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这“缺德”非那“缺德”
作者：程 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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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眼看日本》这部书稿初成的时候，中日关系还没有像眼下变得这么复杂，那时有人看过，曾担心书中对日本文化心理特征的概括与归纳会“无事生非”，恐于中日友好有碍；而后来，到中日关系逐渐显现出冷却与僵持的迹象以后，又有人觉得书中的语气还不“强硬”，似乎“火药味”可更浓烈一些。同一部书稿时隔不久会有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自己也禁不住感慨。在眼下习惯于“跟风”、热衷于“炒作”、不太情愿冷静思考与据实说话的时期，想平心静气地谈点个人看法是多么不容易！不过，这种种反应倒让我对当初构思本书稿时的角度与立足点更自信了，因为想写这本书的初衷，就是为了提醒中国民众今后对日本文化传统与中日关系的认识应该力求理智与务实，避免过于感情用事而左右摇摆，推动中日两国之间相互理解的程度能够较前深入一步。
写《裸眼看日本》这样一本读物，在一定程度上是本人近年来梳理战后日本的中国学发展轨迹，特别是选译十卷中文本《竹内实文集》的副产品。日本著名的中国学者竹内实先生对中国社会与文化传统抱有深深的依恋之情，终生孜孜不倦地研究并热衷于向日本人介绍中国，而他最著名并发人深省的命题却是认为日中两国之间“友好容易理解难”，这无疑是其深切感受到日中文化传统巨大差异的肺腑之言。竹内先生这一看法也使我时时回顾自己以及众多中国人对日本国情及其文化传统的看法，觉得实际上与日本人对中国似是而非的理解程度差不到哪里去：虽然中日两国常把“一衣带水”的说法挂在嘴边，但彼此对对方的印象却经常好恶溢于言表，对那里的实情及其文化传统的特征并未了然于心。中老年中国人一提到日本，都不免义愤填膺，昔日所受的伤痛同与之修好的意愿相互纠缠，难解难分；青年人喜爱日本电器等产品精致轻巧，可实地去感受过的，又大都抱怨那里人情淡漠，好奇的热情随之降温。因此，虽然近年来中国留学生或东瀛华人的出版物逐渐多了起来，专门研究日本问题的学术论著更是分门别类地日趋详尽，但是，能够向一般中国民众既言简意赅又雅俗共赏地介绍日本人文化心理基本特点的书，还是少了些。受竹内实先生不懈地向普通日本人描述与剖析中华文化传统的启示，我逐步形成了一个想法：应该写一本最好像剥茧抽丝那样由表及里，最终能够通俗易懂地搔到日本民族心理传统“痒”处的读物。
古人云：“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自近代贫弱挨打以来，中国人被逼不得不时时反省自责，相比之下对加害者的真情实况的认识与理解却往往以激愤代替理性，既不准确也不透彻。以前对日本国情及其文化传统的看法是这样，如今对欧美发达国家的想象也难免“神话”的成分。如前者，中国受其欺侮近百年，至今似乎还没有出现像美国学者的《菊与刀》那样影响广泛的著作。读《菊与刀》，觉得其最突出的特点是：尽管美国人也曾因太平洋战争对日本耿耿于怀，但作者并不热衷于批判日本文化传统的病态，揭其“痛”处，而是能够比较客观地整合种种材料，以相对冷静的态度求其触及日本传统心理的某些“兴奋点”，进而概括出了日本人既谨慎又残忍、既优雅又冷酷，所谓“两极并存”的心理结构。这显然是作者基于欧美近现代二元论哲学观念得出的结论。正是如此客观冷静的态度，使其有可能成为战后美国人占领与管理日本的有益借鉴。
实际上，解析任何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都不应仅仅局限于某种单一的视角。如今《菊与刀》问世已有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早该将近百年来关于日本的恩恩怨怨沉淀成对东邻文化传统的冷静认识，升华成毫不逊于甚至比欧美学者更为深刻的看法，这是中国人为中日两国真正相互理解应有的努力。
