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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真相》（选载之一）
作者：高宗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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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高宗武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日关系的重要参与者和见证人。1942年5月至1943年2月，他在美国华盛顿家中完成回忆录《日本真相》（英文稿易书名《深入虎穴》）。曾经好友胡适审读，并提出修改。后屡次与美国出版商联系出版均未果。英文稿《深入虎穴》乃送胡佛研究所保存，而中文原始手稿则一直由高氏自己保存，绝不示人。1994年9月24日高宗武病逝，手稿则由其遗孀沈惟瑜接管。2004年沈惟瑜病逝，手稿由其孙子高昕继续保管。今年初，《书屋》杂志与高昕先生取得联系，他欣然将经过夏侯叙五先生整理的手稿交给《书屋》选载，并同意列入“书屋文丛”出版。
本期选载的“汪精卫出走之后”，系指1938年12月汪精卫从重庆出走，潜往河内前后一段错综复杂的历史情形。
高宗武 著 夏侯叙五 整理 注释
汪精卫的出走到现在为止，尚是世界上一个谜。许多美国朋友问我：何以他会出走呢？
那时，汉口、广州相继陷入敌手，当时国际间的援助，除了美国在各种担保之下的二千万商业借款〔1〕之外，别的一点声响也没有，在上海的美国人坦白地说：“同情是当然的，可是替你们打仗，那是不可能的。”我所居住的香港，当地英国政府对于日本人也十分迁就。当时有一些朋友非常忧虑，认为这样下去总非办法，至少有部分人怀疑抗战的前途。这时，日本人说愿意与中国了此战局，但要汪精卫出来主持，托我一位最亲信的日本朋友〔2〕来向我表示，我就写了一封信给汪精卫及我的几位朋友。他们来信说，可以出来主和，但要日本说出具体的条件来。本来日本人最喜欢谈原则，不肯拿出具体的条件来，这一次日本人竟明白地答应说出几个条件来，而以汪本人公开主张和平为主要条件。汪本人呢，我公平地说，开始也并不是反对抗战，不过他看这样的抗下去，国际间的援助又是未知之数，结果非把中国抗完不可。最低的限度，在我所知道的范围之内，他的动机似乎尚没有非国民的动机。他也曾为革命运动做过刺客，冒过他人所不敢冒的险，我和他在政治上现在虽已分了手，同时我对他现在所做的事完全反对，但我对他个人不愿加以不必要的批评，或者这样的说，一般人看起来，一定以为我替汪辩护，替自己解释，这我也只好任人家批评和解释。
我对汪的出走，负七分之一的责任，我应该承受一切的错误和责备，我本身之被这位朋友欺骗，更要负百分之百的责任，因为我太不够聪明，天天和日本人一起，结果还是受骗。这位朋友的姓名恕我暂不披露，因为我的个性，不愿冤枉任何一个人，就是敌人也一样。这位日本朋友之欺骗我，尚只不过是嫌疑，并没有十分证实，所以我不愿把他的名字说出来。退一步说，或者他来骗我，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在日本这样的事情并不稀奇，而且后来他也是劝我走开的一个人，所以我在道义上有替他留点余地的义务。
汪的出走，重庆方面的蒋介石完全不知道，汪出走之前，也没和蒋谈过，当时除了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曾仲鸣（汪之最重要秘书）等几人之外，连林柏生、褚民谊都不知道。当时有谣言说汪的出走是得到蒋之许可；也有人说蒋、汪是唱双簧的。日本方面对此说更是盛传，或者是日本人故意制造的。当时还有人说，汪出走的原因，是他在政治上不得意之故。这些全非事实。我特此再说明一声：汪的出走，蒋是完全不知道的，这是我对国际上应该负责声明的。
汪本来和近卫〔3〕约好，汪公开主和的通电当在近卫的宣言之后，后来因为蒋介石突然由前方回到重庆，汪恐被蒋发觉，走不成功，行期遂展缓数日。近卫本定12月14日由东京赴大阪公会堂演说，乘机将宣言的内容说出来，可是因为汪不能如期出走，近卫亦遂托病改期，对外宣称重伤风。这都是日本少壮军人今井〔4〕上校的设计，一纸少壮军人的电报，就可以令近卫称病不出门，不理国务，就一国的首相资格而论，近卫已犯了日本传统上所称的欺君之罪。
