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诗人王小波
作者：蔡禹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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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没有读过王小波的一行诗（尽管他是写过诗的），他是不以写诗而名的诗人，我的意思是——他的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中的诗篇。在中国现代文学中，显示出天分的作家也并不是特别罕见，但由于许多人缺乏主见，消耗掉最初的热情后就逐渐地平庸起来。青年时代我们大概都有过广泛阅读中外小说诗歌的经历，但我逐渐地感到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是在浪费时间，不过王小波是例外，对我来说能够常读常新的似只有王小波一人。当然并不止于他的小说，他的随笔中有某些令人震惊的东西，这是只有罗素那样深刻的哲学家才有的本领，而在中国当代作家或思想者的文字中却很罕见。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我们读到的是缺乏历史反省的肤浅的文学——尽管在当时也被传诵一时，原因是它们的作者都没有深刻的历史眼光。这种夹生的状态甚至在许多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以思想著名的思想家那里也存在。我们现在读那些曾影响新时期文学的美学家（如朱光潜、李泽厚等人）的著作，能明显感受到极左时代的强大话语对他们的蛊惑。
王小波的可贵处首先是他作为文学家中天才诗人的立足点——他在灵魂深处与乌托邦情结的彻底决裂，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这不是单靠愿望或决心能做到的，更需要灵魂的纯洁和天分的明敏。
诗人的语言天才不能归结为某种经过训练而能达到的技巧，语言天才也需要训练，但那种对世界的本质观察则非训练所能达到，它只能归结为诗人独特的经历以及他的先天禀赋。我们知道王小波很崇尚现代西方文学如法国作家杜拉斯的小说，尤其对王道乾翻译的《情人》推崇有加，他的小说《黄金时代》可以看出杜拉斯的影响，但即使这篇优秀的小说也不能使我们忘记作者王小波的存在，而王小波之所以这样牵动我们的心灵，是因为他描述的真实——他似乎尚未达到编造一个虚拟故事而能让读者信以为真的地步，他不是纯粹的小说家也就表现在这里——比喻地说，他不是一个善于戏仿的演员，而是一个本色演员，他只能演他自己。王小波用文字给他的时代建立了雕塑，不仅把自己和他周围的人赤裸裸地表现出来，而且把那些转瞬即逝的历史时刻所折射的时代意识凝固下来，为后世的思想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反思的标本——这都因为诗人那比闪电还犀利的目光对历史的观照。
（一）死亡的意义
死亡是文学永恒的主题。死亡之所以严肃是它的历史性的不可逆性，如果死亡是可逆的——比如孙悟空可以把他被妖魔砍下的头颅重新长在自己的脖子上，死亡就成了喜剧；但人类的个体一般没有孙悟空的神通，因而历史舞台和戏剧舞台上的死亡之所以都是悲剧而非喜剧，皆因死亡是人生的彻底终结。生命之所以让我们每个人认真对待，就因为死亡横亘在每个人的面前，生命因死亡的彻底终结性而成为人类最宝贵的东西。
但人类的形而上学并不是教条主义地理解生命的宝贵性，比如一些人认为有必要为了自己的名誉而杀死自己；而在另一种激烈的历史情境中，如果一个人的死亡可以换得一群人的生命继续，那么这个人就可能把牺牲自己的生命视为必要的和神圣的。我们说革命的积极意义就在这里表现出来——尽管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宝贵的，但在日本法西斯侵犯中国人家园的时候，他们就要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武器去消灭侵略者的生命，因为当民族尊严成为人们自由生命的条件，为了捍卫这个尊严就有必要牺牲生命，这种意义上的革命精神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崇高。当然革命的积极意义并不仅于此，还有建立在比喻之上蕴涵于生物进化、社会运动、科学进步中的意义，前者如人猿的分野，中者如“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后者如瓦特发现的蒸汽动力原理对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巨大改变。
