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化尘俗而归自然
作者：国 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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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着苍茫的宇宙，人是何等的微不足道。且人类往往不能充分觉知他所生存的境况以及自身的能力，遂使生命陷溺于茫昧的偏执之中，其“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执迷，也就会落入“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感伤了。然而人生的茫昧不是必然的，在特殊的机缘，诸如生离之哀、死别之恸、贬谪之苦、富贵之幻等生活中突来的激荡下，往往能扯断生命与俗情间的脐带，使自己于天地寥廓、四顾茫然中有重新谛视生命的机会，而一场大梦，乃有醒觉之时。于是，在他们澄澈的心境照射之下，“生命之路”已不再是痛苦之源。
历代的散文中，有很多描述这种从人生的茫昧、忧患中超转出来，向淡泊虚灵的境地移转，在宁静之地求得精神安顿的佳篇。由于这些散文都受到《庄子》超脱的人生智慧之莫大影响，所以我们有必要探讨《庄子》作为这类散文之根源的特色，并了解其影响力千古不坠的原因。
《庄子》本身就是最能表达超脱智慧之智与美融合的散文。《天下篇》讨论其他诸子时，只涉及思想层面；谈到庄周时，却大半是评论文辞的话：
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其书虽镶玮而连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诡可观……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
可见《天下篇》作者对《庄子》的文学色彩，已异常注意；如果该篇是出于庄周自己的手笔，那更是他本人对其作品的艺术性流露出不容自己的欣赏之情了。我们试看《逍遥游》中，不外是要标举“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的人生理想，期使众人闻风兴起，以超拔于人生迷境，而达精神解放、怡适自得的境地。但全文却看不到平铺直叙的说理痕迹，而是凭借寓言的形式，将隽永的谐趣与奇肆的想象打成一片，以形成超妙神奇的理趣。再如《秋水篇》中，也不外由价值判断的相对性，阐明“齐物”的道理，但全文却以寓言的问答形式、奇幻的设想，一步一步的引领读者敲启智慧的殿堂。于是，本为枯燥乏味的说理文字，在庄子手中却转化为天下的至文、文坛的奇葩，李白《大鹏赋》谓其“开浩荡之奇言”，凌约言谓：“庄子如神仙下世，咳吐谑浪，皆成丹砂”，实非过誉。
然而，这里出现了一个极度“吊诡”的现象——庄子的美文是在他对文字抱持不信任的态度下造成的。我们知道，庄子对言说本身的局限性，有相当深刻的体认，有名的筌蹄之喻就是主张“得意而忘言”，以破除语言文字的迷障。甚至，言说所表达的“意”仍不可执著，因为“意”仍然不是究极的。他最后的目的，是要以言泯言，由“天府”、“葆光”之主体境界，以彻底消融言说的问题，而归于境界的“无言”。庄子对于文字既然采取这种不信任的态度，那么，他自然要反对用心在语言文字上显露文采，耸动众人，使是非更加淆乱，大道更加隐晦。《齐物论》云：
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
那么，荣华的“言”似乎将为庄生所摒弃了。但事实却又不然，对于文字、文采抱持不信任态度的庄子，分明造就了震烁千古的美文，其原因何在呢?
由于对文字表意功能之局限性的体认，庄子为了不使文字的表意功能僵化，使世人执著于此一“糟粕”，他认为“庄语”的表意方式是不适合的，《天下篇》云“以天下为沉浊，不可与庄语”，就是表明最能化除迷障的表意方式是“寄言以出意”的狂言。所以该篇接着说：
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
“巵言”、“寓言”、“重言”也就是同篇所说的“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这是以比喻、象征等手法，打断世俗的思维模式，使人从习以为常的小知小见中超拔出来，以窥见智慧之境。而这种表意方式，却正可使他的散文挤入美的领域。徐复观先生说：
