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关于《日本真相》的撰写及出版
作者：高 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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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战争期间，隐居在美国华盛顿的高宗武先生撰写的回忆录《日本真相》，尘封六十余年之后，现在终于有机会公开出版，应该说这是一件好事。作为高宗武的孙子，我愿借此机会，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日本真相》（英文稿名《深入虎穴》）的撰写以及出版波折的背景情况，如实地提供出来，或许能为治史者起到一点参考作用。
1994年9月24日，爷爷高宗武逝世；2004年3月26日，奶奶沈惟瑜逝世。二老去世之后，家人在清理遗物时，发现了大量的文电手札（日记）及照片等新史料，更让我们惊奇的是，发现了他撰写的回忆录《深入虎穴》（Onto the Tiger's Den）的英文打字稿本两份。一份是用硬壳布面包装，另一份则尚未装订。之后，我们又发现他手写的中文初稿（即原始稿《日本真相》），约十五万字，内容比英文稿更为详实丰富。可能由于时代背景的关系，有些内容当年未被译成英文。
爷爷和奶奶生前都未曾提及此书稿。通过阅读他们的日记和来往信函后，才知道爷爷的著书、译书以及出版过程中的一波三折。
与美国作战情报处合译的英文稿（第一版）
爷爷写作开始于1942年5月27日。当时新上任的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建议尽快赶在珍珠港事件一周年之际出版，并答应对爷爷本人及在华亲属的安全负全部责任。爷爷下笔后，便欲罢不能，到1943年2月完成了中文稿。魏大使介绍美国朋友约翰·库尔格伦（John Kullgren）帮助编辑此稿，并联系出版。库尔格伦当时在美国作战部军事情报处工作（War Department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 Division）（作者注：War Department在二战期间统辖全美国除海军之外的一切军事行动，该部部长是内阁成员之一。美国国防部是在1947年才成立的）。库尔格伦曾在中国住过十几年，能说中国话，也会读中文。他住在华府，和爷爷奶奶是朋友，经常往来。在他的帮助下，爷爷与美国作战信息处（United Stateds of America 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简称O.W.I.）签订合同，将中文稿译成英文。负责该项工作的是林白乐（Firse Lieutenant Paul M.A.Lineberger）。主要翻译官是陈爱丽（Ai-li S.Chin）。该机构除了提供信息外，也做配合战争所需的对内与对外的宣传。林白乐在1943年6月4日给爷爷的信中，曾讲述了这项翻译工作的性质。他写道：“陈夫人已经开始翻译你的书稿。她是一个非常聪敏、能力很强的年轻女子。她很快投入翻译。我告诉她，这些资料必须视为秘密军事情报处理。她的丈夫是一位美国政府的雇员，她要求能允许得到她丈夫的帮助。我认为应当同意，但是我要陈夫人写一备忘录给你，现附上。如蒙同意，请打电话告诉我。”
陈爱丽曾告诉爷爷，她深知保密的重要性，因为她在沦陷区上海也有家人。她的丈夫陈郁立先生（Robert Chin）出生在美国，就职于联邦通讯部对外广播处，专门研究和分析日本内外的广播节目。他对翻译的质量提供了很多帮助，尤其是将当时译法很不统一的日本的人名字翻译得比较准确。文稿译出后，时任O.W.I.太平洋海岸分处主任的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Director，Pacific Coast Branch）也很感兴趣，提过一些修改建议。在美国国务院任职的另一位老朋友劳伦斯·索尔兹伯里（Laurence E. Salisbury）也很关心并鼓励尽快出版。这一工作进行到八月，正在联系出版商时，忽然接到O.W.I.的通知：“国会取消了O.W.I.在国内宣传的权力，不能以官方名义与出版机构签订合同，所以不能用任何方式促成该书的出版。”因此，O.W.I.在履行了翻译合同后，没有再过问本书的出版事宜了。
斯塔尔参与编辑的英文稿（第二版）
斯塔尔先生（Cornelius Vander Starr，也称为史旦，1892—1968）大名鼎鼎，是个传奇人物。1919年，他带着全部家当美金一万元，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到上海推销保险。他于1921年开创了亚洲人寿保险公司（Asia Life Insurance Company简称ALICO），十年内便由上海扩展到东南亚各国。二战后，他回到美国，收购了许多保险公司，并在美洲、欧洲、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设立分行。1951年亚洲人寿保险公司改名为美洲人寿保险公司（American Life Insurance Company简称仍为ALICO）。斯塔尔先生还是个著名的慈善家，他于1955年就出资建立了斯塔尔基金会（Starr Foundation）。从那时起到今天，该基金会为亚洲的教育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上世纪六十年代，他创立了控股公司美洲国际集团（American International Group，简称AIG）。
日本侵华战争使斯塔尔先生在上海的保险事业一度陷入困境。幸有当时浙江兴业银行总裁徐新六先生的帮助，才渡过难关。所以斯塔尔对徐先生感恩戴德。徐新六先生遇难后，斯塔尔对其子徐大春百般照顾，优礼有加。爷爷在上海时，先与徐新六先生相识，并成为好友，继而又与斯塔尔先生相识。斯塔尔先生除了做生意有方之外，还热衷于新闻业。1931年，他在上海创办了《大美晚报》（Shanghai Evening Post and Mercury）。该报曾不留情面地揭露了日本扩张主义，致使其一名编辑遭到枪杀。
1943年8月25日，爷爷在斯塔尔先生当时的办公处——纽约市第五大道101号拜访了他，并告知写书一事。斯塔尔对此极感兴趣，希望尽快看到书稿，并当即邀请爷爷到他的农庄度周末。临别时，斯塔尔将爷爷送至大楼的门外。爷爷几次三番客气地请他止步，不要再送，但斯塔尔一直坚持，并很幽默地说，如果我不送你到门口的话，我就白在中国呆那么多年了。当时门口挂的招牌是Starr，Park & Freeman，In,. C.NY（斯塔尔、帕克、福瑞曼有限公司）。同时，也是《大美晚报》美国办事处的所在地。
爷爷回到旅馆后，马上打电话给在华盛顿的林白乐，请他将书稿用快递寄到纽约。第二天上午十一时，书稿即被送到。中午，爷爷请斯塔尔先生到旅馆共进午餐，并将书稿交给他。午餐期间，斯塔尔先生看了爷爷写的序言，马上坦率地指出，序言写得太客气，太中国味，解释自己太多，美国人不会感兴趣。
29日，爷爷会同胡适、徐大春先生等人乘火车抵达布鲁斯特（Brewster），然后改乘斯塔尔的汽车抵达农庄。这是一个占地一百七十五英亩的大农场，三名花工、两名厨师均是中国人。在此次会面中，斯塔尔先生说：“如果你的书未经修改就出版的话，你将来一定很会失望。”
第二天，他对爷爷说，他要组织一些人来编辑这本书，出一本好书。他推荐芙瑞妲·奥特丽（Freda Utley）小姐负责编辑，并请《大美晚报》编辑利夫（Earl Leaf）协助。
奥特丽出生于英国，毕业于伦敦大学历史系，参加过英国共产党，1930年到苏联，曾在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政治研究所工作，并与俄国人结婚。居住莫斯科六年，曾和其夫去日本呆了一年。1936年，其夫被关进苏联集中营。此后她便携幼子回到英国。1938年，她作为伦敦新闻记事的通讯员被派到上海。她1939年到美国，前后出版过China at War（战火中的中国，1939）和Last Chance in China（中国的最后机会，1947）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