而历史的曲折性在于，那种基于更高目标而否定生命的革命意义可能被滥用。这种革命的异化就不仅否定了革命的积极意义，而且否定了生命的意义——把生命尤其知识者的生命当作可以随意处理的垃圾。
在那个革灭文化和随意损害无辜生命的时代，知识分子如大学教授自杀者不少，而随着时代风气的转变，人们似乎对此淡忘了。但王小波没有忘记，时间没有磨灭他的记忆，反而更加鲜明，他把他曾经的观察以惊人的细节表达为文字；而尤为可贵的，他没有任何虚情假意，他的文字直入本质，没有敷衍的成分。除了诗人，没有人能够做到。
那些日子里北京上空充满了阴霾，像一口冻结了的黏痰，终日不散。矿院里死了好几个人，除了贺先生跳楼，还有上吊的，服毒的，拿剪子把自己扎死的，叫人目不暇接。
说北京的天空像冻结了的黏痰，这个意象并不特别成功。但我们考虑到诗人正在发展中，也就不能苛求他，我们不能拿但丁的严谨来要求王小波。我的意思是王小波的意象的纷繁和不严谨更接近波德莱尔。王小波写自己心灵中所记忆的历史的欲望太强烈，尽管他对查良铮和王道乾的译笔推崇备至，他的语言似尚未达到前辈大师的静穆与悠闲，总是禁不住站出来发言，他作为小说家的这种“不成熟”或正是他作为中国二十世纪之史诗家的特点——饱含着人间赤子的真情。一个“反动的学术权威”的死亡给予一个少年的记忆如此深刻，以至于他像描写花朵那样细致地描写了贺先生跳楼自杀后的脑髓：
他脑袋撞在水泥地上，脑浆子洒了一世界，以他的头颅着地点为轴，五米半径内到处是一堆堆一撮撮像新鲜猪肺的物质。不但地上有，还有一些溅到了墙上和一楼的窗上。
这是一个自杀者给予世界造成的痕迹。这样的描写并不完全能显示王小波作为王小波的独特性，显示他作为自己的是这样的句子：“一个人宁可叫自己的思想的器官混入到别人鞋底的微尘，这种气魄实在出我想象之外。”把“思想的器官”与人们“鞋底的微尘”联系起来，这需要对宇宙历史的深刻理解。在砰然一声的视觉表象中，我们很自然地感觉到王小波自己的在场，他没有把自己置身于叙述之外，这使人忘记自己在阅读小说；而当诗人以更强的声音说话时，我们认出了那个诗人思想者的王小波：
虽然贺先生死时还蒙有不白之冤，但在他生前死后，我从没有对他有不敬之心。相反，我对他无限崇拜，无限热爱。不管别人怎么说他（反动的学术权威、国民党官僚等），都不能动摇我的敬爱之心，在我心中，他永远是那个造成万人空巷争睹围观的伟大场面的人。
诗人表达的真情来自于他所拥有的真情，他连续地用“无限”——无限崇拜、无限热爱——来表达对贺教授的尊敬，这在冷眼看世界的王小波是很不平常的，一定是贺教授的学养人品征服了他。万人空巷的热闹场面也不如诗人王小波目睹他的死亡更热烈、更有意义。这可能被人遗忘的历史细节终于以王小波的诗笔而传达到了世界，贺教授就以自己的死亡延续了自己的生命。
诗人王小波并没有止于他对贺先生的崇敬，如果止于此，他的史诗就无法把自己与那些怀念蒙冤的亲人的悼念文字区别出来，诗人继续写道：
贺先生死那天晚上，半夜两点钟，我又从床上起来，到贺先生死亡的地方去。我知道我们院里有很多野猫，常在夏夜里叫春，老松树上还落着些乌鸦，常在黄昏时哇哇地叫。所以我想，这时有些动物肯定在享用贺先生的脑子，想到这些事我就睡不着，睡不着就手淫，手淫伤身体。所以我走了出去。转过了一个楼角，到了那个地方，看到一幅景象几乎把我的苦胆吓破。只见地上星星点点，点了几十只蜡烛。蜡烛光摇摇晃晃，照着几十个粉笔圈，粉笔圈儿里是那些脑子，也摇摇晃晃的，好像要跑出来。在烛光的一侧，蹲着一个巨大的身影，这整个场面好像是有人在行巫术，要把贺先生救活……
我之所以没有跑掉，是听见有人说：小同学，要过路吗？过来吧。小心点儿，别踩了，我仔细一看：蜡烛光摇晃，是风吹的；对面的人影大，是烛光从底下照的……对面的人有四十多岁，是贺先生的儿子……我慢慢走回家去，那天夜里没有月亮，但有星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