与庄语相反的话，乃是无道德地实践性的话，无思辨地明确性的话，正是纯艺术性的，其本质是属于诗的这一类的话……这种谬悠荒唐之美，是超凡脱俗地艺术、超凡脱俗地美。
由是，对文字的积极功能抱持不信任态度，对语文的华美加以鄙弃的庄子却创造出了天下至高无上的美文，而庄子的人生智慧亦可借着巵言、寓言、重言的方式，消融于谬恣、荒唐、无端崖的芒忽恣纵之描述中。如此，既可怯惑去执，化除语言文字的迷障，其人生智慧亦可借助美的语言形式而表露，而表现超脱智慧之智与美融合的散文，也就在这位谜样的人物慧心独运中诞生了。
《庄子》既是我国第一部表现超脱智慧的美文，更重要的，它也影响了这一系列与美融合的散文之形成。
经过先秦时代儒道两家圣哲的努力，中国人已意识到从浮面的生理现象中沉潜下去，以昭露出道德之心或虚静之心的可贵。但是走儒家的圣贤之路，须要有坚强的毅力，承担成己成物的道德实践，却没有现成的宗教信仰可供作颠沛、困顿时的慰藉，所以若非自己能不断地做道德反省，就很不易撑持下去。而一般人若是历尽过人世的沧桑，了解祸福相倚，计较无益，则在剥落一切机心后，却会自然而然地走入道家虚静恬淡的世界，因为只要一念放下，则尘俗的烦忧立可洗涤净尽，而使精神当下获得憩息。这里真是人间的桃源胜境，而庄生的生命风姿既然“典型在夙昔”，则当人们阅世既深，于一念醒转之间，自然很容易触动内心深处“曷不归去”的弦音了。以前的士大夫浮沉宦海后，往往有“晚年独爱静，万事不关心”的倾向，正可说明庄学的虚静智慧已浸入了每个中华儿女的肌髓；而当人们自觉地想摆脱俗情的困扰，以苏解疲困的生命时，就是庄子虚静超脱的智慧发挥它指引人生妙用的时机了。明乎此，则显现当境拔起、飘然脱俗之了悟的散文，都具有十足地庄味，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显现当境拔起、飘然脱俗的了悟的散文中，我们可以发现另一个现象：这类作品往往与山水田园结有不解之缘：作者每凭借对大自然的观赏欣趣，在山岚水雾之中，寄托他们对生命的了悟。固然，由于中国文化平和中正的人间性格，使人与自然容易保持和谐的关系，且这种亲和关系，在《诗经》时代已表现得很清楚，但是将表现超脱之情的文学与自然间的关系更密切的联系在一起，使二者由透过比兴而来的偶然关系，变为追寻自然、归向自然的紧密关系，庄学无疑曾发挥了很大的影响力。
就外貌而言，庄书中多山林皋壤之言，富欣赏自然之趣，所以庄学的玄虚高远之理与山林隐逸之趣合流，在庄书中可谓已经有了初步的雏形。但这种现象似乎不只是庄生个人的偏好，而是他思想发展的必然归趋。须知，庄子逍遥游的人生理想，虽说是要求主观精神的不执不著，超乎流俗，以呈现一绝对冲虚的主体自由，但他决无意排斥人间世，对于沉浊的现实世界，仍然抱持着“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之涉俗盖世、和光同尘的态度。但是面对着沉浊的人间世，这种态度在观念上容易做到，在实际生活中则有困难，于是在不知不觉中，他便会超越尘俗而归向自然，在山水田园中安顿他的生命；更何况在虚静之心呈现时，自然景物本来就容易在其映照下，呈现美的意味，庄书中多山林皋壤之言，富欣赏自然之趣的原因便在此。
表现当境拔起、飘然脱俗之了悟的散文，在精神上是与庄子要求超越世俗之上的思想一脉相通的，甚至可以说是受了庄学的影响。那么，庄子的思想既然在不知不觉中会有超越尘俗而归向自然的要求，同理，表现超脱智慧这一系的散文往往借大自然以展示他们对生命的了悟，也就不足为奇了。
谈完了《庄子》对这一系散文的影响，我们且来看看此系散文的特征。其一，这种当境拔起、飘然脱俗的了悟，并非经由精密思辨而得的“理”，而是在追求精神安顿的过程中所获得的生命洞见力，是深重地叹息之后的真正精神解脱，所以作者往往会以抒情之笔将他这种生命悸动表现出来，并且也会将自然景物在其虚静之心映照下所呈现的美的意味表现出来，而不会倾向于玄理的表达，以形成说理文字。其二，由于这种“智”是当境拔起、飘然脱俗的了悟，所以文中所表现出来的，便是一种超然的观照态度，在抒情中仍不会完全陷溺于感情世界里，不像一般抒情作品之沦于往而不返地自我倾诉。其三，文学作品的高下常随生命境界之高下而升降。表现生命之了悟的“智”，是剥落了生命的一切渣滓后所呈现的澄澈之境，作者的生命境界既高，自可触处生春，而使作品的境界水涨船高，历代诗评家、文评家所刻意标举、追求的清、淡、远等境界，都可在这一类作品里寻着。陶渊明的《归去来辞》，柳宗元的山水游记，苏东坡的《超然台记》、《记承天寺夜游》、前后《赤壁赋》等作品之所以特受读者钟爱，其原因便在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