不过“乡绅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基本上能达到某种平衡，国家默许乡绅对乡村某种形式上的实际控制，而乡绅也尽可能地维护国家的权威，保障国家权力的行使”。他还进而指出：“传统乡绅在乡村的作用，一般是通过软性和间接的渠道实现的，他们的权力属于文化权威，来源于农村共同认可的文化氛围和资源，他们既不是村民的代理人，更不是经纪，甚至不能说是村民的管理者。拥有正统的、道德性的文化知识，和保持一定的道德权威，无疑是他们实现对乡村权力控制的必要前提。”既然传统乡村社会主要是靠着乡绅阶层的文化权威和人格感召维系的，而且一般农民也对这种政治基础表示认同，因而乡村社会通常呈现出一派田园牧歌般的安详与宁静，犹如沈从文笔下的边城，一切都是温情脉脉的，没有残酷的阶级对立，也没有你死我活的斗争。
然而自清末新政以来，国家开始了一场以现代化为导向的制度变革。这项制度变革最明显的标志之一就是地方自治的内涵变化。根据清政府1909年颁布的《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和《城镇乡地方自治选举章程》，“乡镇的自治机关所管的事情几乎无所不包，大大地突破了太平天国之后办理公益的范围，从兴学办学的学务到公共卫生，从道路水利到农工商务，从整顿集市到筹集款项，即使衙门专管的诉讼官司，往往也会插上一脚”，于是地方“自治机关变成了这样一种东西，凡是从前官府管的它都管，从前官府不管的它也管，乡绅或者说村社精英的权力第一次不仅被公开化而且制度化，而且是被朝廷以法典的形式制度化了”。
张鸣先生认为，这种国家主导下的地方自治改革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乡村社会的面貌。一方面随着半官方化自治机构权限的不断增加，少数村社精英的权势空前的膨胀，他们常常与政府官员相勾结，以暴力方式来推行地方政务，使得原来以文化道德认同和人际关系和谐为纽带的传统政治基础不复存在，同时造成乡村内部政治关系的严重失衡；另一方面大量半官方化自治机构的存在，导致全社会行政管理成本的急剧增加，而这种行政成本的增加最终又被政府以各种方式转嫁到本已凋敝不堪的乡村头上。于是两个十分严重的消极后果不期而至：第一是乡村精英阶层的劣绅化，第二是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全面破产。
此后无论是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政府，都无一例外地延续了清末新政开启的国家政权下移之路。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权力向乡村不断渗透的同时，国家权力本身也处于不断异化之中。长期的军阀混战导致了中央政府权力的式微，国家政权实际上完全控制在军人手中。那些军人政权为了巩固自己的势力范围，对乡村采取了更加赤裸裸的、竭泽而渔式的掠夺，彻底撕掉了原来蒙在乡村政治身上的那层道德面纱。张鸣先生将这种嬗变形象地称作“军刀下的政权下移”。这种权力下移进一步加速了农民的贫困和农村的破产，进一步败坏了原本纯朴的乡间民风，却未见得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有何裨益。张鸣对此的解释是：“基层政权和枪杆子有了前所未有的亲和，从而极大地损害了农村原有文化氛围，使乡村权力从文化性质转向武化。不仅摧毁了原有的道德氛围，而且损害了乡村的文化网络。在这个打着现代化招牌的军事化进程中，原有的民间社会空间受到了国家政权的全力挤压和侵蚀，通过这种挤压和侵蚀，实现国家政权的扩张，最大限度地将农村的资源集中到国家政权手中，以实现所谓的‘富国强兵’的目标。这种趋势虽然没有将民间组织完全驱逐出局，但毕竟将农村的自组织系统摧残得七零八落，农村原有的互助、宗教、公益、自卫以及娱乐的功能大面积萎缩。”至此，“清末以来的政权下移，终于走到了它不应该去的地方，脱离了原来的现代化目的，走到了其反面”。
应该指出，张鸣先生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的描述显然存在着过分理想化的倾向。他从批判现实的初衷出发，难免对“前现代文明”持有一种“同情之理解”，所以很自然地吟唱出一曲传统乡村的末世挽歌。然而张鸣先生对近代以来国家政权向乡村渗透过程的细致描述和深刻反思，无疑向人们揭示了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症结所在。这里亟待澄清的两个问题是：第一，中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实现现代化，而在于以何种方式去实现现代化。第二，中国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要不要强化国家权力，而在于如何防止国家权力的异化。这两个方面归结到一起，就是如何解决国家权力扩张和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利益共享问题。如果这个过程被一部分人或者某些类群所操控，所产生的利益被一部分人或者某些类群所独占，其失败的结局将不言自明。
历史的事实正是如此。张鸣先生在书中告诉我们，在近代中国这个历史舞台上角逐的各派势力，为了自身能够立于不败之地，都将手伸向了乡村，通过从乡村掠夺的资源，来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们都把乡村当成了自己的金矿，不择手段地加以开采，直到乡村的最后一滴财源被榨光为止。晚清政府、北洋政府、南京政府、汪伪政权、山西的阎锡山、广西的李宗仁莫不如此。我们不能说他们的政策完全没有积极的诉求和积极的影响，但是从晚清至民国，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始终举步维艰则是不争的事实。
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国民党政权逃到台湾以后，曾经在1950—1970年代实施过一个“经济复兴计划”，通过牺牲台湾南部的农业经济来推进北部的工业化，结果伴随着短暂的经济腾飞，台湾岛内南北两地的社会经济形成巨大反差。民进党正是利用了南部农民对国民党的反感，使南部地区成为了自己的票仓，最终迫使国民党继丢掉大陆之后，又丢掉了台湾〔1〕。
邹谠先生发明了“全能主义政治”这一理论概念，同时他对这种政治观念的局限性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在论著中一再强调：“全能主义政治”作为一种应付危机的权宜之计，未尝不是一个合理的选择，但是一旦危机解除，就应该立刻放弃“全能主义政治”。从那些后发国家的现代化经验来看，国家权力的扩张与渗透是一把双刃剑，如果运用得好，它可以有效地整合各种社会资源，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如果运用得不好，它可能导致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全面专制，破坏社会经济发展的自然生态，扼杀社会自身的发展活力。这个看法值得那些热衷宣扬“国家主义”和“新专制主义”的人三思。
（张鸣：《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1903—1953)，广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注释：
〔1〕王建民、刘红、曾润梅：《国民党下台内幕》，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第82～8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