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2007年第7期

“体系”之外的黑格尔

作者：邵丽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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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惯以为，黑格尔是位严谨的体系化的哲学大师，他构建了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思辨体系，按这种体系的解释，人类历史遵循正题—反题—合题的模式周而复始地运动着。黑格尔在我们头脑中被定格了的形象是严谨，有完整的思想体系。这种形象甚至影响了我们对整个德国人的印象，无论在何种语境下，谈及德国人的民族性格时，可以达成共识的评价是：严谨。
　　黑格尔确实杜撰过很多“体系”。在历史哲学方面，他构建的“体系”是：一部人类历史就是“世界精神”不断外化的历史，这个历史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分别由东方人、希腊和罗马人、日尔曼人来担当“世界精神”具体化的使命；与之相对应是三种政体，第一种是东方人的专制政体，第二种是希腊和罗马人的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第三种是日尔曼人的君主政体。为了把这个体系描绘得完满，他按自己的目的裁剪史实，有时还有些故意的歪曲。对这一点他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妥，因为在他看来，历史哲学追求的不是经验知识上的正确，而是逻辑上的正确。他所说的“世界精神”其实是从柏拉图的形而上学体系中横移过来的一个概念。众所周知，柏拉图的核心思想是“相”论，即他认为，世界上我们能看到的万事万物皆有其背后的一个本原，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原型”或“原因”在起作用，这个“原型”外化到我们经验能观察到的现象界时，才形成了我们能看到的事或物。他把这个“原型”或“原因”称为“相”，过去中国哲学界也将其译作“理念”，后来老一辈哲学家陈康先生坚持将其译作“相”，似乎得到越来越多的共识。不过若是译成“理念”，就与黑格尔所说的“精神”更为接近了。在黑格尔看来，世界历史也有一个“相”，这个“相”就是“世界精神”，我们能看到的历史不过是“世界精神”在经验世界里借助一些人和事的逻辑展开而已。“相论”是西方哲学和科学的重要理论基石，至今仍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是，将其如此简单化地横移入充满意志冲突和自由选择的人类历史，一时间还很容纳不了其中的丰富性与多变性。所以，尽管黑格尔尽力维持，这个“体系”仍然漏洞百出，而且，还给他的哲学带来了另一个公认的评价：晦涩。在我看来，黑格尔历史哲学中的晦涩倒不是因为深奥，实在是因为他想把一件本来就不圆满的事情硬要变圆满了，所以，难免说一些连自己也不明白的话。与他同时代的哲学家叔本华曾对他的哲学作过如此评价：“整个说来，黑格尔的哲学有四分之三是胡说八道，有四分之一是陈词滥调。为了蒙蔽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他们讲一些他们明知自己不懂的东西；因为他们，特别是那些生性坦白的德国人，马上就会以为这些东西只有他们才能懂，虽然他们暗中也并不大信任自己的知性；同时，为了面子起见，他们还会掩饰他们的不懂，为此，最妥当的办法就是跟着起哄，一齐赞颂自己不懂的智慧，而那种智慧则正因此越来越具有权威性，越来越使人敬服，越来越使那个认真相信自己的知性、独出心裁下判断的人有更大的勇气和信心，把事物解释成荒唐的胡说。”这个评价尽管有些尖刻，有些以偏概全，但不能说没有根据，而那些根据，正是在黑格尔极力维持自己的“体系”时所暴露出的漏洞。