中国人立足于自身文化视角来解析日本文化心理传统，无疑应该以华夏的伦理文明作为参照系。这种不同于欧美人的角度，将使世界的“日本人论坛”多一种中国的声音，使其显得更加多元，也更加丰满。
世界各种宗教都曾传入中华大地，但中华民族以血缘宗族为基础的世俗伦理文明，毕竟是与西方宗教文明反差最大的文化类型之一。日本作为东亚国家，也接受过中国典章制度甚至儒家观念的影响，可从我在日本的实地感受来说，总觉得日本应该划归为与中国宗族伦理文明有别的另一类文化传统。这就像中国人不可以自以为是地将所有东亚邻国都归为“儒家文化圈”一样，必须承认人家各有自己的独特本质与风貌。回顾历史不难明白，宋代理学成型是华夏传统最典型的阶段，那是中华伦理文明的成熟形态。这一境界的实现意味着中国“文化”型社会的形成，反过来也意味着其“武化”优势的丧失，借用当前的流行词就是“软实力”日厚而“硬实力”变弱。上自“五胡乱华”，后来宋朝灭于金、元，和明朝灭于清等等，都是中国历史大视野中弱“文”败于强“武”的例证。相比之下，日本作为比华夏后起的民族与国家，在走过了渗透在《源氏物语》或《枕草子》等古典名著中那种“原始”淳朴的情调之后，到“中世”镰仓幕府武士阶层形成，日本历史似乎开始竭力找补像中国早已超越的春秋战国、楚汉相争甚至三国分合等尚武的阶段，逐渐凸现出了“武化”文明的特点。正如一位台湾同胞在回忆父母一辈通过日语所受的殖民式现代教育时，认为那种教育是一种“强者逻辑”的教育：国家必分强弱，弱小国家理应接受强大国家的掌控；文化要分先后，落后文化理该接受先进文化的同化；人种定分优劣，劣等种族理当接受优秀种族的宰制。这种意识形态在日本帝国的殖民地教育体制里，以现代化做包装，灌输到了那整个世代（郑鸿生《大陆想象》，《读书》，2005年1期）。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日两国文明演化进度的巨大时间落差，使彼此根本无法进行围绕同一主题的平等对话。日本文明长期信奉的是实力原则，不太懂得也不愿承认即使弱势民族也有“面子”即自尊的权利；中国人鄙视日本侵略军蛮不讲理称其为“鬼子”，但又无法靠伦理道德的说教使侵略者停止与改悔罪恶行径。这好比中国俗语所说的“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因为二者心目中的“理”根本就不一样，犹如牛头难对马嘴。
说日本文明历来专注于经济与军事实力而不太看重伦理道义观念，并非是作者的第一发现，早就有日本学者揭示过日本民族的“实体性”、“实在性”或“本原性”传统思维类型。说得通俗一点，日本人的心理特征就是习惯于“就事论事”，而不太喜欢像中华民族那样关注某一事物对于人的利弊、利害甚至是善恶之类形而上的伦理观念，也不像中国人那样热衷于家庭情义。如果说中国词语“德才兼备”是以“德”字当先的话，那么日本传统则视“才”即真才实学为人品名声、社会秩序的首要尺度。从总体上看，就中国文明信条的仁、义、理、智、信这“五常”来说，日本文化传统大体上后三者发展得比较充分，前二者则相对淡化与薄弱。将中日两国心理传统的这种差异加以比较，也许只有中国人常讲的“缺德”一词，最能简捷、恰当地反映出中国人心目里日本文化心理传统的基本特征。
应该提醒的是，这里用来描述日本文化传统特征的“缺德”一词褒贬色彩应该是中性的，并不含有中国人嘴里常带有的那种鄙视意味。日本人因“缺德”而看重实物与实力，曾是其民族后来居上的主要精神推动力。像他们没有“家族王朝”的宗族政治意识，除象征性的天皇高高在上之外，任何人都可以轻易改名换姓，投靠强势集团，并凭自身实力继承与掌握各种实权。“挟天子以令诸侯”乃是日本历史的常规，很少像中国因改朝换代的“易姓革命”而社会大乱，民族内耗比较小。另一方面，由于看实际事物重于人际伦理观念，虽然家族温情比较淡漠，但他们热心一切外来的“奇技淫巧”，唯恐学得不精不细，丝毫没有什么“数典忘祖”之类的“面子”意识。这使日本民族能够彻底奉行“拿来主义”并促其国势迅速增强，在外人看来就是“船小好掉头”。不过，这种曾使日本国民与历史获益匪浅的心理特点一旦无限制放大与延伸到国外，则只能招致殊死的反抗甚至酿成包括本民族在内的世界性历史灾难：强势扩张者觉得恃强凌弱乃天经地义，可遭受侵略的人则不惜同归于尽。