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中国式的忧郁

作者：周　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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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年，即2006年，是中国的俄罗斯文化年，我即兴写了一篇题为《俄罗斯的忧郁》的短文。说来也巧，瑞典科学院在把2006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给土耳其作家帕慕克时，颁奖词称赞其说：“在探索他故乡忧郁的灵魂时，发现了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同年的10月底，南京的几位学者，就“当下的文学生态与文学民主”进行了一番“对话”，有位学者在谈及帕慕克的获奖时说，“在中国当代叙事中，还没有作家能够将中国的忧郁描述出来”。这样，不知不觉地，“忧郁”便成了我2006年阅读与写作的一个关键词。
　　说实话，去年我在撰写《俄罗斯的忧郁》一文时，是把忧郁当作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文学的一种特质来加以表述的；言外之意，中国人及其汉语文学，似乎并不具备忧郁这一特征。我想，我的这一提法虽然有些偏颇和武断，但就这半个多世纪我们生活的社会环境来说，却也并非妄言。我自年少之时开始，所见所闻乃至所感受到的一切，无不是慷慨激昂和热血沸腾，无不是朝气蓬勃和兴高采烈；哪怕少许的伤感或者淡淡的哀愁，都会被斥责为资产阶级或小资产阶级的情调，遑论什么“忧郁”！待到二十世纪的七十年代末，拨乱反正之后，按说不会再有人去批判什么“小资”情调了，可没想到的是，往日的热血沸腾竟然转化成抑或说是导致为疯狂的喧嚣与极度的浮躁，兴高采烈则干脆变成了节日和晚会的高歌狂舞，变成了无聊的调侃和无厘头的搞笑。人们虽也奢谈什么“小资”，但这“小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生活方式，不过是喝喝咖啡，进进酒吧，以及迎合某种时尚的起居与穿戴罢了；至于忧郁，以及伤感、哀愁之类，这些美好的情愫则与我们相去甚远，甚至连这方面的记忆也都消失殆尽。那么，我们的作家又如何去描述中国人“忧郁的灵魂”呢？
　　其实，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并不乏忧郁的传统——“杞人忧天”就最早地表达了人类对于自然环境有可能恶化的忧虑。作为世界文学瑰宝的中国古典诗词，无数篇什的字里行间，更是隐隐颤抖着“故乡忧郁的灵魂”。只不过中国人的忧郁也许有别于其他国家和民族，有其独具的“中国特色”罢了，因此，我们不妨称其为“中国式的忧郁”。通览中国古代的诗词，这一中国式的忧郁，似乎是浓浓地凝聚在一个“愁”字上。羁旅之愁、怀乡之愁、相思之愁等等，用李清照的一句话来说，实在是“怎一个愁字了得”！就连以豪放洒脱著称的李白，终其一生也无非是想“与尔同销万古愁”。中国的文人，一个个心比天高，然而却又命运多舛。人生的坎坷与生命的脆弱，注定了他们终身要与忧郁相伴相随，而中国的文人又非常喜欢将自身的忧郁凝聚在一些独特的意象之上，比如说“月”，就是古典诗词中用得最多的一个意象。近半个多世纪以来，我们习惯了描写太阳、歌颂太阳，可中国古代的诗人却很少去写光芒万丈的太阳。即使是写，所写的也往往是夕阳，是落日。诸如“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日落长沙秋色远，不知何处吊湘君”、“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等等。而描写月亮的诗，那可是俯拾皆是数不胜数了。“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今夜鄜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明月不谙离恨苦，斜光到晓穿朱户”、“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等等。即使是被公认为心胸旷达的苏东坡，在他的名篇《水调歌头》中，也情不自禁地发出“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的慨叹！古人对于月的这种寄托和慨叹，可以说是历经千年而不衰。这种以明月而象征化了的哀愁，就这样构成了一种中国式的忧郁。以致发展到现代，国人竟情不自禁地将火车站里的站台都命名为月台。这可是其他民族所没有的，至少在英语里的“platform”（站台）一词，无论译音还是释义，均与月亮无关。中国人之所以要将站台称作“月台”，恐怕正是隐含了千百年来积淀于我们内心的别恨与离愁吧？
　　古典诗词中还经常用到的一个与“愁”相关的意象，那便是“烟”。“槛菊愁烟兰泣露”，想那愁绪原本就是难以梳理无法排遣的，要描述这种情感没有比“烟”更好的喻体。在中国的古典诗词当中，此类如烟的借喻可以说比比皆是：诸如“烟云”、“烟霭”、“烟波”、“烟柳”、“烟花”、“烟草”等等。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有幸读到如“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这样的千古绝唱。“烟”一般与“汽”与“水”有关，“烟笼寒水月笼沙”，日出之前和日落之后，水面上那层轻纱般如梦的烟霭，怕是最能引起诗人的忧思与哀愁了。由烟及水，古人自然也就对水情有独钟。不过，也正像古人很少歌颂“日”而喜欢吟咏“月”一样，他们笔下的水，往往都是“淡水”，也就是江、河、湖、泉等等。在浩如烟海的古典诗词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多少首专门题咏大海的篇什，有也只不过是一些零星的词句。这尽管是由于中国传统的主体文化乃黄土文化（自足型的农耕经济）而非蓝色文化（贸易型的海洋经济）所致，但那无边无际的大海难以寄寓诗人们的忧郁，恐怕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中国文人的愁绪只能是“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只能像“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流”。既然要写水，自然而然也就要涉及与水有关的雨露霜雪；于是，这才有了“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的相思之苦，这才有了“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孤独守候。我特别欣赏贺铸《青玉案》的那句结尾：“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那如烟的愁绪真是难以化解、无处不在，真是“生命难以承受之轻”啊！