　　不过，黑格尔本人对自己的“体系”也并不怎么当一回事儿。虽然在论证自己“体系”的合理性时他不遗余力，但转眼之间，他自己也就将这个“体系”置之不顾。出于“体系”的逻辑，他说过：那些伟大的历史人物之所以伟大，是因为他们充当了“世界精神”实现自己的“工具”，伟人的职业就是“世界精神的代理人”。但一旦落实到对具体事件和人物的评价时，他就完全忘记自己“体系”的逻辑和立场，完全从感性的和审美的角度来评价他所遇到的每个历史人物，这时，他振振有词地说：“解释历史，就是要描绘在世界历史舞台上出现的人类的热情、天才和活力”，而不再是揭示“世界精神”的实现过程了。马克思赞赏过他的这个立场，称之为“能动性”的一面。在评价具体事件时，谁表现出足够的热情，谁就能赢得黑格尔的赞赏，不论其是否成功、是否代表了“世界精神”。比如在论及古典希腊的衰落时，他说到“希腊生活的极盛时期只有六十年，就是从西历纪元前492年米太战争（即希波战争）到西历纪元前431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道德的原则既然无可避免地灌输进来，立刻便成为腐化的开始。但是这种腐化的表现，在雅典所取的形态和在斯巴达所取的形态不同：在雅典表现的是公共措施的废弛纲纪，在斯巴达表现为私人道德的堕落。当雅典人灭亡的时刻，不但显得温和可亲，而且显得伟大和高贵，使我们不能不为它感伤；相反，斯巴达人就不同了，主观性的原则展开在下贱的贪欲之中，造成了一种下贱的灭亡”。如果严格遵循他的“体系”的逻辑，雅典和斯巴达同样都是灭亡，都是在完成“世界精神”所设定的“程序”，本无高下之分。但他却区分出了一种“高贵”的灭亡和一种“下贱”的灭亡！“公共措施的废弛纲纪”无损于个人品行的完美，因而，即便灭亡也是高贵而伟大的；而“私人道德的堕落”则带着下贱的色彩，这种国家的灭亡是令人鄙视的过程。在这里，他的评价标准不是逻辑，而是审美，是那种激荡起他对高贵行为景仰的审美冲动。
　　事实上，黑格尔之所以能在生前身后赢得各方面的接受，完全不是因为他构建的那些“体系”，而是在他诸多互相矛盾的论说中总有能被某一方面人接受的见解（当然，也有人为他打圆场说，他的自相矛盾是辩证法）。他的哲学，还在他活着的时候，就被普鲁士国家接受为官方哲学；就他在德国精神发展史的地位来看，他的哲学又是一种能代表德意志民族精神的民族哲学；中国人知道黑格尔，则更多的是通过马克思，黑格尔曾对青年马克思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在这个意义上讲，黑格尔的哲学又是一种革命哲学。
　　他的学说之所以能被普鲁士国家接受为官方哲学，是因为他表现出的赤裸裸的国家崇拜。他宣称，“精神”在有限存在中全部实现的形态就是“国家”。“国家是现实存在的实现了的道德生活，人具有的全部精神现实性，都是通过国家才具有的”。“国家”是存在于“地球上”的“神圣观念”。国家乃是“自由”的实现，也就是绝对的最后的目的的实现。在他看来：什么是“自由”？服从国家就是“自由”，哲学就是为国家服务的一种公共存在。在人类思想史上，还很少有人如此狂热、如此直截了当地表达对国家的崇拜，在这方面，黑格尔真是做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叔本华评价说，黑格尔的意图就是“通过奴颜婢膝和正统观念以博取王侯们的好感！”马克思同意并重复了这个评价，他说只要一提及普鲁士，“黑格尔几乎达到奴颜婢膝的地步。显然，黑格尔周身都染上了普鲁士官场的那种可怜的妄自尊大的恶习”。
　　黑格尔受到叔本华和马克思诟病的地方正是官方看中的地方。普鲁士文教部大臣阿尔腾施泰因男爵就是因为确信黑格尔哲学对于国家的重要作用，才出双倍的高薪把黑格尔从海德堡大学挖到柏林大学任教的。黑格尔也不负众望，在他担任柏林大学校长那一年，海晏河清，柏林大学没有发生过一宗反政府事件，而当时法国正在酝酿并暴发了七月革命。单从学说体系来看，国家崇拜不只是黑格尔一个人的事情，康德早就表达出了类似的意思。当时，德国还没有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建国，是德意志大多数人的共同要求，康德和黑格尔只是满足了那个时代的要求，他们的历史哲学，很大程度上就是德意志的国家创制学。不过，这方面黑格尔也表现出了如同他思想一样的“辩证”性格，这位在书面上肉麻地吹捧普鲁士国王的官方哲学家，心底里却赞赏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据可靠记载，1820年的7月14日，他出人意料地开了瓶香槟酒，要朋友们为纪念法国人民攻破巴士底狱干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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