为什么汪出走前要近卫发表宣言呢？这一点据梅思平〔5〕对我说，汪精卫左右有一个十分重要的人，这个人〔6〕的姓名恕我姑且不发表，这个人当时的意见是：主和是可以的，但必须是日本先发表中日和平的具体条件，同时这条件和宣言要在日皇主持的御前会上通过。这个人所以这样主张，第一，这个人也极端地不相信日本人；第二，这个人以为日本的皇帝可以镇压日本军人的无信，御前会议决定的东西，日本军人赖不了。这是此君对日本情形的隔膜，把日本皇帝的力量看得太大，其实呢？日本军人表面上对皇帝十分恭谨，而内心呢？也和对付傀儡政权的傀儡差不了多少。日本的皇帝这十几年来很走运，十年以前皇帝的威风远不及今日，但若说日本人人会替皇帝去死，这句话要修正，我亲自听过好几位日本同学骂天皇是无用的东西，只消费不生产，也有人主张把他赶走。
汪出来第一个目的地是安南〔7〕的河内，当时和汪一同飞出来的有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曾仲鸣、陈璧君等五人，当时我正在香港，中间一切消息，都由梅思平传话。12月29日，陈公博、周佛海、陈璧君、陶希圣由河内坐船抵香港，住在九龙约克道五号，当时我住在九龙林肯道六号，陈等带来汪所亲拟的公开主和通电〔8〕，汪写明白不许增一字，也不许减一字。汪的老友顾孟余君极端反对这个通电，主张不用发表，他的主张非常激烈，申明若不听他的话，则从此断绝朋友关系。我对于这宣言的内容也极端不赞成，这宣言是在河内拟的，我并没有参加意见，内容的确不大妥当，但是汪氏的意思不许增一字，不许改一字，所以我也没有办法。然而因为顾的反对，这宣言也搁了一天，因为要向汪请示，应否不发表，汪来电说仍旧要发表。汪之所以要发表，大概因为近卫的宣言既由他而来，他若不发通电，则反为不美，同时也是失信的。
他们在出走之前，据他们事后告诉我，彼此互相约好几点：（一）不攻击政府；（二）不入沦陷区域；（三）不和日本人发生经济上的金钱关系；（四）不做于整个国家不利的任何举动。在汪的通电发出之后，没有多大影响，当时他们决定静观，不做任何举动。
我于1月下旬奉汪电召赴河内见他，我在河内期间，有时候住在Metiopolitan Hotel，有时候住在汪之家内。汪在河内的住宅，可以说非常之简单，一切用具都是最便宜的东西，十足的表现难民的色彩。我在河内住了两星期，每天和汪的谈话时间平均有四小时，汪在那时候任何客人都不见，所以我们谈天的机会很多，有一句话，汪前前后后问过我不止三四次：“日本人的诚意如何？”我的答复：“至多只能把它当百分之四十看待。”关于这个问题，汪每次问我的话都是一样，我每次答他的话也是一样，可以说一个字也不改。他写了好几封信〔9〕，要我替他到日本去一次，试探日本方面的真意，信上的措辞也很大方。这我当然义不容辞，并商决和日本人谈话的要点，劝日本从速和中国政府恢复和平，同时信中也说明中国人之所以如此苦战，力抗日本，完全是日本遇事太无信用，为国家之生存计不得不战。
我从河内回来之后在香港住了几天，于2月14日由香港乘热田丸号到日本去，汪和我相约他的行动，是视我到东京后，打听东京的意见明白之后再作决定。在我旅行期间，他决定在河内静居。当时关于汪的行动，有许多主张，一部分人主张他先到欧洲去暂住；一部分人主张他到香港暂住；一部分人主张仍旧在河内静居，但是没有一个人主张他到上海去的。
我于2月20日由香港直接到长崎，日本方面派我的老朋友犬养健（前日本宰相犬养毅之子）到长崎来接我。我到长崎之后，第一个我要去看的人是我的同乡前辈黄群〔10〕先生，二十年前在北京住过的人，或者知道这位黄先生。他是旧国会议员，梁启超做财政总长的时候，他是梁的最重要的顾问；他是研究系中最重要的一员。后来因为政治上的不得意，回到上海做生意，在上海开通易信托公司，自任总经理。1936年初夏，因为他的公司破产，就跑到日本去了，一直住到中国战事发生也没有回来。说起来，他干政治、做生意，都失败的，但我对他倒是非常尊敬，并不以成败论英雄的方法来看他。他住在大滨，是长崎县的一个镇，就在云仙山下，面海背山，风景绝佳，于是我就约他到云仙山上一家旅馆见面，当天晚上我们就住在那里。吃完晚饭之后，我就和这位黄先生在我寝室内谈天，一直谈到深夜四点钟。当天晚上我和他决定两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