　　说起来，这种中国式的忧郁是与中国的农耕社会密不可分的。正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才产生出中国文人的这种特有的忧愁。正是社会的封闭、交通的艰难，更重要的是集权的桎梏和礼教的压抑，才使这种中国式的忧郁，以它特有的寄托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具有了沉重的历史感与独特的审美价值。这种忧愁同时也是与中国古代文人的个人遭际密不可分的，他们笔下所描述的这一中国式的忧郁，往往是他们仕途坎坷的真情流露。当然，任何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他们忧郁的情怀不可能只局限于在个人的得失上，不知不觉地就会与民间的疾苦和民族的灾难紧紧地连在一起。从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到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都无不表现出这一点来。不过，由于中国的文人毕生的追求无非“功名”二字，因此当他们科考落第或仕途失意，意欲“穷则独善其身”时，这种忧郁的情绪就显得格外浓烈；而一旦要“达则兼济天下”了呢？那就满怀豪情地“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了。这一点在杜甫的创作中表现得最为突出：当他“万里悲秋常做客”时，他的诗作的确深刻地表现出一种“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大悲悯，而一旦他稍有了点官职呢，便又得意于“天颜有喜近臣知”，沉溺于“暂醉佳人锦瑟傍”了。由此可见，中国古代的文人，即使他们有着“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忧患意识和旷达胸怀，但他们所忧的“天下”最终也走不出皇室的“家天下”；他们“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中国式忧郁，其境界与对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追求实在是关系不大。
　　不过，作为一种情感，一种民族的心理特征，它肯定是要不间断地延续下去的，而且会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开放而产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明显地看到，即使到了现代，虽说白话文替代了文言文，却也并未舍弃那份伤感和那份忧愁。新文化的开路先锋鲁迅先生，他的小说实际上也处处为这种中国式的忧郁所笼罩。《故乡》、《明天》、《伤逝》、《孤独者》……尤其是《在酒楼上》，那浓浓的忧郁实在是化也化不开啊！至于先生的《野草》，则更是一种近乎绝望的忧郁，它只怕已成为中国文学的绝响了。还有像巴金的《家》、沈从文的《边城》、老舍的《月牙儿》、郁达夫的《春风沉醉的晚上》、萧红的《呼兰河传》、艾芜的《南行记》等等，无论小说中的主要人物还是整个作品的氛围，也都无不浸润着一种或浓或淡的忧郁。且不说“新月派”和“九叶派”许多诗人的优秀诗作，就连朱自清那篇仅有千把字的散文《背影》，不也是将我们前文中提到的“月台”作映衬，把自己那难以排遣的伤感和哀愁注入到父亲的那幅“背影”里去了么？重要的是，经过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鲁迅一代人的忧郁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个人的穷通以及狭隘的离恨别愁了，它已与时代的变迁和民族的命运息息相关。我想，我们的作家，倘能沿着这些大师当年的足迹继续走下去，说不定还真能“探索”到我们“故乡忧郁的灵魂”，从而“发现”“文明之间冲突和交错的新象征”呢！遗憾的是，我们灵魂中的这种中国式忧郁，渐渐被激昂的战斗口号给替代或者说是给压倒了，一种被指斥为消极和颓废的情感，谁还敢“探索”和“描述”？一旦进入“激情燃烧的岁月”，这种忧郁自然就更为革命豪情所不容，除了“自取灭亡”，剩下的也就只有振臂高呼和欢歌狂舞了。
　　忧郁，源自于人对自身存在的反复拷问，源自于人对整个人类生存境遇的终极关怀，然而我们却无知无情地将它给抛弃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伤感也好哀愁也好，乃是人性中的一种极其美好的情愫。要知道，正是这些美好的情愫，才让我们懂得什么叫同情，什么叫怜悯；才让我们懂得如何关心民间的疾苦，如何关注民族所曾经历过的苦难！最令人想不到的是今天，我们不仅把这些都统统抛弃和遗忘了，还大摇大摆毫不知耻地进入了一个消费主义和犬儒主义的时代。人们都一门心思地去赚钱，谁还知道什么叫做忧郁？各路精英所心系的似乎只有权力、金钱、豪宅、香车以及美女或者美男。玩世不恭，及时行乐，生怕有什么好处自己捞不到，无不把肆意挥霍和感官刺激视为人生最大的快意。我们的许多作家更是媚权媚俗，一味地追名、逐利、猎色，日益地优伶化和痞子化，只看重身体，而不在乎情感；只追求性，而不再言爱。过去的苦难要么早已遗忘，要么把它当作炼就钢铁的炉火来加以歌颂；什么社会的痼弊，什么民间的疾苦，什么民族的灾难，一概不闻不问，索性就视而不见。个别自命不凡的作家，竟然有脸把自己“吸毒、嫖娼”的恶行当做卖点，在媒体上大肆宣扬……如此堕落的灵魂怎么可能跟忧郁搭上界呢？要想如南京那位学者所说的，“描述”出“中国的忧郁”来，我想，我们的作家恐怕得首先摆脱自己精神附庸的身份，成为如雅斯贝斯所定义的那种“精神贵族”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