如此水火不相容的窘境曾使当时许多日本人莫名其妙，直到战败后才有人真正悟懂，“财大气粗”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肆意妄为，明白了一个民族也要才德兼顾，才能够具有真正健全文明的道义原则。可惜的是，正如所谓“秉性难移”，至今仍有某些日本官员在谈论靖国神社时认为，“向那些为他们的祖国献出宝贵生命的人致以最高敬意，这是任何国家都不会禁止的”，却不问这些人所奉献的“国家”当时对外行径是否有悖于国际道义。这也让人联想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获得各国民主势力广泛支持的反对“安保条约”的斗争，当时中国人大都视之为日本民众反抗美帝国主义的正义感，但后来听说，其中有不少人参与那一斗争，主要还是因为日本政府和议会在批准“安保条约”的过程中违背既定的法定程序，未必全都是反感于美国的“保护伞”。同样，近年来的东史郎诉讼案，也是因原告认为东史郎的战时日记关于“南京高等法院门前水塘”的记述不准确才引起的，争执的焦点并非像中国人想象的那样集中在南京大屠杀的总体评价上。这会使人想起中国“微言大义”的说法，与中国人热衷于追索“大义”的心理倾向不同，好像日本人大都关注“微言”本身似的。这种个人“重才轻德”、重“微言”而不重“大义”的文化心理传统若扩大到国家或国际事务，常常使日本民族很难把握世界大局中“势”与“理”二者的平衡关系，往往是明于“势”而暗于“理”。这也许便是日本人人勤勤恳恳、兢兢业业，但整个国家竟难免在国际上“跌大跟头”的主要病根。
显然，像文化心理传统这样一个源远流长又涉及广泛的话题，不能不从种种日常习惯、社会场景甚至是自然条件着眼与着笔，才可以生动形象而避免枯燥并具有说服力。为此，本书采取了先介绍日本的风土人情等自然、历史条件，再谈那里的文明教养特征，最后才探究何以日本军队当年那样残酷无情而战败后仍有人缺少罪恶感。这样一种从景观到心理、由表及里的循序渐进思路，意在使本书深入浅出，浅显而不浅薄。
回顾战后中日关系的曲曲折折不难明白，要兑现使加害人与被害者“相逢一笑泯恩仇”的美好前景实非易事。同样，所谓“友好容易理解难”也并非是不愿意或不可能友好，而是强调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真正友好的艰巨性。真正友好当然要尽量避免互戳伤口，但也不意味着“王顾左右而言他”似的无关痛痒，彼此都应该冷静、理智地看待对方的优劣长短，如此才能争取形成“和而不同”的正常关系。鉴于目前的中日两国关系还难说很正常，《东京新闻》在今年新年过后发表一篇名为《中国是威胁吗？——写在新年伊始》的文章，其中说：“部分日本人不大清楚，日中之间有着久远的交流历史，‘一衣带水’、‘同文同种’等形容日中亲密关系的词汇也很多。但是，中国与日本不仅政治体制不同，在文化和社会情况方面差异也很大。虽说‘同文’，但同样一个词所蕴含的意义是不同的。”这种提醒不也适用于中国么？总讲中日文化传统的相同之处会使人变得一厢情愿，客观正视彼此的差异也许可以让人摆脱奢望与幻想，更现实地谋求两国关系的更好前景。
能够说明中日并非“同文同种”，近日又有了新的例证：两部日本题材的电影《狸御殿》和《艺伎回忆录》不约而同地找了中国女演员担任主角，但听说她们在日本遭到了异口同声的否定，无疑是因为表演得不像日本人。中国观众对这两部电影的反应还没有听到，我看过之后则与日本观众有同样的感觉。这实在是因为演员与普通百姓一样，举手投足无不带有本民族文化传统的基因，要装扮成异族人谈何容易。只可以拿这两部影片去糊弄那些分不清日本人还是中国人的欧美观众。电影导演如此选人，应看做是日本当今缺少世界知名影星的临时替补办法，但愿以后莫再因为文化上的无知出现类似的尴尬与不伦不类。
这一艺术上的失败，又让人想起了那句老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裸眼看日本》，程麻著，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